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大陸惡性殺人事件層出不窮,6月7日發生在上海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的兇殺案引爆網絡,讓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震驚。據報,當日,39歲的海歸教師姜文華抱著必死的決心,將49歲黨委書記王永珍割喉,而此前不久王永珍剛剛向姜文華宣佈解聘決定。

從姜文華被捕時所言,以及隨後了解他的同事朋友披露的信息看,姜文華是個為人本分且有才華的學者,然而雖然學術水平高,如其曾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還是第一屆復旦校長獎獲得者,但或許是長期在海外留學、專注學術研究之故,並不十分懂人情世故,一直受到王永珍的壓制,導致其申請項目和評定副教授職稱都受限。他在警察逮捕他時的影片中表示,他在單位受到了很多的陷害,遭到很多惡劣的對待,一直延續至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姜文華選擇鋌而走險。

從這一慘劇看,姜文華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其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方式並不可取,畢竟人的生命最為可貴,一時的痛快卻毀了兩個人和兩個家庭,其造成的傷痛是無法抹平的,而且人死後並非一了百了,造下的殺人罪業還需要償還。那麼是誰讓他對生命缺乏敬畏?又是誰在他心中埋下以暴制暴的種子?

而慘劇中的另一主角王永珍同樣也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如果沒有其一而再再二三的不公正對待,甚至是刁難,如何能讓一個老實本分之人,選擇極端的方式報復?乃至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麼是誰給予他權力,在本應重視學術的高校,讓他肆無忌憚地打壓一個學術上遠超自己之人?

其實,往深想一想,造成這一慘劇的真正罪魁禍首恰恰是中共。因為讓包括姜文華等許許多多中國人缺乏對生命敬畏,並在心中埋下以暴制暴種子的正是中共政權。

人之初,性本善,中小學是少年兒童樹立人生觀和世界觀、懂得如何做人的最重要階段。傳統社會一直到民國時期,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一直是青少年學習的主要內容。然而,中共建政70年來,信奉無神論崇尚鬥爭且宣揚暴力奪取政權的中共,通過統一編寫的各類教材,篡改五千年文明歷史,向大中小學生灌輸錯誤的人生觀、歷史觀、價值觀,將中共發家史和建政史中的暴力和殺人當作榮耀炫耀,並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共領導人的欺世觀點,作為唯一正確的理論,強加給不諳世事的學生,讓他們從小就接受謊言教育,讓他們從小就無法做一個堂堂正正之人。

再加上社會輿論導向,中共對媒體、信息的鉗制,中共發起一個個運動打倒文化社會精英,曾經因為信仰神佛而被神眷顧的中華大地,在中共治下,陷入了黑暗,不僅無神論佔據了主導地位,而且傳統的儒、釋、道思想也被現代人扭曲,道德急劇下滑,相信推崇暴力的國人比比皆是。

1982年出生的姜文華,或許就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中共黨文化的影響。沒有了對神佛信仰的人,自然也沒有了對生命的敬畏,而內心隱藏的暴力的種子也因為長期的不公待遇而發芽、成長。中華大地發生的諸多殺戮慘案,有多少施害者不是因此而為?

同樣,讓身為中共書記的王永珍在高校中如魚得水,享受著權力帶來的快樂、可以任意打壓他人的也是中共。

民國時期,大學不僅有國立的,還有教會辦的,私人辦的,軍閥辦的,但無論是誰辦的,對於教授都是尊重有加,興辦者,即使是政府也並不過多干預校務。

比如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的《大學令》中明確提出:「大學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干人為會員,大學校長可隨時召集評議會,自為議長。」「大學各科各設教授會,以教授為會員,學長可隨時召集教授會,自為議長。」而此後的國民政府亦依此而行。也就是說,一個教授的聘用、陞遷、職稱、給多少工資、學生乃至學校資金的分配等都是由教授開會決定。

再如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等高校聯合組成)必須遵循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使用全國統一教材並舉行統一考試等時,聯大教務會議選擇了拒絕,並推舉馮友蘭教授起草了《抗辯書》。在他們看來,教授教甚麼,學生學甚麼,政府是無權干涉的。而國民政府收到抗辯書後,也選擇了接受。

民國時期的教授的社會地位、薪水也都很高。1919年,曹錕在做直隸督軍時創辦了河北大學。只要他在學校,就經常在教授休息室候著,對下課的教授噓寒問暖。每逢發工資的時候,曹錕都囑咐行政人員把大洋用紅紙包好,用托盤托著,舉案齊眉式地送給教授,份量足足有二三百大洋。要知道,當時普通人家的月收入也不過幾塊至多十幾塊大洋。

與民國時期開放的辦學態度不同的是,現今的中國大學絕大部份是公辦的,私立大學不過才出現十幾年,但都要隸屬於中共教育部,受教育部條條框框的管轄,大學也因此喪失了很大的自主性。大學的校長任免皆由教育部,因此大部份校長只要對「上」有交代就好。

不僅如此,中共當局還另外指派黨委書記,監督校長,大學的「黨性」從校級、院級、系級、班級都設置支部書記就可以看出,而這些書記們大多學術上未必有多少墨水,但溜鬚拍馬、整人、搞小動作卻是高手,深諳中共手段的他們對學者又如何能尊重?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隨著大學黨性的加強,行政人員數量的膨脹,教授教師地位明顯下降,大學教師奉承黨官、巴結行政人員早已不是個別現象

至於學術自由,民國時期的大學享有比較充份的學術自由,那時大學教授上課很隨意,想怎麼講就怎麼講,沒有大綱,更沒有甚麼統編教材,老師按照自己的講義講就好。教授講得好,就繼續聘用;講的不好,那就走人。教授不願意幹了,也可以離開。

反觀當下的中國大學,根本談不上有甚麼自由。學生中的告密者和教室中的監控讓大學老師們上課如履薄冰,有思想的老師們為了自身和家人計,也不再敢涉足任何敏感話題。至於大學間的自由流動,更非易事,因為你一旦因言獲罪,想再找到一所接收的大學是十分困難的。

正如一位網友在其網誌中所寫:「中國大陸的大學根本就沒有以獨立思想為目的,也沒有以獨立人格為標準,更沒有以學術優良為目的。被應試凌駕的大學,就好像被閹割了男人,根本就分不清楚自己是男還是女。」或許這也正是中共當局所樂見的,因為只有中國大學依附在行政體制下,按照行政當局的意願實施教育,中國才會不斷產生順民,而依附於中共的王永珍能夠肆無忌憚打壓教師,還的確應該感謝中共這個主子。

可以想見,王永珍這樣的中共書記,在中共治下可以混得風生水起,但在民國大學要想混下去,還需要真正的本事。而有著王永珍般各類書記的中國所有大學,包括清華北大復旦,要建甚麼世界一流大學都不過是癡人說夢,因為沒有真正自由的大學是永遠無法成為一流的大學的。簡言之,中共專制統治下,中國無法產生任何真正一流的大學,而姜文華、王永珍的悲劇也絕不會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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