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尋夢 雕鑄靈相 圖寫真形 (上)

隋朝皇帝對佛法的崇尚，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隋煬帝繼承了漢代以來的富國之道，即打通絲路、經營西域。

推開石窟厚重的大門，流光溢彩的佛國世界撲面而來。西方的古老藝術、中華王朝一千多年的文明，都將自己最虔誠和精純的技藝獻給神、佛，演繹出舉世驚歎的人間聖境。凝望那一尊尊彩塑、一幅幅壁畫，我們似乎達到了與神明最近的距離。

當佛陀、菩薩、飛天、佛弟子們悄然換上清秀含蓄的面容、披上寬衣博帶的漢服，當塑像上的裝飾越來越華麗精美，當壁畫上的線條越來越豐富流暢，歷史的軌跡已從魏晉、南北朝逐漸走到大分裂的尾聲。一個久違的大一統王朝——隋朝，即將為神州大地帶來全新的風貌。

隋文帝楊堅力行節儉、勵精圖治，終於在亂世之後開創了開皇治世。同時，他對佛教推崇備至，舉國上下大興佛事，也讓佛法的弘揚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荒漠中的敦煌石窟，也因為這位崇佛的皇帝，呈現出更為壯美輝煌的神采。

崇佛天子

考察隋文帝的身世，你會驚訝地發現他與佛教深厚的淵源。（公有領域）

考察隋文帝的身世，你會驚訝地發現他與佛教深厚的淵源。西魏大統七年（公元541），一片紫氣充溢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的殿堂間，隋文帝就在這瑞相中降生了。神尼智仙不請自來，為他取乳名「那羅延」，意為「金剛不壞」，並親自撫養他長大。

隋初的帝國，久經戰火之苦，在開國的十五年前，北周武帝強行「滅佛」，強迫僧、尼還俗，北方佛寺、佛經遭損毀，盛極一時的中原佛教因而趨於衰微。隋文帝在統御國家的第一年（公元581年）便大力扶植佛教，重振禪風。他准許了僧人曇延的請求，敕度一千多名僧人，開復興佛教之先聲。

此後，隋文帝不僅將前朝廢棄的佛教遺蹟加以保護、修繕，而且在全國興起大建佛寺、造塔立像、抄寫佛經的崇佛熱潮。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隋文帝下詔，於各州縣建立僧、尼寺各一所；開皇十三年，下詔在諸州名山下各置僧寺一所，並賜田莊；開皇二十年，他下詔禁止毀壞、偷盜佛像。

公元601年，六十歲的隋文帝改元「仁壽」，頒發《立舍利塔詔》，敕令全國三十州立舍利塔，遣沙門三十人，奉舍利子前往各州安置。其中釋智嶷奉詔送舍利至瓜州的崇教寺，隨後在該寺起塔。崇教寺乃是隋朝官寺，也是管理莫高窟的機構。此後，隋文帝又先、後兩次頒佈造塔詔令。

他還倡導義學，邀請海內外高僧赴長安講學。長安城從此名僧雲集，開壇講經、譯經弘法成一時盛況。民間的佛教組織「邑」也從衰微走向興盛，並自發組織寫經、造像等活動，一直延續至五代時期。

在隋文帝的倡導下，文帝一朝共計造塔百餘座；大、小造像十萬多身；推寫經十三萬卷，極大地推動了隋朝佛教的復興和發展。隋煬帝即位後，延續崇佛政策，曾修繕佛像十萬多身、鑄刻新像三千多身、度僧尼一萬六千餘人。他還設立大型譯經館，延請高僧入館，譯經、講經、教授梵文。

隋朝皇帝對佛法的崇尚，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更重要的是，隋煬帝繼承了漢代以來的富國之道，即打通絲路、經營西域。他在河西張掖一帶召集西域二十七國使節，舉辦史無前例的國際大會盟，加強了中原與西方的交流。

這一舉措不僅讓河西走廊重現昔日的繁華，更迎來敦煌石窟新的高峰期。隋朝短短三十七年國祚中，莫高窟上聲聲斧鑿從未停歇，重修與開鑿的洞窟多達九十四個。崖面上的星星點點，也逐漸匯聚成一片漫漫銀河。這一切，為隨即而來的大唐盛世以及敦煌佛教的全盛時代埋下有力的伏筆。

形神兼備

大一統王朝下，南、北方文化交融，也促進了南、北佛教互相融合，漸趨統一，從「南義北禪」轉向「禪理並重、定慧雙修」的特點，不僅注重修禪觀像，而且重視佛教義理。同時，具有「普度眾生」思想的大乘佛教開始興盛。由於敦煌與中原地區的聯繫日益密切，大乘佛教的經書，比如《涅槃經》、《彌勒經》、《藥師經》、《法華經》等，也流傳到了敦煌。

因而，敦煌洞窟的造像繼續流行禪修觀像，開鑿中心塔柱窟，同時不斷變化形態：多將方形塔柱改為須彌山式的倒塔形；繼而取消倒塔，改為佛壇式；而後改為正（西）壁或三壁開龕的覆斗頂或人字坡方形窟。洞窟的形制逐漸向中式傳統的殿堂窟演變。

塑像方面，隋代石窟以群塑為主，多以佛陀為主尊，二弟子、二菩薩或四菩薩為脅侍，從三身增至七身為一組，蔚為壯觀。而壁畫方面，本生、佛傳故事畫逐漸減少至消失，而體現大乘佛教教義的「經變畫」初具形態。經變畫，即用畫像形式解釋佛經內涵。

隋文帝曾在一封詔令中寫道，崇佛造像，乃是：「雕鑄靈相，圖寫真形。」[1]這八個字，既概括了雕塑與繪畫是主要的造像形式，同時道出中華造像藝術的美學境界——氣韻生動，形神兼備。帝王的藝術主張，也隨著暢通無阻的絲綢之路傳到了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