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 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於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窮困家庭,這些父母為了每個月可以領取698美元的文盲補助,寧可放棄讓孩子受教育。(網絡圖片)
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窮困家庭,這些父母為了每個月可以領取698美元的文盲補助,寧可放棄讓孩子受教育。(網絡圖片)

瑞典學者尼瑪山楠達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

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鬥、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

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捨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於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後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

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於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

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後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願;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後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採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捨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係,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繫在了一起。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徵稅,並非出於善心施捨,實際上被剝奪了施捨行善的權利;

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捨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並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捨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徵收了部份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像而心生同情。

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

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

挑起妒忌和鬥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

在希臘,人們不願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

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它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

危機爆發後,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徵稅。

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鬥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後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

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不滿,引發大規模爆動。(AFP)
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不滿,引發大規模爆動。(AFP)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裏。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裏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

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

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於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

在這裏,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並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像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於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