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4月30日A6版的前文）
暗中打壓早已開始 警察引人到府右街
其實在天津事件之前，有些地區氣氛不太好，已經有很多變相打壓學員集體煉功、學法的狀況。「像《光明日報》上就有詆毀法輪功的發文；新聞出版署也禁止出版《轉法輪》，這些都是在天津事件之前，就已經發生了。」所以才會有北京一百多個學員聯名寫信，向中央反應法輪功的情況，並訴求國家對氣功不打棍子、不爭論、不報道的「三不政策」。
「所以天津法輪功學員被抓事件，根本不是孤立的，也絕非偶然。當時中共的內部就有一撮邪惡的人，在為打壓法輪功鋪路、做準備了。」
早在1997年，政法委書記羅干，就下令全國各地公安秘密調查法輪功，欲圖蒐集罪證搞個大案、要案，從而撈取政治資本。結果各地公安調查後均上報「沒有發現問題」，調查之事就此不了了之。
後來他聽早到的學員說，4月25日上訪，之所以站在中南海旁邊，原來是警察安排過去的。「學員們表示，是警察指定讓他們站在那兒的，到中南海府右街站著，完全是警察一手策劃的。」
「後來要鎮壓法輪功時，竟然宣稱是圍攻中南海，實際上是警察讓我們站在那裏。」而且也根本不是甚麼圍攻，「中南海周圍都是監視錄像頭，把錄像片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就真相大白了！根本沒有所謂的（圍攻）。」
學員代表向國務院提出三個訴求
當日，朱鎔基看到學員時一臉愕然，感到不對勁，就說「我找信訪局局長和國務院副秘書長跟你們談。」這時他們已經進到中南海西門，朱鎔基一邊走一邊吩咐找人，他指名要找的那些人，隨行的三個學員都沒聽說過，「因為我們平常不太關心這些，也不認識信訪局局長之類的人物。」
「然後，我們進到中南海西門口，工作人員就喊暫停。」緊接著，三人被帶到西門旁邊的一個門外有警衛站崗的傳達室，他們進去之後，朱鎔基就繼續往前走，按他原來的計劃、工作安排上班去了。
石采東三人在傳達室裏等了一會兒，來了幾個官員模樣的人，他想，大概就是朱鎔基吩咐找的人吧。他們說，「我們來聽你們反映情況，你們先登記一下。」學員們把姓名、地址、電話等所有信息，老老實實地呈報上去，當下有3、4個工作人員，拿著小本子一邊聽一邊記錄。
然後，工作人員詢問：你們來做甚麼？為何來這裏？學員回答，「天津警察無理抓了很多法輪功學員，希望可以儘快釋放他們。」學員又說，「是因為何祚庥寫文章……他們好像知道何祚庥這個人，因為他以前也惹過事，挑起過一些爭端，所以無奈地表示又是何祚庥，好像這個人總給他們找麻煩似的。」
接著，三人反映了一些其它情況：因為在96年《轉法輪》就已經被禁止，希望能夠再度公開的出版發行；還有，也希望有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主要就是這三點訴求。」
學員們說完以後，工作人員覺得，這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不像是代表人物，於是問道：有沒有研究會負責人在現場？能不能找他們來反應情況？但是那時候，三人根本不知道研究會的負責人是誰，所以中途出去一趟，「再找一找，看看門口還有沒有其他的學員知道情況。」
後來，他們找了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學員進去，還拿了幾本法輪功的書籍。因為「擔心他們不了解法輪功、不知道《轉法輪》是甚麼，我們就從門口的學員當中蒐集幾本書，拿來送給他們，也請他們看一看、了解一下，這就是法輪功，我們學員修煉的主要指導的法。」
信訪局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反映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了，你們儘快回去，也叫外面的學員回去，別在那裏逗留，也不要在門口聚集。」
石采東回憶說，朱鎔基和他們談話應該有4、5分鐘，在傳達室反映情況也就二十分鐘左右。他們出來之後，外面那麼多學員還在等著，不知道裏面發生了甚麼？「我們就把反映的情況，和學員們大致說明一下。」但是因為沒有獲得回應是否釋放天津被抓的學員，所以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大家還是原地不動地靜候著。
到了下午，國務院負責人又找北京法輪大法研究會的一些學員去中南海，正式地反映情況。「他們反映的重點，似乎主要的也是這三點要求，基本上就是這麼個情況。」
晚上天津學員獲釋 人群隨即平靜散去
石采東反映完情況後不久，就先離開了。還有很多學員一直靜靜地等著，直到晚上9時左右，傳來天津的學員已經被釋放，「大家說，剩下其它的問題，日後還可以派代表來繼續對話，相信都可以順利解決。所以，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大家就很快、平靜地散去了。」
整個「四二五」上訪，基本上從早上6時多到晚上9時多，持續了十幾個小時。沒有橫幅、沒有口號也沒有喧鬧，一萬多人只是靜靜地等待著政府單位的回覆，「我們這些上訪的學員，都很有秩序地站在馬路人行道的邊上。」「也沒有人吵吵嚷嚷的；更沒有任何的過激的言論或舉動。」
他回憶說，周日北京還是有很多人上班，騎單車來來往往，照樣穿梭自如，沒有受到任何阻擋。而實際上，警察就是無所事事，後來2、3個人站在一起放鬆地聊天。「就是很平和、很安靜，甚至沒有一點噪音，聽不到任何喧譁的聲響。」
「後來為何世界上很多媒體，包括CNN在內，都在報道這一個事件？因為大家覺得很驚訝，這麼多人，卻這麼安靜、平和，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往往，在美國有抗議，在香港也有抗議，都不是那個樣子的，其中的差別太大了。」
「四二五」上訪出於對政府信任
在石采東眼中，「四二五」最大的意義是——法輪功學員作為一個民間團體，向政府和平地反映問題，最後在總理的妥善處理下圓滿解決。「武警抓捕的法輪功學員被釋放，同時，政府代表也答應了後續的一些訴求。至少當天是和平的、圓滿地處置好這件事情了。」
中國大陸百姓，歷來是不做順民，便做暴民，「政府官員和民眾之間，透過一個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這在歷史上，好像是很少見的。」
「我們去反映情況，當時其實是基於對政府的一種完全信任。那麼多人到信訪辦去反映情況、溝通問題和表達訴求，沒有任何一些不愉快的現象發生，這樣的事情，似乎在其它的國家或地區，也很少見到。」
他指出，「四二五」上訪，開創出一個停止迫害的良機，如果江澤民能夠把握住這個轉捩點，那麼，先前社會上一切對法輪功的不公對待，都可以就此煙消雲散、順利消弭。
江澤民個人妒忌與共產黨的惡性相合
但是，江澤民偏偏不這樣做，4月25日晚上，他並未徵求任何人的意見，給全體政治局人員寫了一封信，憂心忡忡地宣稱，「共產黨要是戰勝不了法輪功，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於是，和平請願被惡意歪曲成「圍攻」，朱鎔基的指示被推翻，7月起各種批判與謠言鋪天蓋地而來，中共開始全面鎮壓法輪功。
「98年年底的時候，上海電視台就報道說，法輪功傳遍歐美澳亞四大洲，在全世界有一億多人在修煉。」這數目超過當時中共6,500萬黨員。他認為，江澤民作為中共的黨魁，習慣了到處作秀、出鋒頭，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感到壓力和妒忌，「再加上中共無神論的本質，容不下修煉、神佛，這種傳統文化當中敬天信神的有神論觀點。」
「江澤民自己的妒忌，再加上共產黨的邪惡本質，這就是他要迫害法輪功的原因。」石博士說，「它把這個事情顛倒過來了，說和平上訪是圍攻中南海。就像我剛才說的，根本就不是圍攻，道理很簡單，如果真的是圍攻，那麼，朱鎔基還敢出來嗎？還會帶我們進去嗎？」
後來石采東才知道，4月25日當天，就有人背地裏到研究所調查他所有的檔案和紀錄。「結果查來查去，發現我從小到大就是個好學生，年年都是三好學生，沒有任何不良紀錄，也不是甚麼學生的頭頭，或者組織的領導之類的人物。」
因為沒抓到把柄，所以當時他也沒有甚麼不良後果。「但是，我知道他們暗地裏一直是在監視我，有人負責盯梢。」
他進一步披露，江澤民當時發動迫害，參與者是被動的，七個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之外，其他六人全部反對鎮壓。因為法輪功在國內有一億人學煉，非常受歡迎；另一方面，中央各部委、政府人員的很多家屬也在修煉法輪功，他們很清楚法輪功是甚麼。
江澤民完全了解，「法輪功學員是一群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普通群眾，他們也沒有甚麼（其它）訴求。但是，他就是容不下，就是要打壓。」
傳播真相至關重要 「四二五」鑄就精神豐碑
江澤民和共產黨，利用對政府與媒體的絕對控制，對法輪功進行了持續三年半惡毒至極的公開抹黑以及污衊。如今，共產黨的黑手也伸進香港，當地媒體也紛紛噤聲。3月民主派初選47人案，大批香港市民自發通宵在法院前排隊「聽審」，人潮將西九裁判法院幾乎圍了一圈，情形如同一個小型「四二五」。
石先生直言，現在回頭看看共產黨做過的事情，把和平上訪歪曲成圍攻中南海，把原本和平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一概詆毀成「暴徒」行動，完全抹殺勇敢的香港人，奮力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核心訴求。而這一切，早在共產黨的計劃下一一發生。
中共赤化香港的盤算已久，「五十年不變」只是欺騙套路的一環，拿回主權之後，「暫時安撫一下，等到覺得時機成熟，就要把香港完全赤化為像大陸城市一樣。每次都是如此，屢試不爽。」
「會不會哪一天香港也變成像大陸一樣，互聯網被控制，新聞媒體也被控制；其實，現在好像就開始朝那個方向走了，能不提高警覺嗎？」所以石博士強調，關鍵時刻，媒體的角色很重要。而所有的媒體從業人員，都應該秉持良知、莫忘天職，要確實傳播真相與維護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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