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囊：加美兩國將有更多機會合作抗共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項目高級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近日發表文章稱，面對中共，加美兩國將有更多機會合作。「美國和加拿大應通過共同行動，而不是單獨行動來應對中共帶來的挑戰。」

何瑞恩首先說，在美國所有的全球合作夥伴中，加拿大是更直接地感受到中美關係惡化的國家。中美交惡的後果對加拿大而言是巨大的，涉及到加拿大人的生活、加中貿易和對華政策等方面。

他說，渥太華是華盛頓最受信任和尊敬的國際夥伴之一。拜登政府的成員自然就對華問題諮詢渥太華，包括如何更好地組織聯盟來應對中共的不當行為。加拿大將在幫助美國制定其對華政策的議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過自身的經歷，渥太華還可能幫助華盛頓實現其價值觀和理想。隨著華盛頓領導層的換屆，有機會確定共同議程並採取行動，雙方都應該抓住這個機會。

他認為，對華問題的雙邊合作所能開啟的空間，將取決於被中共任意拘留的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釋放的時間。

加中關係惡化與美中關係惡化同步

他在文中稱，特朗普曾發誓要對中國採取新的、更強硬的姿態。他承諾要在他的前任們薄弱的地方變得強硬。他們做到了。

他介紹說，特朗普政府成員始終明確表示，他們將中共（CCP）視為美國在世界上的主要威脅。特朗普政府成員曾警告，除非中共停止其野心勃勃的行為，否則北京將把自己的策略和價值觀強加給世界其它地區。他們強調說，在這場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將有贏家，也有輸家，而美國必須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才能勝出（蓬佩奧，2020）。

「特朗普政府採取緊迫態度，試圖削弱北京擴大影響力的努力。美國試圖限制中共擴張的一個關鍵領域是技術。在中國宣佈有意成為越來越多的高科技領域的世界領導者時，特朗普政府試圖限制中共的腳步，包括其努力尋求統治全球5G網絡。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對中共實現野心至關重要。當華為的首席財務官（也是華為創始人的女兒）孟晚舟於2018年12月1日過境加拿大時，美國當局要求將她拘留引渡到美國。」

他說，渥太華決定履行與美國簽訂的引渡條約所規定的義務，引發了北京的憤慨。幾天之內，中國當局任意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沃弗，而且，沒有向他們提供任何加拿大當局向孟晚舟提供的正當程序保護。

他說，自那時以來，加中關係一直在下滑，在幾個關鍵方面與美中關係的惡化同步發生。例如：

挫敗感取代了樂觀情緒——杜魯多總理先前發展加中關係的呼籲，包括通過談判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已被堅決反對北京霸凌的決心所取代。
貿易問題變得更具爭議性——加拿大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16%，這主要是由於中國為報復孟晚舟案而決定削減或放慢對加拿大農產品的進口。
公眾對中國的看法變差——2020年10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加拿大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已急劇上升至73%，而對中國的正面看法已降至23%的新低。
要求杜魯多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政治壓力持續上升——保守黨領袖奧圖爾（Erin O'Toole）說：「今天，對加拿大利益的最大威脅莫過於中國（中共）的崛起。」保守黨呼籲政府禁止華為進入5G網絡，宣佈中共在新疆實施群體滅絕，並採取更有效的行動來打擊中共在加拿大境內的影響和干預活動。
加拿大對華政策已到拐點——前外交部長商鵬飛（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曾表示，政府承認「2020年的中國不是2016年的中國」。他解釋說：「鑒於當前的挑戰，我們在評估今後50年的兩國關係時會保持清醒。」而且政府認識到有必要採用「新方法」來與中國打交道。

中共對加拿大利益的潛在影響

何瑞恩說，拜登和他的顧問們放棄了中美關係的意識形態和馬尼切主義的善與惡框架，轉而更加注重以目標驅動來促進美國的利益。而特朗普政府旨在本能地直接攻擊中共的挑戰，例如，試圖限制中國獲得提升生產價值鏈所需的投入，區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致力於提高對中共在國內外產生威脅的認知。

他強調，北京已經公開明確表示，它將不會在自己認為是內部事務的問題上調整立場，以緩解外部壓力。其中包括新疆、香港、台灣和人權問題。在經濟問題上，北京轉向「雙循環」經濟模式，其加強自力更生的重視，預示著其結構性經濟改革恐怕不會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加中關係上，何瑞恩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裁定兩名被中共拘禁的加拿大公民，以及孟晚舟的引渡請求。杜魯多總理已明確表示，加拿大將堅定支持孟晚舟案的司法程序。加拿大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屈服，不會屈從於強制外交。中共發言人和媒體卻都認為，直到孟晚舟獲准返回中國後，北京才會釋放其所持的兩名加拿大公民。

「這種僵局不僅給參與其中的人造成了令人心痛的傷害，而且還損害了中國、加拿大和美國的利益。中共的公眾形象在加拿大已經下降，其結果很可能會影響加拿大的未來政策決策，並以某種方式挑戰中國的戰略目標。加拿大曾經熱望與中國交好的議程被顛倒了。」

聯合抗共美加有更多合作機會

何瑞恩分析，在這些艱難的動態中，加美關係仍然牢固。拜登總統就職後首次致電的外國領導人就是總理杜魯多。兩位領導人都在世界觀中發現了重大的共同利益。拜登和他的顧問們想組建一個基於該問題的聯盟，利用情報和公共信息，以激勵或抑制措施進行協調，以影響中國在關於美國利益和價值問題上的決定。

他說，作為美國最有價值的朋友和可信賴的夥伴之一，加拿大將發揮巨大作用，以幫助華盛頓確定應優先考慮的制衡中共的行動，以及採取何種外交方式最有可能吸引其它國家的幫助和支持。華盛頓和渥太華之間在中國問題上有相當大的共同點，包括關注人權、新疆、香港、中國的慣例經濟、海事，以及中共在境外的行動等方面的有關問題。還需要就如何最好地促進民主國家之間的行動進行磋商，以加速技術創新，並推進反映自由價值觀的規則和標準。

「加拿大還可以在促使美國實行其既定理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例如最近在為逃離迫害的香港居民建立永久居留權的途徑方面所做的工作。加拿大最近制定的反對在國家間使用任意拘留的規範，是加拿大以其自身的榜樣力量為領導力的又一例證，並以此激勵美國倡導共享的價值觀。國務卿布林肯（Blinken）已表示支持這項努力。」

何瑞恩最後說，美國和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將影響兩國人民的福祉。美國和加拿大將共同發揮更大的能力來影響中共。兩國都是由個人領導的，他們認識到加美合作不僅在與中共打交道方面，而且在動員國際力量應對跨國挑戰方面都具有乘法效應。「現在是時候讓兩位領導人授權的官員們開始工作了，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