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於1964年通過了《公民權利法案》（Civil Rights），1965年通過了《選舉權利法》（Voting Rights Acts）。隨著民權運動的結束，1966年，自由主義似乎達到巔峰。諸如「向貧困宣戰」（War on Poverty）這樣的「大社會」計劃，承諾遏制其它形式的不平等，社會公僕們在解決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上，展示了國家的智慧。

婦女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女性紛紛湧入大學，以護士和教師以外的工作為目標。同時，性革命（據說）為人類的成就感開闢了全新的途徑。

來勢兇猛，要加入文化和教育領域的精英階層，而不成為自由主義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或者好鬥性，這是大多數人所不具備的。另一方面，知識份子和學者、記者、藝術家和藝人、任何受過教育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可以無休止地攻擊，從不懷疑自己的正確性，確信歷史在推動他們前進，遲早會證明他們是完全正確的。

在當時腦筋開竅的自由主義者看來，世界似乎終於要改變了。很快，我們就會看到自由派思想、情感和實踐，在一個和平、繁榮和公平的良性社會中圓滿實現。由於對男人和女人、上帝和國家、家庭和傳統觀念的落後看法所造成的社會緊張，會隨著自由主義觀念的橫掃而消散。自由主義者確信，這需要時間，但不會太久，因為他們親眼目睹了自由主義，以成吉思汗騎兵的速度席捲各個機構。

自由主義者在腦海中形成一個現實，事情本來應該是甚麼樣，就將發展成甚麼樣。自由主義所定義的公正和正確，確實就會展現出來，儘管保守派可能會咆哮、抨擊和嘲笑，但他們無法阻止。

這種對進步的熱切期望是當年革命帶來的諸多好處之一。如果你看到自己的觀點主宰了荷里活、教育、新聞、藝術界、博物館和圖書館、學術協會以及所有時髦的社交界，你也會充滿信心。一次又一次地站在獲勝的一方真是太好了。這影響了自由主義者的思想。他們開始相信自己每次都能毫無例外地獲勝，這種信念為勝利的喜悅增添了正義感。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每天都遇到這種心態。很長一段時間，連我自己都分享它。這是一種安慰；直接解決了許多智力問題；你知道你總是對的。學術界把批判性思維看得比甚麼都重要，但批判性思維會讓你疲憊不堪。

擁有一個安全區是多麼令人愉快的事，在那裏，頭腦可以放鬆，批判性思維不必發生，因為在這個地方，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現實相吻合，人感到與宇宙的秩序融為一體。

這是任何凡人都不願放棄的滿足。隨著時間的推移，相反的情況發生了。這種感覺變得冰冷堅硬。這是無法避免的，在感覺很好的時候和有如此多的情況強化這種感覺得時候，比如你的同事們眾口一詞，這不會發生。

然而，當自由主義者在21世紀面臨日益增多的矛盾跡象時，這種根深蒂固、備受珍視、醞釀了五十多年的世界觀，會發生甚麼呢？他們吸收了自由進步的神話。這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並為此熱烈地祝賀自己。但是，當他們看到新聞報道，最近的考試成績顯示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差距仍然很大，而且還在持續時，會怎麼樣呢?

這一差距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縮小了，但在最近幾十年裏，儘管有平權運動、多元文化課程、「不讓一個孩子掉隊」和「共同核心」、僱用更多黑人教師和行政人員，以及將成績不佳的非裔美國人置於關注中心的舉措，這一差距仍然保持不變。

「種族提升」，正如它曾經被稱為的那樣，在自由主義者的人格中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民權運動是它的最高訴求，而教育是可選的通往成功的自由主義途徑。不僅如此，自由主義者還控制著城市和公立學校，那些孩子大部份都在那裏。這個問題不能歸咎於保守派。

當他們看到邊境失控時，會怎麼想？自由派不喜歡嚴密的邊境監控，他們厭惡特朗普的邊境牆。這些限制帶有太多的沙文主義色彩，他們將其歸咎於越南的潰敗。好的自由主義者是世界主義者，是全球公民，而邊界讓他們覺得落後和排外。

但目前的過境人數之多讓他們感到緊張。他們對自己一直以為自由主義會產生的穩定性感到疑惑。他們贊同人們去他們想去的地方的自由，但流動性必須有更好的秩序。

但是，如果向他們要解決辦法，他們不會給出一個實際的答案，比如「僱用更多的邊境人員」。相反，他們又回到了他們善意的自由主義動機：「好吧，我們不能讓人死掉。」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回答，這是一種認知困難的跡象。

還有自我表現的東西，60年代自由主義的「盡情發洩」（let it all hang out）精神，我們被告知這將把人們從20世紀50年代墨守成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自由派知識份子主張取消對自我表達的限制，將其視為藝術自由；自由派心理學家斷言，更多的自我表達將產生更健康、更少壓抑的民眾，即使這種表達本身是反常的；自由派法官認為舊法規違憲。

但當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在2021年監視公共場所、來自汽車的電波和音樂、推特上的評論時，他們沒有發現更高的智慧和更美好的東西，來挑戰觀念和激發藝術創造。沒有，他們看到的是一連串規模空前的粗俗、愚蠢、褻瀆和極度怪異的事物。大街上最常見的形容詞之一就是F字（髒話），表明很多人想不出另一個詞來。一切都變得更加尖銳，更加明目張膽和咄咄逼人，而不再那麼有深度、聰明和睿智。我們的自由派不願承認這點。

不應該如此，放鬆對行為準則的控制，本應提高而不是降低公眾的品位。粗鄙和粗魯的舉止只會成倍增加。當他們聽到15歲的女孩在巴士上像水手一樣說髒話時，他們會重新思考嗎？他們能接受《變裝皇后故事時間》節目嗎？這是他們不會追溯其自由主義根源的結果。

美國有危機，在自由主義者的頭腦中，我們也有這場危機。對他們來說，一切似乎都是註定的：歷史朝著一個平穩而單一的方向流動。舊式的家庭模式不可能是最好的；或者，當粗俗在公共場所被禁止時，它會產生更有創意的自我表達形式；又或者，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獲得高等學歷並從事專業工作，對女性幸福的衡量標準會下降，而不是上升（事實上，情況就是如此）。證據就在他們面前，但是，他們卻不能接受。如果只要承認自由主義的一個失敗，就會失去他們信仰中一個令人放心的部份。整個世界可能都會坍塌。

幾十年來，他們享有一種罕見的地位，一種視自己為未來的信念，一種每個人都應該也將渴望的前景。他們從不認為這是暫時的，而當保守派偶爾出現意外，比如當勞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他們將其解讀為一個反常現象，歷史長河中很快就會消失的一片漣漪。

然而，他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挫折越來越多，難以避免，失望來得太快。自由主義正在瓦解，不起作用了。保守主義者（至少是民粹主義者）現在看起來比我們的自由主義者更靈活、更善於觀察、更以現實為基礎，儘管自由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宣稱自己有這些優點。

如果你覺得（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電視節目主持人和喜劇演員）斯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知名的美國電影演員和製片人）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和《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們有點怪誕，不只是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出錯，而是彷彿從一個陌生的地方說話，那是因為他們可能自己也有這種感覺，遊蕩在一個他們不再確定屬於他們的地方。

保守派可能會為看到自由派被現實打臉而感到高興，但他們應該警惕。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的玩具被拿走，他更有可能向一個方便的目標發起攻擊，而不是收斂他的自負，改過自新。

原文：The Liberal in Crisi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馬克‧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是埃默里大學英語教授。他的作品曾在《華爾街日報》、《標準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和《高等教育紀事報》上發表。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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