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徐崢和父母去照相館拍了一張全家福。他告訴他們,他又要去打工了,不知道多久回來。他心裏想的是,他們可能這輩子都不會相見了。

逃過海關嚴苛盤查 出境後忍不住號啕大哭

在深圳蛇口海關出境時,他佯裝淡定地一一回答公安邊防的提問——他持有烏克蘭的商務簽證,去考察當地的餐館市場,計劃開一家中餐館,一個月後回來。警察反覆檢查他的文件,又把他帶到一間小屋裏繼續盤問。徐崢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旦出現任何紕漏,不僅行程泡湯,最擔心的是萬一護照被邊防人員剪角,他就再也不可能「逃離牆國」了。

所幸的是,一個多小時後他被放行了。6月25日這天,坐在從蛇口開往香港的船上,他的心裏五味雜陳。一到香港機場,淚水就湧上眼眶,他想到2019年8月數十萬抗爭者曾在這裏靜坐,抗議警方的暴行,要求政府回應他們的訴求。

當飛機終於在夜色中飛離香港時,他再也忍不住地號啕大哭。

「我的眼淚一直掉,我也不知道我將來能去哪裏,但是我知道我說話,我再也不會被中國(中共)的警察喝茶抓捕這些了。」徐崢對美國之音說。

近日,徐崢在推特上以「希爾@antichinaccp」的化名詳細記錄了「逃離牆國」的曲折經歷,包括如何應對中國海關的嚴苛盤查,引來大量關注。

他選擇在7月1日中共百年黨慶這天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接受美國之音的視像訪問。

「我不打算匿名了,就堂堂正正地視頻,說出自己的真實經歷」,他說。

因為「六四」被退學

徐崢自稱是一名「牆國韭菜」,23歲,四川雅安人,在東北長大,高中肄業。他說,自己讀書晚,20歲才讀完高三,但是2019年高考前幾天,他被學校勸退,因為他和學校黨委書記圍繞89天安門事件吵了一架。

「那個時候我們老師給我們洗腦,說當年資產階級煽動學生暴亂,想推翻共和國之類,我說那不是真的,學生因為反對貪污腐敗,想要言論自由才走上街頭。然後老師就把我舉報了,通知了學校的黨委書記。」

201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16歲的徐崢開始「翻牆」。當時香港人爭取民主和普選的「雨傘運動」正如火如荼。學會翻牆後,他說自己看到數不清的中國(中共)政府打壓人權的悲慘案例,從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到拘押上百萬新疆穆斯林,還有因為被指洩露中國最高領導人私隱被重判14年的牛騰宇……

「我知道這些以後內心非常痛苦,但是我又沒有辦法在中國的公開場合去聲援他們,因為那樣的話我也會有生命之災,所以我一直是很煎熬的」,徐崢說。

此間,他也有過兩次「被喝茶」的經歷:一次是2018年因為用QQ郵箱簽署了美國白宮網站上抗議北京新疆政策的公開信,他被警察直接從學校帶走;還有一次是2019年成都秋雨教會牧師王怡因「煽顛罪」被判刑後,他在微信上喊出「王怡牧師無罪」後被當地派出所傳喚。

銘記2019年香港的夏天

被退學兩天後,徐崢在深圳羅湖區一家便利店謀得了一份工作。他回憶說,那時深圳遍地都是「三和大神」(深圳市龍華新區三和人力市場周邊憑藉日結薪水和低廉成本生活的外來務工人員),找個工作不是難事。

「我之前做過很多工作,都是所謂的低端人口工作,比如外賣員、快遞員、餐廳服務員、收銀員這些工作。因為我沒有辦法讀到大學,就沒有辦法找到看起來比較體面的工作」,他說。

徐崢告訴美國之音,選擇去深圳打工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香港正在爆發「反送中」抗議,他想加入港人,做一次真正的「反賊」。

那時大陸居民辦理港澳通行證並不困難。在便利店打工期間,徐崢偷偷去過兩次香港。他參與了200萬人的大遊行,聽到整整一條街的人都在喊「打倒共產黨」;他看到警察用催淚彈擊中了一個小孩的頭,鮮血直流,母親在一旁絕望地哭泣;他與香港市民傳閱的《蘋果日報》,如今這份報紙已經被迫停刊。

「我會銘記一輩子——2019年的夏天」,徐崢說。

秘密策劃出逃路線

那時他還沒有「逃離牆國」的念頭。他還期盼中美貿易戰可能會迫使中國開放。可是隨著新冠(中共病毒)疫情的暴發,中國(中共)政府開始實行嚴格的旅行限制。自去年初,中國暫停辦理因私護照的消息四處流傳。不斷有人在網上發佈自己辦護照和出境被拒的消息。

當年11月,中國(中共)國家移民管理局的尹成基在一次有關疫情防控的新聞發佈會上說,中國(中共)會繼續「嚴格控制不必要人員跨境活動」,「從嚴審批中國公民旅遊等非必要事由的出入境證件申請,勸阻和限制大陸居民旅遊、探親、訪友等非必要、非急需出入境活動。 」

徐崢坐不住了。

「我在推特上看到了大量的信息,顯示習近平要閉關鎖國,結合辦護照這麼難,我開始緊張了,今年2、3月就開始有了離開的想法」,他說。

「我這樣的牆國韭菜,想取得發達國家的簽證非常困難,只好作罷,但是沒有簽證絕對無法通過大陸的口岸邊檢」,他說。

他開始研究各個國家的入境和隔離政策,結合推友的分享和自己的經濟能力,策劃出逃路線。經過幾個月的秘密籌劃,他決定從蛇口出關,坐船到香港,再從那裏經伊斯坦堡飛抵烏克蘭首都基輔。

「我是躺平族,打工時不會花很多工資,一直存錢,機票以及各種手續用了將近兩萬元,我存了一年」,徐崢說。

他沒有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家人和朋友。他覺得中國現在瀰漫著一股文革的氣氛,擔心被人舉報。他說,周圍的同齡人中至少八成都是和官方站在一起的「粉紅」,他其實沒甚麼能說心裏話的朋友。

到中共大使館前抗議 父母遭警察上門騷擾

7月1日,北京正在舉辦中共建黨百年的活動,徐崢在這一天來到中國(中共)駐基輔大使館前抗議,也第一次將自己的照片發佈在推特上。

「這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壓迫和折磨。我作為一個手無寸鐵的韭菜,只能卑微地站在中共國大使館門口舉牌發聲」,他寫道。

幾個小時後,中國(中共)警察找到了徐崢在四川老家的父母。徐崢說,連日來,警方不斷騷擾他們——監控電話、控制行動自由,還到家中抄走了他留在中國的手機、電腦等物品。

母親通過微信和他語音時,父親在一旁對他破口大罵:「你個狗漢奸,國家有甚麼不好?你趕緊回來自首,要不就死在國外,我怎麼生出你這樣的東西!」

徐崢告訴美國之音,他的父母都是老實人,也是普普通通的「牆國韭菜」,父親是國企的下崗職工,母親是個體戶。他們不是黨員,也不是既得利益者,擁護共產黨僅僅是因為黨國的宣傳。

「可是就算他們心裏向著紅,中共也不會因為他們親政府而不去騷擾他們」,他說。

烏克蘭不是久留之地

那次在大使館門口公開露面後,徐崢收到了很多辱罵他的留言,還有人威脅說,他的照片已經被發到當地「愛國華人群」裏,如果他露面就會嚐到「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滋味。

「我在這裏也是很擔驚受怕的,因為中國(中共)政府和中國(中共)大使館的這裏有專門的微信群,和統戰部合作,每天都在收集在基輔的這些華人的思想動態,我的行蹤可能會被人記錄」,他說。

就在徐崢離開中國的同一天,北京以扣押50餘萬株準備出口到烏克蘭的中國疫苗相威脅,迫使該國撤回了一項支持徹查新疆人權狀況的聲明。這項由加拿大發起的聲明獲得了四十多個國家的聯署。

這個消息對徐崢來說宛如晴天霹靂。他覺得烏克蘭不是久留之地。他擔心中國(中共)會進一步施壓將他遣返。

一場沒有回頭路的逃亡

7月11日,在基輔度過了焦慮不安的十餘天後,徐崢搭上了一架從烏克蘭途經荷蘭飛往厄瓜多爾的航班,並選擇在阿姆斯特丹「跳機」。他說,荷蘭反對香港「國安法」、譴責新疆集中營,這樣的國家能保護人權。他希望能在那裏申請政治庇護。

「我真的不敢再回中國去了。在中國任何批評習近平的都會受到嚴厲的折磨」,向機場荷蘭警方申訴前,他給美國之音發來最後一條影片。

徐崢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會走向哪裏、命運將會如何,他只知道沒有回頭路了。他會害怕,覺得孤立無援,但是不曾後悔。

有時他會望著和父母在照相館拍的那張照片默默流淚,儘管自己與他們的政見不同,但畢竟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那份親情是永遠割捨不斷的。

他還想對「牆國」裏每一位和他一樣渴望自由的人說:走出來的機會就像1949年登上去台灣的船那樣珍貴,希望大家都能活在不會有文字獄的地方。#

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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