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4月30日A6版的前文)
暗中打壓早已開始 警察引人到府右街
其實在天津事件之前,有些地區氣氛不太好,已經有很多變相打壓學員集體煉功、學法的狀況。「像《光明日報》上就有詆毀法輪功的發文;新聞出版署也禁止出版《轉法輪》,這些都是在天津事件之前,就已經發生了。」所以才會有北京一百多個學員聯名寫信,向中央反應法輪功的情況,並訴求國家對氣功不打棍子、不爭論、不報道的「三不政策」。
「所以天津法輪功學員被抓事件,根本不是孤立的,也絕非偶然。當時中共的內部就有一撮邪惡的人,在為打壓法輪功鋪路、做準備了。」
早在1997年,政法委書記羅干,就下令全國各地公安秘密調查法輪功,欲圖蒐集罪證搞個大案、要案,從而撈取政治資本。結果各地公安調查後均上報「沒有發現問題」,調查之事就此不了了之。
後來他聽早到的學員說,4月25日上訪,之所以站在中南海旁邊,原來是警察安排過去的。「學員們表示,是警察指定讓他們站在那兒的,到中南海府右街站著,完全是警察一手策劃的。」
「後來要鎮壓法輪功時,竟然宣稱是圍攻中南海,實際上是警察讓我們站在那裏。」而且也根本不是甚麼圍攻,「中南海周圍都是監視錄像頭,把錄像片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就真相大白了!根本沒有所謂的(圍攻)。」
學員代表向國務院提出三個訴求
當日,朱鎔基看到學員時一臉愕然,感到不對勁,就說「我找信訪局局長和國務院副秘書長跟你們談。」這時他們已經進到中南海西門,朱鎔基一邊走一邊吩咐找人,他指名要找的那些人,隨行的三個學員都沒聽說過,「因為我們平常不太關心這些,也不認識信訪局局長之類的人物。」
「然後,我們進到中南海西門口,工作人員就喊暫停。」緊接著,三人被帶到西門旁邊的一個門外有警衛站崗的傳達室,他們進去之後,朱鎔基就繼續往前走,按他原來的計劃、工作安排上班去了。
石采東三人在傳達室裏等了一會兒,來了幾個官員模樣的人,他想,大概就是朱鎔基吩咐找的人吧。他們說,「我們來聽你們反映情況,你們先登記一下。」學員們把姓名、地址、電話等所有信息,老老實實地呈報上去,當下有3、4個工作人員,拿著小本子一邊聽一邊記錄。
然後,工作人員詢問:你們來做甚麼?為何來這裏?學員回答,「天津警察無理抓了很多法輪功學員,希望可以儘快釋放他們。」學員又說,「是因為何祚庥寫文章……他們好像知道何祚庥這個人,因為他以前也惹過事,挑起過一些爭端,所以無奈地表示又是何祚庥,好像這個人總給他們找麻煩似的。」
接著,三人反映了一些其它情況:因為在96年《轉法輪》就已經被禁止,希望能夠再度公開的出版發行;還有,也希望有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主要就是這三點訴求。」
學員們說完以後,工作人員覺得,這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不像是代表人物,於是問道:有沒有研究會負責人在現場?能不能找他們來反應情況?但是那時候,三人根本不知道研究會的負責人是誰,所以中途出去一趟,「再找一找,看看門口還有沒有其他的學員知道情況。」
後來,他們找了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學員進去,還拿了幾本法輪功的書籍。因為「擔心他們不了解法輪功、不知道《轉法輪》是甚麼,我們就從門口的學員當中蒐集幾本書,拿來送給他們,也請他們看一看、了解一下,這就是法輪功,我們學員修煉的主要指導的法。」
信訪局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反映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了,你們儘快回去,也叫外面的學員回去,別在那裏逗留,也不要在門口聚集。」
石采東回憶說,朱鎔基和他們談話應該有4、5分鐘,在傳達室反映情況也就二十分鐘左右。他們出來之後,外面那麼多學員還在等著,不知道裏面發生了甚麼?「我們就把反映的情況,和學員們大致說明一下。」但是因為沒有獲得回應是否釋放天津被抓的學員,所以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大家還是原地不動地靜候著。
到了下午,國務院負責人又找北京法輪大法研究會的一些學員去中南海,正式地反映情況。「他們反映的重點,似乎主要的也是這三點要求,基本上就是這麼個情況。」
晚上天津學員獲釋 人群隨即平靜散去
石采東反映完情況後不久,就先離開了。還有很多學員一直靜靜地等著,直到晚上9時左右,傳來天津的學員已經被釋放,「大家說,剩下其它的問題,日後還可以派代表來繼續對話,相信都可以順利解決。所以,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大家就很快、平靜地散去了。」
整個「四二五」上訪,基本上從早上6時多到晚上9時多,持續了十幾個小時。沒有橫幅、沒有口號也沒有喧鬧,一萬多人只是靜靜地等待著政府單位的回覆,「我們這些上訪的學員,都很有秩序地站在馬路人行道的邊上。」「也沒有人吵吵嚷嚷的;更沒有任何的過激的言論或舉動。」
他回憶說,周日北京還是有很多人上班,騎單車來來往往,照樣穿梭自如,沒有受到任何阻擋。而實際上,警察就是無所事事,後來2、3個人站在一起放鬆地聊天。「就是很平和、很安靜,甚至沒有一點噪音,聽不到任何喧譁的聲響。」
「後來為何世界上很多媒體,包括CNN在內,都在報道這一個事件?因為大家覺得很驚訝,這麼多人,卻這麼安靜、平和,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往往,在美國有抗議,在香港也有抗議,都不是那個樣子的,其中的差別太大了。」
「四二五」上訪出於對政府信任
在石采東眼中,「四二五」最大的意義是——法輪功學員作為一個民間團體,向政府和平地反映問題,最後在總理的妥善處理下圓滿解決。「武警抓捕的法輪功學員被釋放,同時,政府代表也答應了後續的一些訴求。至少當天是和平的、圓滿地處置好這件事情了。」
中國大陸百姓,歷來是不做順民,便做暴民,「政府官員和民眾之間,透過一個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這在歷史上,好像是很少見的。」
「我們去反映情況,當時其實是基於對政府的一種完全信任。那麼多人到信訪辦去反映情況、溝通問題和表達訴求,沒有任何一些不愉快的現象發生,這樣的事情,似乎在其它的國家或地區,也很少見到。」
他指出,「四二五」上訪,開創出一個停止迫害的良機,如果江澤民能夠把握住這個轉捩點,那麼,先前社會上一切對法輪功的不公對待,都可以就此煙消雲散、順利消弭。
江澤民個人妒忌與共產黨的惡性相合
但是,江澤民偏偏不這樣做,4月25日晚上,他並未徵求任何人的意見,給全體政治局人員寫了一封信,憂心忡忡地宣稱,「共產黨要是戰勝不了法輪功,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於是,和平請願被惡意歪曲成「圍攻」,朱鎔基的指示被推翻,7月起各種批判與謠言鋪天蓋地而來,中共開始全面鎮壓法輪功。
「98年年底的時候,上海電視台就報道說,法輪功傳遍歐美澳亞四大洲,在全世界有一億多人在修煉。」這數目超過當時中共6,500萬黨員。他認為,江澤民作為中共的黨魁,習慣了到處作秀、出鋒頭,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感到壓力和妒忌,「再加上中共無神論的本質,容不下修煉、神佛,這種傳統文化當中敬天信神的有神論觀點。」
「江澤民自己的妒忌,再加上共產黨的邪惡本質,這就是他要迫害法輪功的原因。」石博士說,「它把這個事情顛倒過來了,說和平上訪是圍攻中南海。就像我剛才說的,根本就不是圍攻,道理很簡單,如果真的是圍攻,那麼,朱鎔基還敢出來嗎?還會帶我們進去嗎?」
後來石采東才知道,4月25日當天,就有人背地裏到研究所調查他所有的檔案和紀錄。「結果查來查去,發現我從小到大就是個好學生,年年都是三好學生,沒有任何不良紀錄,也不是甚麼學生的頭頭,或者組織的領導之類的人物。」
因為沒抓到把柄,所以當時他也沒有甚麼不良後果。「但是,我知道他們暗地裏一直是在監視我,有人負責盯梢。」
他進一步披露,江澤民當時發動迫害,參與者是被動的,七個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之外,其他六人全部反對鎮壓。因為法輪功在國內有一億人學煉,非常受歡迎;另一方面,中央各部委、政府人員的很多家屬也在修煉法輪功,他們很清楚法輪功是甚麼。
江澤民完全了解,「法輪功學員是一群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普通群眾,他們也沒有甚麼(其它)訴求。但是,他就是容不下,就是要打壓。」
傳播真相至關重要 「四二五」鑄就精神豐碑
江澤民和共產黨,利用對政府與媒體的絕對控制,對法輪功進行了持續三年半惡毒至極的公開抹黑以及污衊。如今,共產黨的黑手也伸進香港,當地媒體也紛紛噤聲。3月民主派初選47人案,大批香港市民自發通宵在法院前排隊「聽審」,人潮將西九裁判法院幾乎圍了一圈,情形如同一個小型「四二五」。
石先生直言,現在回頭看看共產黨做過的事情,把和平上訪歪曲成圍攻中南海,把原本和平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一概詆毀成「暴徒」行動,完全抹殺勇敢的香港人,奮力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核心訴求。而這一切,早在共產黨的計劃下一一發生。
中共赤化香港的盤算已久,「五十年不變」只是欺騙套路的一環,拿回主權之後,「暫時安撫一下,等到覺得時機成熟,就要把香港完全赤化為像大陸城市一樣。每次都是如此,屢試不爽。」
「會不會哪一天香港也變成像大陸一樣,互聯網被控制,新聞媒體也被控制;其實,現在好像就開始朝那個方向走了,能不提高警覺嗎?」所以石博士強調,關鍵時刻,媒體的角色很重要。而所有的媒體從業人員,都應該秉持良知、莫忘天職,要確實傳播真相與維護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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