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開始,「內卷」這個詞就開始網絡爆紅。從網上輿論來看,內卷似乎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企業之間為了爭奪資源、學生為了高考升學、員工為了上崗升職,都陷入了內卷化等等,似乎萬物皆可內卷。而這個內卷,和現在大陸的另一個流行詞——躺平,其實也是很有關係的。

那麼,到底甚麼是「內卷」呢?造成「內卷」的根源又是甚麼?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在哪裏呢?

「內卷」是個甚麼卷?

「內卷」這個詞有些抽像,我們先來說一說,「內卷」這個詞的起源?

「內卷」,英文是Involution,本來是個標準的學術用語,和「進化」,Evolution這個詞意義相對,直觀地說呢,「內卷」就是「向內進化、演變」。

1936年,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Alexander Goldenweiser)從藝術角度,最早提到了「內卷化」這個詞,用來形容某種文化模式達到一種最終形態後,無法自我穩定,也無法轉變為新的形態,怎麼辦呢?只能讓自己在內部更加複雜化。舉個例子,比如毛利人的裝飾藝術,可能只是幾種花紋模式重複運用,沒有更多的創造力和多樣性,但是每一種模式本身的設計卻是非常複雜精細的,通俗點說,有點像是低水平的複雜化,就是一眼看去覺得很震撼,感覺真是花了大功夫,每一個小地方都是精雕細琢,但是翻來覆去總是那些模式。這個戈登威澤,還把哥德式建築藝術也叫做「內卷」。

1963年,另一位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又在自己寫的書裏面提到了「內卷」,他借用「內卷化」的概念,來形容印尼爪哇的水稻業,他發現,印尼由於缺乏資本,土地數量有限,當地的爪哇人只能讓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產中,雖然能夠穩定地維持邊際勞動生產率,也沒有造成明顯的人均收入的下降,但是這種發展的表現是農耕經濟內部越來越精細化、複雜化,但是沒辦法進一步升級,不能從一個農耕社會轉化為工業社會。

我們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來,就是人多地少並不意味著「內卷」,而是過程中變著法地精耕細作,吉爾茨把它叫做「一種過份欣賞性的發展」。

但是,「內卷」這個詞,在當時傳入中文概念中的時候,意思卻被改變了,1985年,中國歷史學家黃宗智在他的書中提到了「內卷」這個詞,他說,中國的小農經濟勞動力過多,土地又有限,形成了一個「過密化增長」,特別是出現了邊際生產率遞減的情況,也就是說投入到土地中的人越多,平均每個人就會越窮。也就是說,「內卷」被加進了內耗的意思。從那之後,「內卷化」就成了中國社會學研究中影響比較廣泛的一個概念。

而隨著「內卷化」這個詞逐步進入公眾視野,和原本的社會學內涵相比,含義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我們現在經常在網上看到「內卷化」這個詞,大多都是用來形容某個領域的過度競爭,造成了相互之間的傾軋、內耗,尤其是通過壓搾自己,來獲得微小的優勢。比如公司一直是8小時工作制,但是有些人經常自願加班,還得到了管理層的賞識,於是,感到壓力的其他人也開始自願加班,結果就是,時間久了,加班就成了常態。

現在,這種「內卷」化似乎已經滲透到了各個行業,很多人都是一邊拚命加班,一邊又在網上吐槽工作「太捲了」。不過,這裏面有兩種現象特別典型,一個是外賣騎手的「內卷」化,另一個是教育的「內卷化」。

外賣騎手的「內卷化」

現在很多年輕人不願意進工廠打工,為了相對的自由和高薪,選擇去當外賣騎手,那麼,真實情況如何呢?

4月份,一位北京人社局的副處長,體驗了一天外賣小哥的生活,結果是花了12小時送外賣,只賺了41元,這位處長感嘆說「這錢太不好掙了」。

去年,《人物》雜誌發過一篇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今年,一位北大博士後也發表了一篇論文《「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這兩篇文章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現象:系統是怎樣通過「優化」,讓外賣騎手的送餐時間越來越短的。同樣的距離,用的時間越來越短了,掙的錢也越來越少了。說白了,這就是系統操作下的「內卷」。結果就是,外賣員更加拚命了,連帶路上所有人的交通風險也變大了,大家的境況都糟糕了。但是,唯獨通過「生產力內耗」賺到錢的,是背後的大資本。

送過外賣的朋友可能知道,在外賣系統的設置中,配送時間是最重要的指標,而超時是不被允許的,一旦發生超時,就意味著差評、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有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全行業外賣訂單平均配送時長,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有騎手說過這樣一句話,送外賣就是和死神賽跑,和交警較勁,和紅燈做朋友。這話一點都不假。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資料顯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賣騎手傷亡;同一年,深圳,3個月內外賣騎手傷亡12人。再看2018年的數據,四川成都,平均每天就有1位騎手因為違法或傷或亡。2018年9月,廣州有外賣騎手交通違法將近2,000宗,其中美團騎手佔了一半,排第二的是「餓了麼」的騎手。

「內卷」模式的結果,就是拉低了整個社會的平均收益,外賣騎手兩年前一份外賣可以掙到9元人民幣,到了今年,已經是一單只能拿到4元了,為了互相競爭,騎手們甘願壓低自己的工資獲取訂單。不僅如此,拚上性命的外賣騎手,還要自己支付養老保險、還有工傷險、醫療險等等。比如美團號稱有1,000萬騎手,活躍人數大約在490萬左右,但是連買個3元的商業險都要從訂單裏扣。按照美團的說法,他們都是美團的外判員工,和美團沒有直接勞動關係。

不過,我們看到,美團2020年的財務報表顯示,美團一年營收1,148億。這之前,中國新財富百名富豪榜的統計也顯示,美團的老闆王興,坐擁大約1,800億的身價,而王興還曾經給在美團退休的王慧文開出過1.5億元的年薪,王慧文現在身價也有183億了。

所以有人說了,「內卷」是因為資本家太壞了,他們要攫取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絕大多數收益,於是一些「殘羹冷飯」只能靠底層人民的相互傷害來進行分配了。

不過,這聽上去,似乎是在說,這個「內卷」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

然而,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項飆,在去年10月份受訪時曾經有過一番這樣的解讀,他說,從職場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內卷」是用來對現在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是用資本主義這個詞太寬泛了,不太精確,因為不管是在資本主義最早起源的英國,還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的德國,並沒有出現這種「內卷」現象,所以它是有一點中國特色的。

教育的「內卷化」

網上另外一個討論非常多的是教育的「內卷化」,而相關的典型,就是大陸高考中的衡水現象。

在中國的應試教育模式下,河北的衡水中學就像是一座高考加工廠,學生就像是工廠中的機器,要在備戰氛圍和題海戰術中不停運轉。但是,不管衡水中學招多少人、升學率有多高,全國各類高校在河北的招生名額也是基本不變的。衡水中學再強大,只是在侵佔河北其它地區的升學資源,而且阻止了學生積累課外知識、培養業餘愛好的可能,讓學生失去了創造力。

而且現在,似乎就連幼稚園也都「內卷化」了,不但要提前很多年排隊,到了幼稚園的大班,很多一線城市的孩子就不在幼稚園了,都到各種培訓機構的所謂「幼小銜接班」去了,這個比例甚至高達60%。這裏還有一個有趣的段子,一位家長說,他的孩子才4歲已經掌握了1,500個英語單詞,不知道夠不夠用,另一個家長說,在美國肯定是夠用了,但是在北京海澱那肯定是不夠用的。

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北京的海淀區被稱為文化區,很多知名小學、中學、大學,連帶的周邊樓價也高企。這當然是一個調侃了,但是也可以看到大陸學前教育競爭的激烈和惡化程度。

而對於那些終於考入大學的天之驕子來說,大學生活依然不輕鬆,「內卷化」普遍存在。尤其大陸現在經濟形勢不好,很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所以,每一個人都在絞盡腦汁拿A,考90+,想保送研究生,自然,其中的競爭也非常激烈,而且考上了也不一定有好前途,還可能要面臨導師的刁難等等。從大陸知乎網上的數據,可以看到2020年大陸高校學生自殺事件至少有57宗。

所以說,個中辛苦,捲入的人都會深有體會。人類學家項飆就說:「今天的『內卷』是一個陀螺式的死循環,我們要不斷抽打自己,讓自己就這麼空轉,每天不斷地自己動員自己。所以它是一個高度動態的陷阱。」

造成「內卷化」的根源

那麼,造成「內卷化」的根源到底是甚麼呢?為甚麼在中共治下的中國,人們會選擇情願壓搾自己,來換取一點點的競爭優勢呢?我們看到,其實它是有根源的。

在經濟學裏有個概念叫「柏拉圖最適」,也叫做「柏拉圖效率」,大意是說,如果經濟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況變壞的同時,使自己的情況變得更好,那麼這種狀態就達到了資源配置的最優化。而要達到「柏拉圖最適」,企業老闆必須在保證員工的利益不受損害的基礎上,充份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優化資源配置,追求企業的最大收益。

我們看到,要避免「內卷化」陷阱,關鍵在於技術創新和體制機制改革。一百多年前,美國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在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創新涵蓋的清單,包括了產品、工藝、市場、還有資源配置和組織等。

但是在中國大陸,中共政權既沒有創新的動力,也沒有自發保障工人利益的意願,又缺乏民主和法制的監督機制,所以中共權貴們一方面可以攫取大部份資源,來獲得各種競爭優勢,還可以利用手中的資本來壓搾和剝削員工。

當然,可能會有人說不要把甚麼問題都扣到中共頭上,不是還有很多黑心的私人企業家嗎?是這樣,但是這種現象的根源,也是因為中共在全社會範圍內有目的、並且系統化地讓人們接受進化論、無神論的結果,我們仔細看看中共這幾十年來搞的各種運動,都是要讓人們信奉「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把競爭、掠奪當作唯一的出路,搞得人人自危。

在這樣的灌輸下,中華文化中的傳統道德觀,在一些人眼中,就成了沒有意義的說教,「因果報應、善惡有報」也成了迷信,相應地,社會道德也開始陷入崩塌。我們也看到了相應的惡果,那就是,一些人在競爭中主動或是被動地放棄了友善的本性,人們在所謂的「競爭」和「適者生存」的觀念下進行著「合法」的自相殘殺,甚至無所不為。

「內卷化」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市場競爭的結果,但其實很多都是中共的政策干預造成的,比如,一些大城市的高樓價也是一種「內卷化」,2016年的數據顯示,上海市保留的耕地面積大約是1,900平方公里,但是上海並不需要發展農業,然而因此造成的住宅土地供應不足,卻導致了過高的樓價。

尤其目前,中共在經濟困境之下,會進一步干預經濟,例如在目前原材料大幅漲價的情況下,中共又要求製造企業不能漲價。企業既不能漲價,又不能大量解聘員工,那麼,減少成本的唯一辦法,就只能是低工資水準了。可以想見,未來大陸的「內卷化」可能會更加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