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百年的中共一直試圖為其政權尋找合法性依據，如宣傳中的經濟改革和成就。不過近年來國際學者越來越發現，中共每次經濟改革都帶來新的危機，並持續滑向無可避免的大清算時刻。
知名智囊：中共改革屢試屢敗 經濟清算時刻逼近
美國知名智囊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聯合創辦人榮大聶（Daniel Rosen）日前撰文稱，中共改革失敗的代價正在迎來中國經濟上的清算時刻。
榮大聶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兼職副教授，曾於2000年至2001年期間在美國政府任職，在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雖然榮大聶並不認同美國強硬派的觀點，後者相信中共從未打算改革、只是假裝渴望自由化。但他在文中承認，中共拒絕改革以適應普世價值、而宣揚要走自己的路，但現實情況是，北京曾多次嘗試改革，每次都以失敗告終。
榮大聶認為，國際社會1978-2015年「接觸」中共、為其發展經濟鋪平道路的順風，如今已經變成了逆風。現在中國經濟的災難似乎已不可避免，留給中共做出改變的時日已不多。
該文承認了一個與中共宣傳大相逕庭的事實，那就是中共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包括放開價格、國企倒閉、開放外企等等，其實只是「簡單的讓官僚們讓開」；中共「並未發展市場，只是讓市場從政府計劃的泥沼中自己成長」。
那麼中共自己實施的改革，到底結果如何？
榮大聶在文中列舉了近年來中共在海外投資、稅收和銀行等領域進行改革的情況，並得出了一個結論——「向前兩步，後退兩步」。他認為習近平嘗試自由化失敗後，正在加強中央控制，但每次改革失敗所產生的危機，令經濟清算時刻越來越近。
本文暫不提中國經濟過去40多年的發展，因為中共貪為己功、一直在進行宣傳。下面重點梳理中共近些年所實施的經濟改革的成敗。
銀行改革：舊患未除添新憂
眾所周知，金融是國民經濟的基石，對於依賴政府舉債擴張的中國經濟而言尤其如此。因此金融也是習近平當局最想取得進展的領域之一。
習上任時的背景是，中共江澤民派系為刺激經濟和權貴貪腐，多年來持續「貨幣放水」，導致資金邊際效益遞減，經濟增長乏力，國民經濟各部門債務風險持續攀升。
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試圖從金融領域突圍，緩解經濟危機。不過，其跨出的第一步就遭遇挫敗，激發了2013年的「錢荒」。
2013年上半年，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巨大的金融風險，習當局決定推行穩健貨幣政策，要對快速增長的中國信貸市場「擠泡沫」。當年6月17、18日，中共央行連續動員金融機構去槓桿（降低負債率），聲稱要「改變流動性永遠寬鬆的預期」。
6月19日中共國務院明確表態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為商業銀行「去槓桿」定下基調。此舉被視為引爆了該輪「錢荒」。
6月20日，銀行間隔夜回購利率漲破紀錄，最高達到30%，7天回購利率最高達到28%；這兩項利率代表融資成本，平時不到3%。之後金融業恐慌情緒加重，流動性告急，股市也隨之大跌。
在流動性危機的壓力下，中共做出妥協，向市場加大了貨幣投放，但未放棄穩健貨幣政策。
收緊、放鬆、再收緊的貨幣拉鋸戰一直持續到疫情前，「錢荒」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習當局改革銀行業的第二個大動作「開放利率」，是強化市場機制、開放競爭的重要一步。然而，這次嘗試從開始就沒有真的邁出去。
2015年10月，中共央行放開了對存款利率的行政性管制；但同時設立了所謂的「利率自律機制」，結果是名義上銀行利率已經放開、但幾乎沒有真正改變。
中共實施銀行改革的目的是優化金融資源配置，說白了就是遏制資金「脫實入虛」流入房地產和金融體系，從而降低通貨膨脹和金融泡沫的風險。
但現實情況是，無論是緊縮信貸、還是放開利率，都未能成功讓資金「脫虛入實」。相反，支持國企以及權力尋租等中共體制性缺陷讓收緊了的信貸資金，更大比例地沉澱在國企、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和中共權貴「白手套」的貸款中。許多國企乾脆做起了「資金倒爺」，通過委託貸款牟取暴利。
銀行改革的最終結果是政府穩健貨幣政策成為勒緊民企脖子上的絞索。
習當局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普惠金融」改革，成為中共經濟改革未競功、反添亂的又一例證。
「普惠金融」的初衷是想幫助普通民眾和小微企業等難以從傳統銀行業務中獲益的群體，也能夠獲得貸款。
但習當局未能讓金融業將放貸重心向百姓和民企做出多少傾斜，反而催生出P2P網絡金融等中共特色的怪胎，讓成百上千萬中國家庭損失慘重。
中共去年已將P2P強行清零，但未披露會否為,8000億人民幣的P2P壞帳買單。
財稅改革：土地財政被終結還是被強化
財稅是中共的錢袋子和生存保障。過去40年中，中共對財稅體制進行了兩次大的改革。
第一次是在鄧小平掌權時期，1994年進行了分稅制改革，目的是緩解自1980年代末以來中央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
分稅制導致中共地方政府收支嚴重失衡，迫使地方尋找收入來源，被中共體制內外的學者公認為是「土地財政」的根源。而江澤民掌權期間推行的住房商業化，則被視為土地財政的催化劑。
所謂「土地財政」，是指地方政府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利，主要包括土地出讓金收入，與土地、房地產交易相關的各種稅費收入，以及土地抵押產生的債務收入。
習近平當局於2014年啟動了第二次大的財稅改革。
2014年7月，時任中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官方公告中（中共官網說明），披露了該次財稅改革的目標和內容。
樓在公告中稱目標是2016年基本完成改革重點工作和任務，主要是控制地方政府的收支和債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不過，2016年當年，中共對本應完成的財稅改革重點任務隻字未提。
事實上，在中共預定建成現代財政制度的2020年，已經卸任的樓繼偉撰文稱中共財政形勢極為嚴峻，「大約四分之一的省級財政50%以上的財政收入將用於債務的還本付息」，「財政困難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也會非常困難」。
前任財政部長的說法幾乎公開承認了中共最近一次財稅改革的失敗。但這並不代表習當局沒有進行過嘗試。
2018年6月，中共各省市國稅地稅局合併，施行稅費統一徵管。2021年6月，中共國務院發佈通知，將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等政府非稅收入，「全部劃轉給稅務部門負責徵收」。
有地方財政人士透露說，稅收徵管和土地出讓金的改革暫未改變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
截至目前，中共中央層面並未對此做出任何說明。
而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習近平當局對終結土地財政、收回地方財權做出的最新試探。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試圖探究更深層的真相，「與金融改革類似，讓習當局對推進財稅改革投鼠忌器的，依然是中共自己。」
近年來中共一直在調控房價，宣傳房住不炒，並研討土地財政的弊端，包括吹漲房產泡沫、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推高地方債風險，高房價抑制消費、影響穩定等。
但即使在疫情期間，中國樓價依然是越調控越上漲。土地財政也逆勢上揚。2020年政府賣地收入佔到地方財政收入的84%，今年前4月同比增長35%，賣地收入不斷刷新記錄。
李林一認為，這些事實表明了，無論財稅制度如何改，中共從土地財政中攫取的收入只會增、不會減，因為「追根朔源，土地財政的用途其實是維持中共政權，其中包括發展基建、刺激經濟，為其政權尋找所謂的合法性依據。」
「習近平為了維穩可能想要動土地財政，但不太可能放棄、而只會加強它，例如開闢新的財稅來源、包括中國社會熱議中的房產稅。」
股市改革：「股災」成常態
面對銀行、地方政府、企業部門等盤根錯節的系統性債務風險，習當局也考慮過開放股市，試圖通過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來降低債務風險。
通過金融機構進行的融資被稱為「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是指不通過金融機構的股權融資。後者在金融結構中的比重高，被視為有益於金融系統的穩定。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直接融資比重一般比中國高出一倍。
2013年11月30日，證監會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宣佈2014年1月重啟IPO，進一步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等改革。
新政刺激下，2014年中國股市發行一百多隻新股，另有六百多家公司排隊衝上市、形成了所謂的A股「堰塞湖」。同時中共動用宣傳機器鼓吹牛市，鼓勵民眾買入股票。
在政策驅動下，A股變成「瘋牛」。2014年上證綜指上升53%、深證成指上升34%。2015年前5個半月，上證綜指驟升60%，而深證成指更是暴漲122%。
習此時才意識到股市狂熱背後隱藏的巨大風險，開始限制股市「槓桿」（借錢炒股）。泡沫隨即破滅，2015年6月A股暴跌，一個月內市場價值縮水三分之一，之後不斷跌破底線。
雖然習當局出動了「國家隊」資金救市，並不斷修補股市制度，但中國股市再未恢復元氣，並在之後的多數年份中屢次爆發兩位數跌幅的股災。直到今天A股市場仍比2015年的高點低25%。
市場化改革：「國進民退」
2013年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作出公報，聲稱「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習上台之初在銀行、股市和財稅等領域曾經實施的改革，似乎是試圖踐行市場化的承諾，但在淺嘗輒止和一觸即潰的幾次試探後，當局選擇了與市場化背道而馳的道路，即堅持黨、而非市場來領導一切。
習近平力推的國企改革成為中共改革的風向標。
2015年9月，在習近平親自督促下，中共出爐國企改革的總體框架文件《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共國務院超連結）。同期國務院和黨媒多次為國企改革造勢，「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私有化」，大力推行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共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許多經濟界人士稱為「新公私合營」。不過習本人多次否認了這一指稱。
幾乎是同時，中共在2015年的股災中放出「國家隊」救市，也打響了國資收購民企的信號槍。
在隨後的幾年中，中國股災頻發，中共收緊IPO（首次公開招股）和銀行信貸的政策變動，令民企資金流動性雪上加霜，A股市場股權質押告急。
中共藉此發起的「國資馳援民企」運動雖然沒能救活股市，但卻吃下了不少民企。WIND統計顯示，2017-18年，A股公司屬性發生變化的企業中，民企轉變為國企的佔比過半。2019年控制權變更的上市公司中，國資入主民企的繼續過半。
同花順iFinD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國有上市公司年內參與A股併購655宗，佔比仍然近半。
實際上，習近平在2016年就重拾半個世紀前毛澤東的「名言」——「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自此，習當局所推行的經濟改革似乎不再顧惜「市場化」的招牌，而是緊緊圍繞黨的領導。
到了2018年，「民營經濟離場論」在中國互聯網上引發熱議，並激起中國商界的恐慌。同年11月1日習近平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專門「闢謠」，稱「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
然而，習的話語已經難以讓中國企業家們安心，因為黨採取的行動令「自己人」心中不安。
除了當局高調發展公有制經濟、國資吞併民企等被外界稱為「國進民退」的經濟轉向外，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出習實施的改革正在開市場化的倒車。
中共去年打壓中國首富馬雲及其阿里、螞蟻集團，此舉不但打擊了海內外投資者的信心，更重創了中國民企尤其是高科技行業的積極性。有匿名企業家表示，「馬雲事件表明，沒有人是安全的」。
去年8月登上國際頭條的上海195萬黨員名單則讓世界驚覺，需要憂心安全的不僅是中國企業家，還包括了外國企業和政府。
早在2016年就被傳上網絡的這份外洩名單顯示，眾多知名外企、外國大學、使領館都被中共黨員滲透，甚至建立了黨支部。中共官媒也曾報道，截至2016年70%以上的中國外企內已經建立了黨支部。
李林一總結說，「習近平當局近年在屢試屢敗的改革中，不斷喊停中共的各種短期政策，其實是在為前任江澤民派系的中長期經濟政策買單。」
他舉例說，習遭遇慘敗的銀行、股市和房地產調控等改革，就是試圖解決江氏的貨幣放水、股市圈錢和住房產業化等經濟政策所遺留的惡果。「近期中共開始整肅教育培訓業，也是想要解決江氏教育產業化政策的後患。」
「江澤民搞得住房、教育和醫療產業化，加劇了中國的貧富分化。習近平為了維穩，近年來一直在嘗試終結這些中長期政策。」 李林一補充說，「但在中共體制下，舊問題解決不了，又帶來新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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