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北卡羅來納州韋恩斯維爾(Waynesville)擁有一家書店,我們在那裏出售舊書和新書,還有我們蒐集的健康的兒童文學書籍。

一個夏日的午後,一位女士在兩個十幾歲孫子的陪同下走入店裏。當孩子們瀏覽書架時,這位祖母和我在收銀台前相遇。在我們親切交談的一刻,她看著沉浸在閱讀中的兩個孫子,微笑著說:「我不在乎他們讀甚麼,只要他們在讀書。」

「這就像在說,『只要他們在吃東西,我不在乎他們在吃甚麼。』」我本想這樣回答她,但因為我想要賣書,才欲言又止——和多數獨立書商一樣,我也需要掙錢。

如同我們裝進身體的東西一樣,人們裝進頭腦的東西對人的健康也同樣至關重要。舉個例子,有一次在韋恩斯維爾的公共圖書館,我站在一個十六七歲的年輕女子身後,她遞給圖書管理員一本她要歸還的書說:「這上面應該有一個警告標籤。它在我腦中留下的影像揮之不去。」

這本書是托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的駭人聽聞的恐怖小說《沉默的羔羊》。

我們讀甚麼樣的書的確很重要。

我們不讀甚麼樣的書也至關重要。

令人陶醉的書可能會使孩子們成為終身讀者。(Ben White/Unsplash)
令人陶醉的書可能會使孩子們成為終身讀者。(Ben White/Unsplash)

被忽視的愛

與一位紐約朋友的談話促成了這篇文章。我們通過電話交談,她提到在過去一年中,她讀的書越來越少。

「我經常上網」,她說,「我在網上閱讀文章和網誌,但我並沒有閱讀真正的書籍。對我來說,與書為伴和在手提電腦上閱讀一些專欄是有很大的區別。」

她的評論提醒了我,我讀的書也少了。即使在30年前我最忙的時候,當時我和妻子撫養孩子,經營兩個企業,並從事其它工作以試圖償還債務時,我讀的書也比現在多。因為我為地區周刊《煙山新聞》(The Smoky Mountain News)寫評論,我確實在閱讀,但我是為了工作和在交稿截止日期前閱讀這些書,而不是為了消遣。

從童年開始,閱讀就給我帶來了一種特殊的快樂。不僅僅是一種快樂,讀書是我的職業,也許甚至是成了癮。我總是在看書,有時同時看兩三本,但在與我的朋友談話後,我意識到這個終生的習慣在過去一年裏似乎消失了。相反,我現在每天花幾個小時,斷斷續續地瀏覽互聯網上的網站,尋找關於大流行病、暴亂和動盪以及總統選舉的最新消息。

這很荒唐。

是時候重新成為一個閱讀書籍的人了。

重構

我的部份問題大約在20年前開始,與現代小說有關。我仍然會拿起某些作者的懸疑小說,或與書店和圖書管理員有關的故事,或我長期喜愛的作者如安妮‧泰勒(Anne Tyler)的小說,但除此之外,現在的大多數小說讓我感到寒冷,就像今天我家院子裏的雪一樣。

幻想、接近色情的浪漫小說、國外的故事,以及關於殺人犯或魔鬼的故事擠滿了我當地圖書館的新書架,所有這些在我家裏都會受到歡迎,就像……嗯,就像「安提法」(Antifa)組織想把我住的地方變成自治區一樣。

幾年前我讀過的那些政治人物也讓我興趣不大。他們的書一再被我的本田思域(CIVIC)車載回家,只是在我的書桌旁的地板上積滿灰塵。這些日子以來,他們的論點對我來說太熟悉了,因為我在網上瀏覽過,往往也是過時的。

在閱讀新書以獲得樂趣和教益方面,那麼歷史和傳記將成為我的夥伴。與閱讀一樣,歷史也是我畢生的愛好,我相信,過去會照亮我的現在,讓我有勇氣面對未來的考驗。

如果能按時寄到,我將在下周以邁克爾·沃爾什(Michael Walsh)的《最後的陣地:為甚麼男人在失去一切的時候還要戰鬥》(Last Stands: Why Men Fight When All Is Lost)開始這項閱讀計劃。

老主人 新朋友

C‧S‧路易斯(C.S. Lewis)曾經寫道:「這是一個很好的規則,讀完一本新書後,在讀完一本舊書之前,先不要讀另一本新書。」

我懷疑自己是否能達到這個標準,但我承認我對舊書的疏忽讓我感到不安。在我二十多歲和30歲出頭的時候,我讀了許多大師的作品:托爾斯泰(Tolstoy)、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康拉德(Conrad)、喬叟(Chaucer)、塞萬提斯(Cervantes)、狄更斯(Dickens),等等。後來,我在研討會上向家庭教育學生講授了其中一些作家以及奧斯汀(Austen)、艾米麗‧勃朗特(Emily Bronte)、莎士比亞(Shakespeare)、克里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作品。

同樣,在過去的一兩年裏,我很少閱讀老作家的作品,我再次打算改變我的方式。

多年來,我多次看見有人提到沃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英國著名歷史小說家及詩人)的《艾凡赫》(Ivanhoe,又譯撒克遜英雄傳),但從來沒有讀過。於是我開始讀這部以理查一世時代為背景的英國傳奇。我只讀了前面30頁左右,但我很喜歡這種緩慢的節奏,讓我重拾研究生時代研究中世紀英國歷史的記憶;在司各特寫作200年後,一些言論用在我們當前的政治氣候上似乎恰如其分。他在這裏描述了英格蘭的諾曼征服者與其撒克遜臣民之間的敵意:

「王室的政策長期以來一直是通過各種手段,包括合法和非法手段,削弱一部份人的力量,這部份人被認為是對勝利者滋生了最頑固的敵意。」

聽起來很熟悉吧?

接下來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The Devils),我曾經答應自己要讀這本書,但從未讀過;一些我從未探索過的古希臘戲劇;也許是(英國女作家喬治‧)艾略特(Eliot)的《米德爾馬契》;以及哈爾多爾·拉克斯內斯(Halldor Laxness,冰島小說家,195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獨立的人民》(Independent People),這是一位朋友推薦的,他不斷推薦書給我。

鼓舞人心的讀者

這位朋友住在北卡羅來納州。另外三個人,一個在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在維珍尼亞州,一個在明尼蘇達州,儘管我們的數字時代充滿了誘惑,他們仍然盡情地閱讀書籍。每當我與他們通過電話或當面交談時,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向他們現在正在閱讀的小說、傳記或歷史。當我意識到自己的文學水平低下後,我打算在下次談話時為我們的談話帶來一些話題。

那麼,在這個數字時代,我們為甚麼要以書籍的讀者為楷模?為甚麼要讓書籍在我們的生活中重新變得重要,而不是不斷模糊的網絡文章?

因為在我們訪問的網站和網誌上所讀到的大部份內容都是短暫的。今天登在這裏,明天就不見了。例如,我所寫的大部份內容都適合於這一類別,就像腳穿合適的鞋一樣貼腳。我對寄給各種出版物的文章和稿件沒有任何幻想;大多數會被閱讀,也許會被欣賞,並在一周內被遺忘。

愛書的人回來了

但是書——好書,偉大的書籍——卻永遠駐留在人們的心中。這裏舉一個例子。差不多50年前,我讀過拉里·沃伊沃德(Larry Woiwode)的《睡房牆外》(Beyond the Bedroom Wall)。這部小說,現在基本上被今天的讀者遺忘了,但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沃伊沃德關於諾伊米勒(Neumiller)家族的故事多年來一直縈繞著我,直到今天,他的兩本小說,其中一本我送給我母親,在她去世後被收回,並排放在我的書架上。

至於名著,像《呼嘯山莊》中的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罪與罰》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和索尼婭,《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人物,莎士比亞同名戲劇中的亨利五世:這些人和其他許多人像老朋友一樣常駐在我的心中,忠誠,隨時準備在我需要或想要他們的陪伴時被召喚。

今年,我決心擴大這個朋友圈。#

作者簡介:

傑夫·米尼克(Jeff Minick)有四個孩子和越來越多的孫子孫女。20年來,他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阿什維爾向家庭教育學生的研討會教授歷史、文學和拉丁文。他是兩部小說《阿曼達·貝爾》(Amanda Bell)和《翅膀上的灰塵》(Dust on Their Wings)的作者,以及兩部非小說類作品《邊走邊學》(Learning as I Go)和《電影造就男人》(Movies Make the Man)的作者。目前,他在維珍尼亞州的弗蘭特羅亞爾(Front Royal)居住和寫作。請訪問JeffMinick.com,關注他的網誌。

原文:A Return to Books and Reading發表在英文大紀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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