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寫道：「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甚麼條件下、在甚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份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
他一再強調，共產黨必須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為了奪取政權，可以做出任何許諾和妥協。換句話說，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奪權過程中，他們的確是把暴力和欺騙的兩手發揮得淋漓盡致。
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產主義流派其實也不排斥暴力。英國費邊社代表人物之一、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寫道：「我已經清楚地闡明：沒有收入的平均就沒有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窮是被禁止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會被強制地餵飽、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發現你的操行和勤奮夠不上這樣的待遇，你可能會被溫柔地殺死。」
善於偽裝的費邊社選擇了善於辭令的蕭伯納，把非暴力社會主義的真實目的包裝得溫情脈脈，只是在最後才露出凶殘的面目。
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時期，共產黨份子和其各種前台組織、被煽動蠱惑的青年，為了壓制不同言論，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不惜採用暴力手段，打、砸、搶、燒、暗殺、爆炸，其行為模式和共產黨如出一轍。
2. 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共產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國家。因此，「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迅速成立「共產國際」，其使命就是輸出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各個國家的合法政權，建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隸屬於第三國際的遠東支部。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全都聽命於共產國際，接受其資助和培訓。蘇聯共產黨也以其龐大帝國為後盾，在世界各國招募激進份子，把他們培養成「職業革命家」，在各自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共產黨組織。在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雖然美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變成一個擁有眾多黨員的大黨，但在美國仍然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
他們採用靈活多變的手法，與美國社會的激進團體和激進份子勾結，滲透進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教會，甚至美國政府。
美國反共運動先驅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嘗試從共產黨的人數來判斷其影響力，就像通過比較孔洞面積與完好面積來確定船體是否安全。一個漏洞就足以使整條船沉沒。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有紀律的少數人控制和指揮其他人的理論。一個處於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縱數千人。」
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多蘇聯間諜早已不是秘密。但由於1954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反共努力被打壓，左派媒體、政界、學術界合力掩蓋，相關證據一直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
上世紀90年代中，美國政府公佈了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破解的絕密電碼維諾娜文件（Venona Files）。密電碼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至少有三百多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至於他們手下還有多少人則不得而知。
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夠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可以利用職權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
這些人包括向蘇聯輸送原子彈技術和其他軍事技術秘密、後來被送上電椅的羅森堡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等。
由於維諾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被洩露給蘇聯尚不得而知。但更為重要的是，某些蘇聯間諜身居高位，有機會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決策發揮重大影響力。
在二戰結束前舉足輕重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希斯在戰後領土處理、戰俘交換、聯合國憲章的起草等重大決策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而懷特作為財政部長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參與制訂了很多關鍵政策，也是「布列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建人之一。
正是這個懷特在1941年促成國民黨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財政部高級官員，後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
歷史學家相信，由於蘇聯間諜和親共份子的影響，美國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當中，中斷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是造成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學者強調，「影響政策」才是蘇聯間諜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
一度加入美共和蘇聯諜報網，但後來反正並指證其他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寫道：「敵對國家的代理人所佔據的位置使他們不但能夠竊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於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不僅體現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而且體現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日常決定之中。」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尤里．貝澤門諾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講中披露了蘇聯秘密顛覆西方的手段。貝澤門諾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占士邦（James Bond）一類的間諜電影影響，認為蘇聯顛覆的手段也是通過間諜竊取情報、炸毀橋樑等，但事實遠非如此。
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當中只有10%到15%用於傳統的諜報戰，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和顛覆上。
貝氏詳細解析了顛覆戰略的過程、領域和手段。一般來說，顛覆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造成敵對國家的文化頹廢、士氣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個階段，造成該國的社會動盪；第三個階段，製造危機，而危機將造成三種可能的局面：內戰、革命或者外敵入侵，這時共產黨將開始第四個階段，即趁機奪權，進而「穩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黨制獨裁國家。
按照貝氏的說法，共產黨滲透的目標主要有三大領域：思想領域，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文化等；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法院、警察、軍隊、外交機構等；社會生活，包括家庭、醫療健康、種族、勞資關係等。
貝氏以「平等」觀念為例，解釋了共產黨如何通過文化滲透，一步步造成社會動盪，從而製造革命時機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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