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時代革命》及《少年》之後，《紅磚危城》也在國際上揚威，獲得了紐約電視電影節人道紀錄片金獎。本報《珍言真語》邀請到《眾新聞》的導演張凱傑Jacky，分享他拍攝紀錄片的心路歷程。張凱傑直言獲獎自然開心，但是因為影片內容是傷痛的，亦很慘烈，所以同時也比較傷感。
張凱傑表示，這是一個人道方面範疇的獎項，參加比賽是因為事件本身是很震撼。對於整個社會發展，或者日後如何去看待這段事實，他認為如果有很多空白地方，或者很多誤傳認知和了解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覺得要去參賽，或者帶（這個影片）給更多的人看。」
理大園城內外如戰場 人身安全抉擇充斥數晚
「理大圍城裏什麼彈藥你都會見到，還有那些水炮車啊裝甲車啊。」張凱傑在拍攝期間，深深感受到香港當時面對一個很大的危機，以往從未有社會衝突，牽連到到一所大學的校園。他回憶校園裏很多人受傷，而且很長時間處於圍困狀態之下，無論身體上的受傷，或者是心靈的傷害都是很大的。「很想將這個事情講給別人聽，其實當時的香港發生著什麼樣的事呢？又或者是很多人不知道，理工大學圍城裏邊那個狀態是怎麼樣，而圍城裏邊的人，其實都不知道當時外面，整個油尖旺都同樣很誇張、很震撼的。」
「決定留下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那個就是新聞現場，一個很大的新聞現場，如果你走了，不知有什麼事情會發生，還有社會很需要你，在那一刻，就是無論裏邊的人也好，或者外面的人也好，很需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那個環境是怎麼樣的。」張凱傑說他是合法記者，是全職記者，但他同意當時整個新聞行業或者記者都正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危機。除了法律風險之外，更大、更首要的是人身安全。作為一個記者去到一個很重要的環境，要如何自處呢？那一刻的報道，會不會激化了任何一方面的情緒，起到一個不好的收場呢？這些抉擇充斥無數個夜晚。
警方以新彈藥強攻理大 學生兵行險著天橋游繩逃命
「圍城的第一晚上的時候，當時政府發布了消息，當天晚上10點之前所有人都要離開理大，否則就當成是暴動的現場，情況是很嚴峻。」張凱傑指當晚到10點的時候，從校園外面有些彈藥射進校園裏面，「那些彈藥是我這麼多個月的採訪這個反修例運動裏面沒有見過的彈藥，就是很像閃光那樣很大聲、很光的，一連射了幾發來校園裏面。而這種彈藥射出來的時候是沒有味道的，不會覺得是刺鼻還有就是很光。而且很吵好像煙花那樣，所以你會耳鳴，當時是有耳鳴，其他當時在現場的人都有。」
張凱傑憶述當日在校門中彈，「看著那個彈藥射進來，就被射了一下，打中了腳，是右腳，然後我就馬上走了。」他馬上轉身想爬回校園裏面，找些屏障遮擋保護一下，才發現遺下鏡頭就不得不回頭。「當我爬進去之後，然後我再跑啊跑的時候，接著又中多一發，就是在手上，手上馬上被擦傷、馬上流血了，越跑就越累，越跑就越累，1分鐘、2分鐘我就中了兩發子彈」。
理大被圍城後期，校園內有些人通過吊索游繩逃生，在眾多社會運動中是第一次出現，張凱傑記得當時大概是2019年11月18日晚上，那一幕是他同事拍到。
他形容，當日被圍困的人已經方寸大亂了，清晨開始有很多人想嘗試突圍而出或者去找離開的路線，結果試了幾次都不行，有些人受傷或被捕。他們年紀很小，未必承受得了這種壓力。到了晚上，信息混亂，正門有些校長或者教育界想進來，希望去斡旋或者協助帶些未成年的人離開。另一邊廂校園天橋，有些人則「決定要踏上這條路，就是要在一個很高的、離地很高的地方，也是徒手，下面是沒有什麼去cover，就是沒有什麼軟墊，就徒手滑下去，那一幕很震撼。」
張凱傑記得同事跟他說，去拍攝的時候，有一位年輕的女生，雙手合十，懇求現場的攝影師，可否不要拍。「因為你遲1分鐘，我們就可能有更多人可以逃走，就是救更多的生命。是一種抉擇，但是最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我們最終都有拍到，不過其實我們本身那個過程沒有做直播。」他覺得畫面怎麼用可以之後去想，但是這個畫面很重要，若干年之後，歷史有機會被篡改，或者被否定發生過，片段就是很有力的證據，也去證明當時（事情）走到這個程度。「一個片段一個畫面已經勝過千言萬語，描繪出當時情況有多嚴峻，為何會決定走出那一步，有機會摔傷、骨折的，甚至更嚴重的後果，那個環境怎麼樣逼到他們走到那一步，去逃生、去逃命。」
首度公開未曝光畫面 肯定學生記者價值
「不只是我自己去拍，也有很多同事的功勞在當中，圍城解封之後是很心急的，很想將自己看到的東西剪輯或者想告訴別人，所以連續幾個通宵不斷地剪輯成一個很短的短片，可能只有10多分鐘。」張凱傑解釋未經曝光的畫面，其實是與朋友或讀者一起去看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沒有見過。「我很驚訝，因為他們已經是一些很關注社會的或者很關注新聞的，但原來他們很多畫面都沒有看見過，不知道發生過那些事情。」那個時候他就下定決心要再剪輯，除了自己的鏡頭，也拿了同事所有的鏡頭和所有的片段重新整合成1小時的影片，剛好是理大圍城1周年之前剪好了。
「學生記者很重要，我覺得他們有他們優勝的地方，他們優勝地方，是他們那種初生之犢不畏虎，就是他們很膽識過人。」張凱傑談到，兩年前在一個聲勢浩大或者很波瀾壯闊的社會事件當中，學生記者走的很前的，很多很重要的鏡頭都是他們拍下來的，今天主流媒體要引用的一些片段，都是來自他們。「警方或者政府還要提出一些檢控，隨時都是要靠他們的鏡頭、畫面去佐證的。」他又指政府或者整個公民社會，都需要學生記者，與很多框架或者很多流水作業的主流媒體或者傳統媒體是一個互補。
「本身理大這件事情是很獨立的，而且很大、很嚴重，所以本身那些畫面或者本身這件事情脈絡的發展已經足夠構成了一個故事。」張凱傑形容，當日去挑選一個鏡頭或者一件事情去說的時候，在香港以外的人都沒有想過，一個發展到這麼成熟的國際社會、國際城市，可以發生這麼大的人道災難的。現在社會瀰漫著一種白色恐怖，所以去做紀錄片的時候，「困難的地方是因為民眾或者受訪者已經有了恐懼，所以他未必可以很直白、很坦誠去講他內心的感受，所以你問他的東西未必是最真誠的那一面，覺得是很可惜的」。
在靜默的時代說波瀾壯闊的故事
面對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包括《時代革命》、《紅磚危城》，以及剛剛入圍金馬獎的《少年》，都是被官方批判的。張凱傑會否感受到壓力呢？他斬釘截鐵的說：「沒有啊，其實我覺得很平常的，因為其實就是一個長一點的新聞作品。」他指影片中很多畫面包括現場直播，或者當時的新聞其實都有報道過，他只是以記者的身份，將發生過的片段或畫面再重組，完整去呈現出來而已。
他又強調，繼續去做好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對整個社會尤其重要，無論空間是否在收窄，只要繼續去做就是在捍衛這個新聞自由，「你如果不做就完全是零、沒有了。所以無論（空間）大小，或者還能做多少，關鍵是你繼續做或者繼續出版，或者繼續去製作，繼續去講你想講的故事，能做一天是一天。」
張凱傑覺得大眾迴響很大，是因為近兩年大家面對香港急劇的轉變，公民組織正在瓦解，所有新聞內容都好像是很不好、很負面，整個社會好像很鴉雀無聲了。曾經是很動盪過，片刻就變得這麼寂靜，其實每個人都需要時間去適應。但是原來大家仍在在自己的崗位裏繼續去慢慢去做一些事情，「你以為是鴉雀無聲的時候，金馬獎公布的入圍名單，沒試過這麼多與香港有關的，尤其社運題材作品入圍」。所以他覺得在一個意志消沉的社會，有時候未必能做出一些很突破的東西，但給一些信心或希望予別人也是重要的。@
節目播出：10月19日
文字更新：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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