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智囊GPPI創辦人：我為甚麼不再去中國

5月10日，德媒《每日鏡報》刊文《我為甚麼不再去中國旅行》。文章作者本納（Thorsten Benner）是德國智囊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所長及聯合創辦人。2018年12月10日之前本納曾多次訪問中國，此後就再也不去中國，文章中他詳述了箇中原因。

加拿大研究員至今還關在中共監獄

文章作者稱，2018年12月，我去北京參加了一個來自中國、歐洲和亞洲幾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的會議，組織方是柯爾柏基金會（Körber-Stiftung）和中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我們進行了非常有成效的討論。

這次活動彙集了來自中國境外（包括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和中共系統內的廣泛聲音，幾乎沒有任何禁忌話題。12月10日，我本人在一個關於新疆的反恐小組上發言，接下來是與中國與會者的公開討論。

但是那天在北京發生了另一件事，我是回德國後才知道的：加拿大前外交官、為智囊國際危機組織工作的研究員科夫里奇（Michael Kovrig）被（中共）劫持為人質。科夫裏奇至今仍被關押在中共的牢房裏，他被指控犯有（中共）捏造出來的間諜罪。中共這麼做的目的是對加拿大政府施加壓力，因為渥太華曾應美國的引渡請求拘留了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這讓我感到震驚，我意識到，外國護照不再能保護研究人員免於被扔進中共監獄。中共駐加拿大大使冷嘲熱諷地宣稱，「絕大多數」來華遊客沒有甚麼可擔心的，而這卻強調了這種危險。現在，外國研究人員可能會發現自己被中共政府盯上了，只因為他們說了一些中共領導層不喜歡的東西，或者是中共需要用其作為談判的籌碼。

危險升級：中共國安法也適用於境外

文章繼續寫道，自從中共聲稱其國家安全法具有域外效力以來，這種危險變得更加嚴重。外國人可以因所謂的「危害（中共）國家安全」行為被起訴，即使這些行為是在中國以外實施的。

因此我決定，只要像習近平這樣的統治者仍在中國做著徇私枉法的事，我就不再去中國旅行。雖然我很懷念對中國的訪問以及與以前的合作者進行個人交流的機會。我經常寫一些東西或跟某些人有聯繫，中共可以輕易為我定罪。

當然，在與專制政權打交道時，恐懼並不是一個好辦法。特別是對一些中國研究人員來說，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接觸機會，使他們能夠從去中國的研究旅行中獲得很多東西，因此有充份的理由對風險進行不同的權衡。但是對於那些想更深入研究中國的人來說，黑暗時代也正在來臨。

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將簽證作為一種武器。任何對於中共提出批評的人，都有可能在下一次無法獲得簽證，或者簽證會被推遲。這種做法的目的主要是促使研究人員自我審查。其實只有少數研究人員被完全禁止進入中國，而這些也從未被公開過。

中共對學術自由大規模攻擊

文章舉例稱目前的情況變得更加嚴峻。今年4月22日，中共對總部設在柏林的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ICS）以及其他幾位著名的歐洲中國研究人員，如岑茨（Adrian Zenz）和耶爾登（Björn Jerdén）實施制裁。這些制裁包括禁止入境，禁止「與中國做生意」等。

中共宣傳機構《環球時報》歡欣鼓舞地說：「切斷與中國（中共）的關係意味著墨卡托的研究渠道將難以維持，其影響力將被嚴重削弱。」

這是中共對學術自由的一次大規模攻擊，中共希望終止獨立的中國研究。中共給中國研究人員的信息很清楚：「只有我們才能決定誰是可以接受的對話者。你們得遠離那些受制裁的研究人員和機構。如果你們不積極地報道中共，可能很快就會遭遇同樣的命運。」

默克爾總理府的沉默是可恥的

文章呼籲，我們所有人都應該確保中共的算盤不起作用。一千三百多名研究人員以及三十多名歐洲智囊負責人發表的聲援（被中共制裁研究人員）宣言是一個很好的起步。

德國聯邦議院的許多議員以及外交部的高級代表也公開支持墨卡托研究所。而德國總理和總理府在中共制裁德國研究者的問題上，所保持的沉默就顯得更加可恥。

受中共制裁的機構和研究人員是我們所有人不可缺少的資源，他們必須繼續在有關中國的工作中發揮突出作用。他們必須定期參與議會聽證會，與政治家和公司代表會談，或參與基金會組織的有關中國主題的活動，甚至是在有中共代表參與的情況下。特別是那些與中國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保持密切研究關係的大學，應該採取明確的立場，支持研究自由。

特里爾大學校長明確譴責制裁，作為回應，他們將設在該大學的孔子學院的工作擱置起來，這種做法應成為一個先例。有一點是明確的：接受中共的錢（無論是來自國家還是公司）應該是大學和智囊的禁忌，這樣才能保持其獨立性。

柏林自由大學也應該最終放棄中共的國家資金。而在中國有強大業務的德國公司應該投資一個基金，以加強在中國業務方面的獨立工作，並對中共發出反對制裁的明確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