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式改變香港選制，結果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差。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進程，由中共自己承諾的「循序漸進」，被指倒退到不只是「循序漸退」，簡直是「突然死亡」。美國國務院亦譴責當局違反國際義務，系統性摧毀香港的高度自治，嚴重破壞香港人民的權利與自由。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蔡子強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表示， 這次選舉制度出來，令人嚇了一跳。很多人對未來選舉會從嚴從緊早有預料，但是大部份人都沒想到，苛刻和收緊到了這種地步。整個選舉的性質都變了，「如果你沒有中央的首肯，你不能參選，那其實結果就是中央恩典了。」最大的變化是，沒有了民主自由意義的選舉，成了一個「半恩典」的機制，「可能真正有意義的選舉，在香港未來會消失。」
民主派在立法會最樂觀的結果，也只能拿到不到五分之一的席位，最壞的結果則是一席都沒有，只看中共卡不卡。這次選舉改制最重要的特徵是，將香港立法會的性質，從切實反映民意，變成了體現中共政治意志。
改制漠視民意 違背中外價值 荒謬過三
蔡子強指出，這次改制荒謬之處很多。第一，《基本法》規定了普選特首循序漸進，然後立法會全面普選。但是現在突然間來了一個大倒退，立法會直選議席從35席減到20席，又增加了40席北京操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議席。還用語言藝術來偽裝，說「回到原點，重新出發」,「不就是倒退咯？但是它不想用倒退這個詞。這個是第一個荒謬。」
荒謬之二是，違反了大家習以爲常的、不分中外的核心價值，即不可以有利益衝突。很多人都說，整個方案最大的笑柄是，「你竟然（在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界別）取消了區議會之後，又加回了一些撲滅罪行委員會、防火委員會。你覺得不應該將區議員政治化，但是你又覺得應該把防火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政治化。」
「你說（加入區議會）會違反初心，但是防火委員會和撲滅罪行委員會的初心，也不是我們選特首的。更關鍵的問題就是，他們由特區政府委任的。那麽就是說特區政府委任一些人，而那些人未來是會選特首的，那其實這個不是變相種票？這個是很嚴重的利益衝突來的。」
他指，把親北京的人放進選舉委員會，同時把泛民為主的區議會全部踢出選舉委員會，做法極為惡劣，到了漠視不論中外的核心價值，公然製造利益衝突的地步。
荒謬之三是，完全不重視、不尊重「一國兩制」之下港人的意見。回看過去，2010年的政改方案出來之前，經歷了與民主派超過半年的互動，聽取了社會各界的意見。今次改制則完全漠視兩制與香港民意，純粹由北京說了算。「人大閃電宣佈，然後閃電通過。」
「《基本法》在草擬期間，裡面有比較多民主派在裡面，甚至有一些中立的學者等等；2010年政改方案，我們也有一些中立的學者，加入去參與討論。但是現在完全沒有了。」他認為，中共當局「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做法，不只違反了香港價值，更是違背中外共同的核心價值，這是令很多人感到憤慨的原因。
泛民若無中共首肯 參選將極為困難
以後任何人要想參選，無論是選舉委員會還是立法會，無論是立法會直選還是功能界別選舉，都需要在五個界別都拿到提名。「如果你對特首，你說需要安全系係數比較高，那我想大家也不會再跟你爭論。但是到了立法會，你只是選一個直選議員或者功能組別議員，你也要五個界別才能拿到提名。」有媒體訪問了一些之前的民主派選委，他們都覺得基本上很難選，也都沒什麽興趣再參選。
民主派以往可以在35個直選和功能組別裏，拿到很多議席。但是現在這兩部份都被減少了，反而增加了40個北京控制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的議員，成為立法會議員三大組別的最大部份。大家深入去看就會發現，「民主派要想在選委會拿到零星的議席，都很困難。」
「功能組別這一點是沒有變的，就是仍然有很多界別是個人票；但是在選委會裏面，基本上就已經是團體票。」同時，「五個界別裏面都要拿提名，那怎麽拿呢？所以變成那個結果很清楚，如果沒有中央的首肯，你基本上參選呢，是極爲困難。」
防退回壓力團體政治 民主派是否參選兩頭難
民主派的回應，他覺得「有點意興闌珊」，因為連獲得提名都很難，選委會選舉還多是團體票。「如果只有一個政黨可以允許他(她)參選，比如民主黨等等，那他（她）的壓力會很大，就是其它黨都不可以參加，只有你可以，有些人就會懷疑，你跟中央是不是有什麽默契？甚至有什麽交易。」
他指，現在的政黨和以往壓力團體的最大區別，就是政黨可以參選，在議會裏面有議席，能夠爲市民發聲。如果一個黨不參選，在議會自然也就沒有議席，那香港跟壓力團體政治就沒有什麽分別。
「在立法會裏面，用五大界別去提名，那我以後都不參選了，因爲覺得要參選，所謂要投票，或者有人叫乞票等等，基本上是相當的侮辱。」
「但是如果區議會也有這樣的安排，那你怎麽樣？你是不是杯葛所有的選舉？杯葛所有選舉你還是不是一個政黨？」
他經常說，香港隨時有機會退回到70年代「壓力團體」的政治，倒退50年，這不是隨便說說而已。「很簡單的，可能是十幾二十個人，政府出了些政策，開個記者會，這樣（就完了）。基本上你沒什麽影響，你不可以通過議會裏面投一票，跟它討價還價，逼它在某些問題上聽市民意見。」
他看到民主派人士的畏難心態，擺在他們面前的考驗很艱難。如果「 引刀成一快 」容易並且痛快，以後再不參選就是了。帶來的問題就是，未來香港會怎樣？「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決定，就是你走到這一步，想回頭就相當困難了，你的政黨就會急速萎縮，變回壓力團體的地步。」
民主派最樂觀拿16席 最差0席
他覺得，最樂觀的情況是，民主派可以拿到立法會16席，即派出來的所有參選者，北京基本上全部放行。最差的情況則是全部卡住，一席都沒有，選委會不給予提名就行了。「你五個界別都要拿，每個界別兩個提名嘛，如果一個都不給你，你就沒得參選了。」
他的算法很簡單，今次20席直選裡面，取消了「比例代表制」，改成「雙議席單票制」，可能是民主、建制平分秋色，各佔10席。而民主派上次拿到了10個功能組別，其中3個超區取消，又有資訊科技界轉成了團體票，不容樂觀。「最後可能的就是剩下6席，那麽加在一起就16席。」
未來立法會將體現中共政治意志
他說，這次改制最關鍵在於，未來議會的特徵變了。在西方，議會就是反映民意的代議機構。通過選舉把主流民意放進議會，然後由議會反映和行使民意。但是在共產黨那裏，從來都不是這樣。「未來本身那個立法機關，我相信就是主要用來體現中央的政治意志。就是它想怎麽樣，然後通過立法機關去展現它的意志。」
他認為，以往在立法會有很多亂局、拉布等現象，涉及到一直處理不了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問題，中共可能覺得很厭煩，在它的如意算盤裏，未來處理這問題的效率會高很多。
「它覺得過去20年在議會吵吵鬧鬧，結果有很多東西做不了，所以它以後就要一錘定音。」他說，中共眼中深層次矛盾問題，包括土地、房屋、稅制、青年人向上流動等等。中共公開批評，在立法會由於民主派的掣肘，使它很多願望達不到；但它沒公然去講的，就是工商界的反對。
他表示，實際上以前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建制派拿不到一半票，在立法會更加拿不到一半票。它能夠拿到一半，是因為和工商界組成了一個聯盟，將工商界拉了過來，因此工商界有否決權。
所以林鄭特區政府有很多想做的事，都沒有做到。所謂的「空置稅」，胎死腹中；從梁振英年代開始的「強積金對沖」，也做不到。「因為它傷害了地產商，它傷害了大商家、老闆等等的利益。」
事實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包括了香港人對香港日趨大陸化的反感，對香港一直遲遲未落實普選的反感。但北京不想將這些提到是深層次矛盾，也不想真正解決這些矛盾，「因為這些就挑戰了一個政治制度的本質。」
如果中共真要在土地和房屋等深層領域開刀的話，就要和工商界進行切割，再不理他們的反對去做。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次的大輸家當然是民主派，第二是工商界，第三就是那些建制的直選黨。」
他預言，下一屆立法會，最重要的將不再是一個代議機構，而成了體現中央政治意志的機構。它會與政府共同合作，迅速通過一些政策，觸及那些所謂深層次矛盾。「所以我相信，地產界現在都會有一些危機感存在，因為它其實都可能會是一個開刀的對象。這是一個徹底的變遷。」
中共強制手段搬到香港 很多港人死心移民
眾所周知，民主政府的辦事效率從來都不如獨裁政府。近兩年大陸華北地區不允許燒蜂窩煤，雷厲風行地挨村檢查，誰家藏煤就全部沒收，並且罰款。「當然出了很多問題，原來那些天然氣管又未準備好，結果大家就捱了一個很冷的冬天。」「要強拆，那在北京一夜就強拆完了，那些所謂低端人口要被趕走。」
中共的高效率、低人權，使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給社會帶來了後遺症。「很多有留意中國問題的朋友會記得，即所謂華北要燒天然氣，不用煤炭；或者北京強拆，清除低端人口，造成怨聲載道，造成了很多問題。」
現在要將同一套手段搬到香港，由中共一錘定音，從而搞定多年沒搞定的深層次矛盾。結果會如何呢？「會不會像剛才講的，效率就有了，但負作用頻生，或者一些惡劣結果頻生呢？」
效率雖然不是民主制度的長處，但是民主有很多好處，如保障民主人權、保證政府透明、制衡政府等，是香港人珍而重之的價值。香港人之所以喜歡香港，並不是在這裏可以發大財，而是這裏相對大陸可以自由呼吸、自由發聲。如今這些都沒有了之後，大家看到的就是移民潮。
「犧牲了香港這麼多東西，都要將這個選舉制度拆掉，然後將它變成一個體現中央意志的架構。那種高效的決策是否真的可以解決香港問題呢？我們不知道，還要觀察。但是起碼已經使得香港很多人死心，因為這個已經再不是他們認識的香港，而因此紛紛移民。」
對香港來說是悲哀的。越來越多的人在問，香港和大陸城市還有什麼分別？以往大家都會振振有詞地說，香港有言論自由、有選舉。但是現在有了「港版國安法」，真選舉也沒了。「很多東西大家講都要小心；一個藝術館，放一件什麼藏品，都會給你變成一個軒然大波；一個公營電台，每個節目都被你審查，然後又停止播。」他估計，這種政治風暴會繼續下去，未來對香港的機構，慢慢都會用中共標準去審視，看你是否「愛國」（愛黨）。
「在很多國際指標裏面，以往比如在曾蔭權年代，甚至董建華年代，每年一些國際的，所謂自由指數，或者傳統基金會等等，很多指數，發現香港排得很前，甚至排第一。那政府就會振振有詞地講，香港仍然是自由不變，仍然是回歸之後一個，即在西方眼中，『一國兩制』之下自由的城市。」
而現在政府都不好意思說了。有些國際機構甚至踢出了香港，不參與評分了。即使評分，也從名列前茅跌到很靠後。「以前說我們與新加坡鬥，現在你不是與新加坡鬥了，你現在是出局了，它都不評你了，或者你甚至跌到很後、很後的位置。」
情緒低落 但不要改變原則
「大家都很意興闌珊，尤其是在最近的這幾個星期，不斷地有事情發生。我自己做了將近30年的選舉研究，我有大量研究的成果、數據等等，突然間發覺其實可能全部沒用了，因為未來的那個已經不是選舉了。」
另外一些人要搞一些研究，也開始擔心會不會跌入禁區、觸碰紅線。「在學術圈內我知道很多，原本答應了會幫你出的學術著作，現在突然間反口說不行了，太敏感了，不幫你出了，我知道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他不想說一些純粹使大家高興的話，例如奮戰到底、堅持到最後一刻之類，因為現在的事情使大家實在是有一種沮喪低落之情，戰意昂揚不是大家真實的情緒。但是他希望大家能說的，還要繼續說下去。
「我不會（像）在過去幾年發生的，有些人轉了，以往你可能是民主派裏面的一些重要的民主派政黨的領導，結果退了黨，加入了政府，然後講一堆你完全都不認識的話；還有好像是失憶了，你看回當年，2003年23條，你講過的話與你今天說的話，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完全是兩套話。很多人就問，你是否失憶了？」
從內心深處，他認識的所有的學者，沒有人想跌入這種失憶坑裡，都不想打倒昨天原本的自己。「還是那句話，能講多少就講多少，能講多久就講多久，如果真的是講不了的就不講。但是不要去講一些相反，或者連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完整訪問請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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