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涼以後,中華歷史進入了南、北對峙的大分裂時期。

北方中原自魏晉、十六國後,又經歷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五朝。時局動盪,蒼生流離,而佛法廣傳漢地,帶來信仰和正念的力量,佛教藝術隨之達到新的輝煌。

與中原亂世不同,地處邊陲的敦煌,在這時相對安定祥和,卻是一方佛國淨土。它不僅延續了前代全民崇佛的風潮,同時進入了開窟造像的又一個高峰期。

在那鳴沙山的斷崖之上,星星點點猶如寶石一般的洞窟,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超越了過往。走進窟室,寶塔般的中心柱、人字坡的窟頂、清秀修長的尊像、明麗重彩的設色,一切禮敬佛陀的藝術元素,似曾相識,又有著別具一格的風度。

涼州遺韻

如要了解北朝時期的敦煌藝術,我們還須將時光倒回北涼時期駐地武威、制衡西北的涼州。大陸學者綜合北涼時期的天梯山石窟、金塔寺、文殊山石窟等遺蹟,總結中華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樣式——涼州石窟的特點主要有:

1.窟室多是方形或長方形的中心塔柱窟,內有大像及開龕造像的中心柱。

2.主要佛像有釋迦牟尼、交腳菩薩裝的彌勒以及各種成組的佛像。面相渾圓,高鼻深目,身軀健壯,造型生動。

3.窟壁繪製千佛圖,下方出現供養人像。邊飾花紋有兩方連續式的化生忍冬。[1]

中心塔柱窟,源於印度的支提窟,「支提」即塔,本是存放佛舍利的地方。早期佛教沒有佛像,佛塔就是佛的象徵物,供人禮拜。石窟中建塔,印度信眾可以沿塔右旋做禮拜,是印度佛教的傳統。支提窟隨佛教傳入漢地,就變成了本土化的塔柱窟了。

圖為敦煌莫高窟西魏第432窟,中心塔柱的正面佛龕內有佛塑像。(公有領域)
圖為敦煌莫高窟西魏第432窟,中心塔柱的正面佛龕內有佛塑像。(公有領域)

這種萌發於北涼時期的新式石窟,是涼州模式的一大特色,而敦煌莫高窟同時期的三座石窟,並不是典型的涼州模式。反而在北朝之初的北魏,中心塔柱窟才成為主流樣式。有趣的是,兩者之間的傳承,並不是從涼州到敦煌直接向西的傳播,而是在中原繞了一大圈再回到敦煌。

北魏滅北涼之後,太武帝於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從涼州遷出宗族吏民三萬戶,至首都平城。遷居的涼州人中,就有像曇曜這樣的高僧以及精通開窟技藝的各種工匠。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頒旨,命曇曜主持開鑿雲岡石窟。曇曜帶領著涼州的能工巧匠們,把涼州模式帶到中原內地。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從平城遷都至洛陽,推行漢化改革,促進民族融合和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次年,他繼續下令開鑿龍門石窟。因而,北魏時期的石窟,在涼州模式的基礎上,不斷與中原文化融合,不同文化在這一時期碰撞出了更為壯麗的奇蹟。

從北魏元光五年(公元524年)開始,北魏皇帝開始派宗室統領地方各州,加強統治。敦煌也從隸屬涼州變成了當時瓜州的治所。東陽王元榮就是第一位以瓜州刺史身份入駐敦煌的皇室成員。他出發時,除了家眷、僕從之外,還帶去了一大批工匠、畫匠、塑匠等手藝人,亦將北朝人開窟造像的精湛技藝與熱忱心態帶去敦煌。

元榮與北魏大部份皇室成員一樣,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到敦煌後,便大興佛事:一是廣撰佛經,不僅自己抄經,而且斥資請人抄寫佛經,累計數百部;二是主持、參與開鑿莫高窟。元榮以地方長官、皇室成員的尊貴身份,統治敦煌十七年,跨越北魏、西魏兩朝,大力推動佛教在敦煌的繁盛,並掀起敦煌石窟的營建高潮。從北魏到北周,敦煌石窟現存的近四十個洞窟中,有十幾個和元榮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這彷彿是一次石窟藝術的輪迴,它從印度、西域進入河西走廊,在那裏生根發芽後,向東傳入平城、洛陽,然後峰迴路轉,又向西折回到它的起點。它把印度或西域式的異域風格帶到了中國,逐漸吸收了漢文化的養份,悄然變換著樣貌。北朝石窟,恰好反映了西方石窟藝術在漢地被本土化、多種文明不斷融合的過程。

石窟鑑賞

這一時期,古代中國長期處於南北對峙狀態,形成了南北不同的文化特色,佛教在南北方也有不同的特點。南方佛教重視義理,受到文人士大夫推崇,以清談為主;北方佛教表現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全民信仰,更重視修持與崇拜,因而有「南義北禪」之說。

以敦煌為代表的河西走廊,一度是北方佛教的中心,盛行苦行修禪之風。敦煌的僧侶、貴族和吏民非常重視石窟造像,石窟的形制以及造像內容也與禪修有關。在佛教信仰文化中,修禪須先觀像,觀像如同見佛,因而禪窟、中心塔柱窟在敦煌相繼誕生。其中,中心塔柱窟是北朝最為流行的建築樣式,約佔半數之多。

就造像主題而言,釋迦牟尼佛、彌勒佛、三世佛、十方諸佛等尊像是主體,以展現佛陀的禪定、苦修、思維等形象為主。加上早期佛教注重宣揚釋迦牟尼的事蹟,壁畫中也有較多的適合禪修觀像的佛本生、佛傳、因緣故事畫、說法圖等內容。◇

註釋:

[1] 整理自宿白的《涼州石窟遺跡和「涼州模式」》,《考古學報》,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