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6月3日。

今年,是六四事件發生的第32年。以往每年6月4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晚上都有燭光紀念集會,今年大概不會有了。香港政府再一次以防疫禁止聚集的理由,拒絕了香港支聯會在維園集會的申請。

其實這是第二次了,去年香港警方以同樣理由拒絕六四集會,但很多人當天還是突破警方設置的封鎖線,進入維園點上了蠟燭。當時我也去現場報道了。去年支聯會並沒有組織,大家都是自發前往,所以沒有以往的大舞台和組織發言等等。進入維園的人群,都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悼念。

但這種情況,估計今年不會發生了。香港政府剛剛以參加組織未經許可的聚集為罪名,重判了十多名民主派的領袖人物,也控告多名去年六四進入維園悼念的年輕人。不但如此,港府還發出了信息,稱今年香港警方會派數千名警察重兵把守,禁止進入維園,甚至聲稱只要身穿黑衣就抓,等等。這當然很荒謬,穿黑衣和防疫有甚麼關係?

維園的六四燭光集會,是香港一國兩制的一個標誌,當天晚上燭光若在,香港一國兩制似乎仍有少少希望,如果燭光消失,恐怕一國兩制也就徹底陷入黑暗當中了。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不希望人記住六四事件。所以在中國大陸,八九六四,是一個Word shall not say,不可說,不能說的名詞。所以很多八零後和九零後的年輕人,完全不知道1989年春夏發生過甚麼事情。

但1989年六四事件,是當代世界的一件極為重要的歷史事件,它極大地改變了世界。

中共出動軍隊,用坦克和機槍,鎮壓了當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殺死了很多手無寸鐵的人。整個事件經過電視台衛星信號轉播到全世界,造成了極大的震驚。

1989年6月份,波蘭展開了二戰之後第一次真正的大選,團結工會贏得大選,在波蘭監獄坐牢多年的工運領袖華勒沙(Lech Walesa,也譯為華里沙)成了總統。

下半年開始,當時共產黨控制的東德發生群眾示威遊行,當局猶豫再三,終於沒有敢動用軍隊鎮壓,到了11月,柏林牆被人民推倒拆毀。柏林牆的倒塌,預示著東歐共產國家集團的瓦解。緊接著,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共產國家紛紛變化,執政的共產主義政黨不是下台,就是改換名字,接受民主選舉,脫離蘇聯。

羅馬尼亞的變化最慘烈。羅馬尼亞共產黨領袖壽西斯古(Nicolae Ceaușescu)多年執掌政權,集黨政軍所有大權於一身,也是最強硬的一個領導人。波蘭大選之後共產黨失敗,壽西斯古是唯一一個致電蘇聯領袖戈巴卓夫,要求蘇聯出兵波蘭的領導人。當然蘇聯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1989年12月中,羅馬尼亞出現反共抗議活動,壽西斯古派出秘密警察鎮壓。到了21日,壽西斯古召開群眾大會,想展示民眾對他的支持,誰知道大會上突然有人高喊打倒壽西斯古的口號,而且獲得了成千上萬民眾的響應。壽西斯古慌忙逃走,之後派出軍隊鎮壓。

羅馬尼亞國防部長,不願意執行開槍鎮壓反抗民眾的命令,自殺身亡。他的名字叫做瓦西里‧米列亞(Vasile Milea),12月22日他在家中開槍自殺。關於他的死,坊間有多種說法,有人說他因拒絕執行殺人的命令,被秘密警察槍殺,也有說他想開槍自傷,以逃避執行任務,但卻因傷重而死。不管如何,這位米列亞少將是因為拒絕屠殺人民而死的。

米列亞死亡的消息傳出後,原本支持壽西斯古的正規軍開始倒戈,羅馬尼亞軍隊從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出,而鎮暴警察無法阻擋遊行隊伍的衝擊。緊接著,軍隊和隸屬於內政部的內務部隊(相當於中國的武警)開始交火,在民眾一面倒的支持下,軍方迅速擊潰內務部隊。反對派和軍方將領成立救國陣線。

12月25日,沒錯,是1989年的聖誕節,壽西斯古夫婦被臨時軍事法庭審判五項罪名成立,執行死刑。三位當年保衛他的士兵,用衝鋒槍處決了他們。

和所有共產黨政權的領袖一樣,壽西斯古也有一長串的名頭,是:人類的星辰、喀爾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階級的英雄、最傑出的無以倫比的戰略家、舉世尊敬的偉大領袖和政治活動家、抵抗所有敵人的羅馬尼亞捍衛者、掌握國家面臨所有問題答案的領導人、民族英雄中的偉大英雄、當代世界的傑出人物和光輝戰士、傑出的馬列主義領袖。

台灣作家柏楊總是嘲笑中國古代皇帝,死後的諡號字數太多,我看,沒有誰能超過這位羅馬尼亞的共產獨裁者,只不過,這些諡號,是他生前由手下的宣傳官員搞出來的。

東歐集團共產黨政權紛紛瓦解後,作為老大哥的蘇聯,在北方的寒風中孤獨地繼續堅持了兩年。1991年8月,蘇聯共產黨內部保守派發動政變,但沒有成功。8月24日,戈巴卓夫宣佈辭職,解散蘇聯共產黨。12月25日,戈巴卓夫宣佈辭去蘇聯總統職務,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相當於中國的人大常委)宣佈,作為一個國家,蘇聯停止存在。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政權的國家正式消失,立國69年。

隨著蘇聯解體,原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也都拋棄共產黨,紛紛以各種名義的政黨成立了民族獨立國家。

如果把這些國家都算上,1989年北京的六四事件,間接導致了24個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垮台。而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的「隱忍」策略下,繼續存在直到現在。中國成千上萬人的犧牲,換來了歐洲的自由和民主,但中國繼續沉淪在專制的黑暗中。中國人管這叫「燈下黑」,或者是「牆內開花牆外香」。

美國學術界有一種看法,認為如果北京六四事件遲兩年發生,中共必定倒台,不可能延續下去。他們的觀點是,中共六四事件後的苟延殘喘,和當時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有關。六四鎮壓發生之後,全球震驚,西方世界開始對中共進行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但老布殊在制裁的同時,立即派人和北京聯繫,取得某種政治上的默契。

西方對中共的經濟上制裁,實際上只持續了一年半,很快就不了了之。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共重新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並維持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長。

這些學者認為,布殊之所以要維持和中共之間的關係,目的是繼續維持七零年代開始的聯華制蘇政策。就是要與中共合作,全力對付蘇聯。所以,如果六四事件遲兩年發生,蘇聯已經基本垮台了,和中共的合作也就完全沒有必要了,美國對中共六四鎮壓的態度會更強硬,經濟制裁也會更加徹底。

不過,這個說法只對了一半。因為,如果沒有八九六四事件,可能也就不會有東歐共產集團國家崩潰,以及後來的蘇共垮台和前蘇聯解體了。

即使中國走了另外一條路,但八九六四對中國大陸的影響仍然巨大,只不過多數是潛伏在深處的。

過去20多年,我採訪過很多很多中國的文化人,知識份子、工人,異見人士,他們心中的自由思想,很多都來自六四事件。有很多反抗專制的人,都和六四有各種各樣的關係。比如說原中共的外交官陳用林。他是前中共駐澳洲悉尼總領事館的政治參贊,後來逃亡了,開始他的反對中共的活動。

多年前我採訪他時,他就向我講述了六四事件。1989年6月3日夜間,他還是北京外交學院的學生,正在天安門廣場南部,前門大街附近,親眼看到十五軍空降兵一路開槍從南邊進入天安門廣場。

還有胡佳,當時只是中學生的胡佳,6月3日晚上在東城區目睹市民赤手空拳堵住了進城的軍隊。

還有維權律師,我不說他們的名字了,當時好幾位都是大學生,眼看著同學在身邊死去。

當然,也有一些朋友,後來做生意發了財,但八九年的那段經歷,永遠揮之不去,影響一生的認知。

我可以說,現年五十多歲的這一批大陸知識人,無論他是否經商是否發財,都無法擺脫八九六四。他們一起塑造了後來中國20多年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30年之後,在香港發生了反送中運動。大批香港年輕人衝上街頭,對我來說,那種感覺如此熟悉,但那種悲觀的預感,也是如影隨形,無法擺脫。

大批的香港年輕人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整個運動,現在也告一段落,港人追求的目標不但沒有成功,整個社會的政治民主和社會自由反而更加倒退,這和30年前極為相似。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同樣動員了整整一代的香港年輕人,未來的局勢無論如何發展,他們這批人都必定會在香港這個特定的區域,甚至對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上,做出他們的影響。

今年六四,維園或許不會再有燭光,明年或者後年,香港警方或許會像澳門一樣,動用國家安全法的條文來否決維園的六四紀念活動,但人心不死,希望就還存在。

守住心中的一點燭光,就是守住了良知的火種,守住了自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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