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因宣傳六四集會，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10月6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有一件事值得留意。
除了朝雲的報道和專頁《鄒幸彤後援會》的帖文有記載法庭上某些精彩片段外，主流媒體似乎都選擇冷處理，沒詳述鄒幸彤如何雄辯滔滔盤問控方唯一證人，即那個發出「禁止集會通知書」的警司張永勤。
殊不知一問之下，張永勤竟自揭一個驚人事實：警方以「防疫」為主要理據，禁止今年六四集會，但原來否決集會的時候，卻從未參考防疫專家的意見！
根據張永勤的供詞，事件大致經過是這樣的：
5月25日，張永勤與支聯會常委開會，討論是否適宜舉辦六四晚會。張警司質疑以晚會的「人數」、「人流」而論，主辦方根本無法配合防疫措施。
5月27日，警方以疫情為由，向支聯會發出禁止集會通知書。
5月29日，支聯會與警方進行上訴聆訊，警方否決上訴。
表面看來，警方似乎按章辦事，一切彷彿有規有矩：先商討，再否決，還給你上訴機會，最後以「抗疫」這條萬能key為由，正式發出反對通知書。應該冇得輸吧，想不到還是被鄒幸彤問出天大漏洞，張永勤的口供完全被鋤散。
既然以「防疫」為由反對，警方當然需要徵詢防疫中心的專業意見，才能判斷集會是否可行。這個專業意見就是一份衛生署備忘錄。鄒幸彤在這份備忘錄上，發現了警方的兩大漏洞：
一、根據備忘錄的日期，衛生署專家原來早於5月25日（即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前兩日）已呈交備忘錄，但離奇的是，備忘錄上竟寫有（大意是）「應警方上訴委員會要求填寫」這句話。換言之，警方不是根據專家意見來否決集會，而是獨斷地做了反對決定後，才意圖利用專家意見去否決預期中的上訴。
二、去年警方禁止六四集會，附上的衛生署備忘錄表明「不建議舉行集會」，但今年的備忘錄則沒有此句。既然今年防疫專家並未反對集會，那麼聲稱以「防疫」為由而禁止集會的警方，又有什麼理據呢？
據朝雲的報道，鄒幸彤此時問張永勤，警方首次否決晚會的時候，是否「冇攞過專家意見」？張承認「可以咁理解。」裁判官一聽，意識到此點重要，特意喊「等等」，然後抄寫兩人的對答。
隨後鄒幸彤指出，儘管防疫專家的意見變了，但今年警方否決通知書的行文字眼，卻跟去年那份幾乎一模一樣，明顯是「樣板文書」。節節敗退的張永勤，雖然矢口否認是「抄」，但至此也無法不承認，兩年的反對通知書是「字眼一樣」。
本身是律師的評論員桑普先生，談及鄒幸彤這次盤問時，指出警方反對集會需要充分理由，「不能說警方有absolute discretion，他們必須有reasonable ground」，而按照香港近數十年來人權法案案例，官方任何限制人權的決定，「都要遵照『必要』、『適當』和『符合比例』的原則，不能殺雞用牛刀」，否則禁令就不合法、不合理，是無效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在今天香港，再強大的法律知識和盤問技巧，恐怕也保護不到基本人權。你違反一個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所謂「禁令」，亦很可能被判罪成。鄒幸彤這樣聰明，肯定明白自己的處境。她現在所做的，早已超越自身利益了——在我看來，她是要令某些人無法再假裝「依法」辦事，無法再冒充正義。
我們能夠做的，是廣傳張永勤警司自己吐露的真相，繼續大力關注這宗案件，不要辜負鄒幸彤堅持揭露事實的努力。願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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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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