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都是抱著一個單純的想法,都是信任政府的,想政府肯定是不了解情況,他們要是知道法輪功這麼好,他們不會那樣的。」一位親歷者在回憶起1999年4·25中南海上訪前夕發生在天津教育學院事件時如是說。

趙若溪(筆名)是位前資深媒體人,當年是天津法輪功輔導總站的義務工作人員。她因身體健康狀況差,而走入了法輪功修煉。修煉後,她不僅全身的病都好了,身體強壯起來;而且,在工作上也看淡了名利。有一天,上司突然宣佈停掉她的一個重要職務。面對這意想不到的變故,她不吵不鬧,沒有一句怨言,後來領導又把她請回到了原崗位。

1999年4月11日,時任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干的連襟、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青少年科技博覽》上刊登了一篇誹謗法輪功的文章,這已經不是此人第一次攻擊法輪功了。早在1997年,何祚庥就給江澤民寫信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禁止法輪功;1998年,他更是在北京電視台上公開污衊法輪功。

4月19日,趙若溪得知了何祚庥的誹謗文章後,就與天津輔導站的其他六個人去天津教育學院澄清事實真相。他們紛紛訴說了自己修煉法輪功而受益的情況。

在事實面前,《青少年科技博覽》編輯部當下表示會妥善處理這件事。趙若溪等人提出了三個要求,即,1)刊登「更正」說明;2)登出法輪功的真實情況;3)把已經發出的刊物召回。編輯部答應此條件並請他們回去等消息。

隨後的幾天內,趙若溪一直和上千法輪功學員在天津教育學院操場上等待。4月23日下午,學校大喇叭突然廣播,說讓大家離開天津教育學院,如果不離開的話,「後果自負」。這個時候,趙若溪他們就注意到,右側的一個二樓的屋子裏有人給他們錄像。

「我們看到了有人錄像,也沒多想,也不在意,我們都是煉法輪功的受益人,都是善良的中國老百性,能有甚麼後果啊?」趙若溪回憶說。

但是,在她從學校出去一會兒的功夫,她就再也進不去了,因為這個時候公安開始施暴力攆人了。

「他們就像土匪一樣,聲嘶力竭地喊:『走!走!』驅趕著法輪功學員。」這是趙若溪在門外看到的,後來她聽一位被警察趕出來的學員說,警察大打出手,兩個警察抬一個人,把人扔到警車上,抓走了四十幾位學員。

被趕出來的法輪功學員們直接去了天津市委,一直待到第二天4月24日的早晨。這期間有學員把這次事件的緣由寫了一封信,要大家拿著信去拜訪天津市委的各個部門,給他們講真相。

「當時我們都是抱著一個單純的想法,都是信任政府的,想政府肯定是不了解情況,他們要是知道法輪功這麼好,他們不會那樣的。」趙若溪說,「我們煉法輪功身體好了,家庭也和睦了,夫妻、鄰居、人與人之間關係好了,還有像我這樣的,一個把事業當作生命的人都看淡名利了,這多好啊;一個人受益了想說,兩個人受益了也想說,那麼多人都想說,一下子就來了好多人。」

等趙若溪也去市委的時候,卻聽說大部份學員都去北京了,因為市委的人對他們說:「我們也做不了主,你們去北京信訪辦吧。」想送信的幾個學員也被警察架離了市委。

天津市委的說法得到了原天津「610」官員郝鳳軍的證實。2005年6月8日,郝鳳軍在澳洲接受採訪說:「教育學院就坐落在和平區,在我們分局管轄範圍之內⋯⋯市政府出面接待了他們,說你們法輪功的事天津市管不了,要找你們就找北京去。」

趙若溪沒有去北京,她留在天津等著公安局方面的消息,因為還有45位法輪功學員被公安局關押著。那時在中國,大都靠BB機和家庭座機來聯絡。一直在外面奔波的她並不知道4月25日北京發生了甚麼。

25日下午的時候,趙若溪在河東區一個地方等消息,就接到電話說公安局放人了,讓她去公安局招待所去接人。她就匆忙打車趕往位於和平區的市公安局招待所,又等了好半天,大概晚上8、9點的時候,才見到了被關押的幾個學員。

趙若溪以為這件事情就算結束了。誰也沒想到,僅在幾個月後,中共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空前鎮壓與迫害。趙若溪也因講真相兩次被捕、關押,於兩年前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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