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共控制東南亞的野心與途徑

中共的全球野心，一大落腳點在「周邊外交」，而東南亞則是「周邊外交」的戰略重點，並已取得若干進展（菲律賓杜特爾特政府轉變對華政策就是個典型例子）。國際社會反制中共，需要認清中共對東南亞——東盟——的野心與途徑，有效應對。

中共的東南亞野心

東南亞毗鄰中國，包括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兩大部份，地處亞洲與大洋洲、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的「十字路口」（馬六甲海峽是這個路口的「咽喉」），面積約457萬平方公里，11個國家中除東帝汶都是東盟成員。2019年，東盟十國GDP3.14萬億美元，為中國1/5強；人口6.55億，接近中國的一半，比歐盟總人口5.1億還多出1.45億。

東盟10國相差懸殊（例如最大的國家印度尼西亞是東盟裏唯一的一個GDP超過1萬億美元的國家，2019年為1.12萬億，人口2.67億；最小的國家汶萊，人口只有46萬，2019年GDP為140億美元），但自1961年開始組建以來，區域聯合進展持續推進、效果顯著，其活力、影響力在全球僅次於歐盟。

雖然東盟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防止區域內共產主義勢力擴張，毛時代中共一度向東南亞各國「輸出革命」（菲律賓共產黨到現在還在打游擊），多國發生過程度不一的「排華」運動，但是中共的勢力仍然在東南亞延伸（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失敗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這點）。

冷戰結束以來，中共與東盟國家關係發展迅速，同東盟所有成員建立外交關係（順帶擠壓台灣的國際空間）。1991年，中共與東盟開始對話進程，1996年成為東盟全面對話夥伴國；1997年3月，中共正式加入東盟地區論壇，啟動東盟－中、日、韓首腦非正式會議機制和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機制；2001年11月，中共與東盟國家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並於2015年完成升級談判；2013 年中共與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連續12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繼2019年超過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後，2020年超過歐盟躍升為中國最大貨物貿易夥伴。

尤其，2020年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約，中共與日、韓、澳、紐西蘭、東盟等共15國參加，中共成為RCEP的重心。例如，15國總人口達22.7億，GDP達26萬億美元，出口總額達5.2萬億美元；其中，根據中共官方數據，2019 年中國GDP為14.34 萬億美元，出口總額24,979.49 億美元，13.98 億人。

由此可見，多年來中共對東盟國家的影響力、控制力不斷增強。而這背後，潛藏著中共對東南亞的戰略圖謀。2004年，陸媒刊文稱「東南亞之對中國並非只具一般意義上的重要性，而是具有生死攸關意義的極端重要性」：第一，東南亞是中共政權成為世界大國的起跳板；第二，東南亞是中共牽制美日的制高點；第三，東南亞是中共施惠海外華人的試驗田（按：東南亞華人3,000多萬，約佔海外華人總數的3/4。實際上中共對東南亞政策從未考慮過當地華人的利益）。而習近平「新時代」以來，中共對東南亞的「參與型外交」更升級為「塑造型外交」，「以我為主」、「主動出擊、文武兼備」。相比於東北亞局勢起伏不定，中亞地區風險不減，以及南亞地區中印競爭角力，中共對複雜多變東南亞的「主動塑造」最為成功。

事實上，世界戰略格局正朝向中美兩極對抗、全球圍剿中共的方向演變，東盟國家卻徘徊踏步，所謂「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共」，不願選邊站。一定程度上講，這是中共圖謀東南亞的成效所在。從這些年中共當局的東盟政策來看，其正加大力度、加快動作，力圖吃定東盟，使東盟國家在中美之間大幅度偏向中共。中共的主要途徑，本文提出三條。

途徑之一，經濟吸附

這是主途徑。總體來講，東盟可算作新興經濟體。1967年成立之初，東盟國家GDP總和為200億美元，佔全球經濟比重為3.3%。經過50多年的跨越式發展，東盟國家GDP總額2018年達3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比重翻了一番，達6.9%，成為世界第五大、亞洲第三大經濟體。雖然，東盟國家推進經濟一體化，2015年正式成立東盟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但是，東盟國家主要還是走外向型經濟之路（例如，東盟內部貿易比重2018年也僅提高至23%），在這過程中，中國經濟對東盟的吸附力越來越大。

中國經濟的吸附力突出表現在雙邊貨物貿易的迅猛發展。2004 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2007年突破2,000億美元，2011年突破 3,000億美元；2012 年突破 4,000 億美元；而2020年，疫情背景下，按美元統計，雙方貿易達6,846.0億美元，增長6.7%（按人民幣計算，為4.74萬億元，同比增長7%）。

2010年以來中國對東盟商品外貿數據一覽（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官網。轉自「2020中國外貿全景圖」一文。

而雙邊貿易之所以發展如此迅猛，一大因素是中國的基礎製造業向東南亞國家遷移。雖然2018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只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8%，但2009—2018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流量年均增速達到19.8%，遠高於同期中國對外投資總流量的10.9%。截至2019年8月，中國與東盟雙方相互累計投資約2,300億美元，中方在東盟設立了2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入區企業超過600家。這帶來兩個直接後果：第一，中國對東盟貿易從2011前的逆差狀態轉為順差；第二，目前機電產品佔雙方貿易一半以上，這表明了中國-東盟經濟高度互補、產業鏈和供應鏈深度融合的勢頭。現在，中共又在推動在中國-東盟貿易中的人民幣結算，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當今，經濟全球化正在深度調整，經濟區域化迅速推進，中共力圖主導東南亞和亞洲經濟一體化，以與北美經濟區、歐洲經濟區鼎足而三。對東南亞的經濟吸附，已是中共對外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

途徑之二：南海問題立場強硬，以「懷柔」作點綴

南海問題牽涉六國七方（台灣、中共、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可說是中共這頭大象與一群羊打架。南海問題關涉相關國家重大（核心）利益，成為中共製約東盟國家的一條重要途徑。

如果說經濟吸附是「寬」的一手，那麼，中共在南海問題上的強硬立場、霸道手段，就是「猛」的一手，企圖以此懾服東盟相關國家。這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中共罔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相關規定，堅持九段線的主權主張，對2016年南海仲裁不承認、不參與、不接受；第二，不斷種島，實施南海軍事化；第三，不時以武力逼迫相關國家，例如今年3月200多艘漁船集聚中菲爭議島礁，又如5月31日馬來西亞偵測到16架中共軍機進入馬方空域，並一度進入馬來西亞東部沙撈越州（Sarawak）60海里範圍之內，等等。

在上述主體政策基礎上，中共又打出「和平」、「規則」的旗幟，先是2002年與東盟簽署無法律約束力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接著又搞「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磋商，以此來拴住東盟相關國家。而在「南海行為準則」磋商中，中共又就《行為準則》的空間適用範圍問題、《行為準則》最終是否採取有拘束力的條約形式、如何理解「保持自我克制，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的行動」等等問題堅持己見、不改霸道，形成了一個「談判陷阱」（何時出台難以預期）。同時，中共一邊談判，一邊持續擴大在南海的軍事存在（中共已把南海建成為「深海堡壘」，可對全世界實施核威懾），意圖逼迫各國承認既成事實。有專家指出，南海正在成為「戰爭迷霧」的新版本「和平迷霧」。

途徑之三：水資源武器化

被稱為「亞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對亞洲的水資源分佈具有重要影響，共有十大水系發源於此，除長江、黃河兩條河流外，八條均是國際河流，流經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地區；其中，東南亞的瀾滄江—湄公河（流經中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越南，流入南海）、怒江—薩爾溫江（流經中國、泰國、緬甸，流入安達曼海）。這些河流水量巨大，對流經國非常重要。中共利用上游優勢，把水資源武器化，嚴重威脅、影響著相關國家的對華政策。

這在湄公河問題上表現的最為突出。湄公河被稱為亞洲的「多瑙河」，上游在中國被稱為瀾滄江。中共在瀾滄江幹流大規模興建水電基地，其位列「中國十三大水電基地規劃」之七。瀾滄江上建的11座大壩，使中共控制了湄公河的水龍頭。2010年、2016年、2019年的湄公河乾旱，都與中共利用大壩蓄水相關，有國際研究予以證實（參見筆者「中共將水資源武器化國際社會須警惕」一文）。

中共長期將瀾滄江水文資料與大壩運行狀況視為機密。迫於壓力，2020年10月22日，中共才與湄公河委員會簽約（泰國、老撾、柬埔寨和越南四國於1995年4月建立，中共與緬甸是湄委會對話夥伴），全年分享湄公河上游兩座水電站的的水文數據。但是，中共提供數據的兩座水電站只有景洪水電站位於瀾滄江幹流，而且是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建造的11座水電站中最靠南的一個，它的蓄水庫也遠遠不是最大的。湄公河下游國家真正需要的是獲取更為上游的蓄水量最大的水電站的更多數據，包括放水量和放水時間等，才能更有效進行洪水和乾旱的預報。

而且，問題還在於，即使簽了約，中共也沒有完全按約行事。例如，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揭露：今年1月6日的時候，中共官方通知瀾滄江下游的幾個國家，說我從2021年1月5日開始，限制向下游放水，持續20天，到1月25日。後來解釋說，為甚麼我要限水，因為我的輸電線路需要維修。它把當時下瀉的水量減了一半。湄公河委員會發表聲明說，你1月6日告訴我們，1月5日停限水，這有點說不過去。根據我們的測量，你的限水是從2020年12月底就已經開始，我們這裏已經看到水位下降。因為你電路、輸電網的維修來限制下瀉的水量，理由也不成立。

湄公河下流國家5個，佔東盟成員國的一半。中共控制了湄公河的水龍頭，就獲得了制約東盟國家的政治籌碼。2016年，中共主導建立了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每年開一次外長會，迄今還舉行3次領導人會議。中共的水資源武器化，對東盟國家的制約非同一般。

結語

由於東南亞的地緣價值與東盟國家的發展活力，東南亞在國際戰略格局的地位日益上升，成為各方競爭的焦點。

而東南亞的戰略走向目前仍不明朗。一方面，東盟國家的國際立場複雜，既有自主自強的一面，又有搞大國平衡的一面；對中共既有幻想的一面，又有害怕的一面；對美國既有求助的一面，又有怕被當槍使的一面。另一方面，近年來，雖然美國、日本、印度都在加大對東南亞的投入，但仍不能完全抵消中共對東南亞外交手法、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的「三管齊下」。

不過，隨著中共末路狂奔，「戰狼外交」越走越遠，邪惡本質日益暴露，而圍剿中共的全球戰略格局日益清晰，相信東盟國家也會日益成熟和清醒，作出正確的戰略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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