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對華政策充滿著兩面性，他時而向中共示好，時而又宣佈對華備戰。拜登不是在演戲，而是糾結於「政治正確派」價值觀和美國國家安全之間的根本對立。拜登當局降低調門，把中共定性為「主要競爭者」；事實上，中共並非「競爭者」，而是戰略大敵。中共有預謀、有步驟地點燃了中美冷戰，而且狂妄無知地以為，它會成為贏家。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目前足以應付中共的威脅，中共能不能繼續囂張下去，全看拜登當局究竟打算如何應對中共的威脅。
一、中共專制是一種正常的「文化規範」？
拜登2月16日在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市參加CNN的電視節目時介紹，他2月10日與習近平通話時告訴習近平哪些話。他解釋說，「如果你對中國歷史有所了解的話……習近平的中心原則就是，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受到嚴格控制的中國。基於這一點，他採取了那些行動並將其合理化。從文化上看，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規範，每個國家和他們的領導人都期望遵從。我不反對習近平在香港所做的事情，不打算反對他在中國西部和台灣所做的事情。」這是拜登按照他的本心、他的價值觀和「擁抱熊貓派」的一貫立場所言。
拜登的價值觀充份展現了美國「政治正確派」的看法，他們拒絕承認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共產黨政權是人類歷史上最惡劣的制度；為了給自己圓場，他們使用從歐洲進口的「文化相對論」。「文化相對論」強調「多元文化無分對錯」，這是歐洲誕生的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觀點，其實質是「道德否定論」，認為基督教文明基礎上產生的關於是非對錯的道德觀念必需淘汰，應該由性混亂、鼓吹族裔對立和階層對立、反資本主義、反西方宗教的各種觀念來替代。
拜登把紅色專制說成是「cultural norm（文化規範）」，無疑是為共產黨專制文化塗上正當性色彩。這是一種詭辯，專制和自由並不難區分，是對還是錯，本應是民主制度下基本的價值觀念。但新馬克思主義鼓吹的是推翻現存的民主國家的社會秩序，引進各種改造民主社會的新老馬克思主義紅色價值觀，所以它要強調「文化相對論」，把專制文化和民主制度的傳統文化劃上等號，用「多元文化無分對錯」給他們喜歡的專制文化戴上正當性的桂冠。拜登是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拙劣的學生，鸚鵡學舌時都不懂得怎麼樣把那套詭辯論繞得天花亂墜，結果說出來就成了赤裸裸的專制寬容論。實際上，「政治正確派」極其虛偽，它對自己要打壓的西方傳統價值觀就毫不容情，完全不講「多元文化無分對錯」。
我們在美國看到，「政治正確派」的價值觀無非就是一種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專制思維，它和紅色專制的價值觀本是同根生，這就是為甚麼它在價值觀上對紅色專制永遠親和。它把自己的那一套強加給美國社會，用「政治正確」作為借口。「政治正確派」和共產黨一樣，都想用自己的專制思維控制全社會。「政治正確派」也批評中共專制下的人權狀況，那不過是一種試圖洗刷自己與紅色專制價值觀緊密聯繫的作秀，既非真心，也不認真。美國「政治正確派」的老一輩裏，很多人是當年反戰運動中喜愛《毛主席語錄》之輩，後來不少人進入大學講堂，一代又一代，培養出如今在大學和中學裏佔壓倒性地位的親馬派（親近馬克思主義）教師，他們從來對中共有好感。
二、美國政治上的三派分立
特朗普時代後期美國的對華政策非常清晰明確，而拜登的對華政策似乎有一點混亂。但是，單純用「政治正確派」和傳統價值觀的對立來分析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或者用「熊貓親善派」和「熊貓遏制派」的對立來判斷美國的對華政策，都過於簡單化了。因為，此刻美國的政界、商界不止有兩派，實際上存在著三派。
長期以來，美國始終存在著「熊貓親善派」和「熊貓遏止派」，前者在政界、金融界、商界和學術界裏有不少，而軍方和共和黨裏有一部份議員屬於後者。但並非所有議員都能按這兩派來劃分，也不能按兩黨來區分這兩派。
筆者所說的三派分立，首先是指「衛國派」，「熊貓遏制派」屬於這一類，而「熊貓親善派」中的部份人可能也會有所醒悟而加入；其次是「賣國派」，「熊貓親善派」中的部份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寧可強敵弱己；第三派是「害國派」，這些喜歡政治正確理念的人，未必像「熊貓親善派」那樣與中共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但他們為了自己這派建立專制的一統天下，不惜用各種所謂「政治正確」的說法，推動種種傷害美國利益的政策。
今後的美國國策將在這三派的較量中產生。兩黨中都有這三派，只是比例多少不同。共和黨裏「衛國派」多一些，但也有「賣國派」，還有一些人會為了個人利益與「害國派」勾兌；民主黨裏「害國派」佔相當大的比例，還有很多「賣國派」，但也有一些「衛國派」。究竟在哪項政策上哪派佔上風，要看政策的內容。比如，國防問題上基本上是「衛國派」佔上風；而在對華經貿、金融政策上，「賣國派」有相當的影響。用保守派或自由派來簡單化地區分對華政策的總體方向，不一定能充份說明問題。
今後的中美關係將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局面，軍事層面的對抗是明顯的，但在其它層面就需要經常具體分析。拜登不願意象特朗普那樣，在冷戰的各個層面採取一致的政策；相反，拜登會在軍事、諜報、經濟和政治方面做出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的決定。對「衛國派」加強國防和國家安全的要求，「賣國派」和「害國派」口頭上不能反對，卻可能在行動上常常主張弱己強敵的政策。當軍方認為美國的國家安全受到中共越來越大的威脅時，它對加強國防的呼聲和要求會得到國會和政府裏一批「衛國派」人士的支持，在對華政策方面軍方會成為主要的推手。雖然美國的企業界有不少公司反對特朗普在經濟上遏制中共的政策，但軍方的強硬立場會對「賣國派」產生一定的約束。軍方按照美中軍事對抗的節奏在抓緊部署，而美軍的備戰部署必然會限制經濟方面的兩國交往，未來的美中經濟關係將處於兩國軍事對抗的背景之下。
三、中共磨刀霍霍，準備戰爭動員
亞太地區現在面臨著最危險的十年，其根源在於中共的國際野心和軍事威脅。中共的對美軍事威脅並非口水戰，它實際上已經為戰爭動員做了立法準備。去年10月22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在一篇題為《國際安全不穩定性突出，中國國防法擬增「開戰條件」》的報道中說，中共在國防法中擴大了「開戰條件」，把經濟需要列為「開戰動員」的重要理由。中共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10月13日開會審議國務院、中央軍委提出的國防法修訂草案。修改前的國防法共12章70條，此次改法擬修改其中的50條、增加6條、刪除3條，特別是明確「發展利益遭受威脅時」要全國總動員或局部動員。
中共如此修改國防法，究竟意欲何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目的是在法律上做好實行戰爭總動員的準備。其實，中共高層和軍方決定發動戰爭時，並不需要履行法律程序，當年中共發動韓戰、越南戰爭、珍寶島戰鬥等，都事先對國人保密，事後則讓官媒按擬定好的宣傳版本進行社會動員。
中共這次修改國防法，在「總動員」前面迴避了高度敏感的「戰爭」兩字；其實，與國防法相關的「總動員」只有一種，即戰爭總動員。戰爭總動員的舉措通常包括下列幾項：第一，擴大兵源，徵召退伍軍人重回軍隊服役；第二，把民用經濟部份轉變成為軍用，延長工時；第三，按照戰爭需要，限制民用消費品和民用工業品的供應。
中共修改國防法時把經濟需要（即官媒所說的「發展利益」）列為戰爭總動員的理由。其含義是，哪怕並未遇到真正的外來軍事威脅，只要經濟發展遇到麻煩，它就可能發動戰爭；換言之，中共通過修改國防法，把對外戰爭的「開戰條件」擴大到無窮大，隨便一個說法都可以輕易地和「經濟利益」掛上鉤，然後便可被中共拿來作為開戰的理由。
這種戰爭總動員所涵蓋的範圍當然不僅僅是台海衝突，因為與中國的「發展利益」關係最大的是海外貿易、技術盜取和外資流入，而這些主要與美國有關。在中共的戰略裏，美國是可能妨礙它的全球經濟利益的主要國家；而修改國防法意味著，中共的戰爭威脅所瞄準的主要是美國。
四、中共為何不願和平競爭？
按照常識，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只有在和平狀態下才能順利進行；而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可能遇到麻煩，那樣的麻煩應該按照國際法規和國家之間的協商來解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利益，難道可以用戰爭手段來實現嗎？正常競爭中無法獲得的經濟利益，用戰爭就能搶到嗎？
中共的思維貌似違反常識，似乎不可理喻，其實是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中共的「崛起」是靠破壞國際規則和各國法律才得以推動的，比如，大規模竊取美國等國的知識產權和技術機密，用偷來的專利和技術製造產品去擠垮美國及其它國家的企業，違反國際貿易規則長期維持對美的高額貿易順差等等。如果回到國際規則和法律層面正常競爭，中國就失去了這些支撐其經濟的重要手段了。所以，特朗普開啟的中美經貿談判一涉及侵犯知識產權這個主題，中共就翻臉不認帳了；同時，中共堅持對美施壓的方針，既然它經濟上仍然依賴美國，就在軍事上下手，試圖逼美國讓步。
而美國大選舞弊之後的政治方向恰恰給中共提供了機會，因此，中共現在反而覺得自己可以挑戰美國了。《多維新聞》3月6日使用了一個標題，《2021中國兩會，堅定且充滿野心》。「充滿野心」這4個字，就是此刻中共高層的心態。它的野心是甚麼？最近習近平講了幾句話，「70後、80後、90後、00後，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也不像我們當年那麼『土』了……」言為心聲，在習近平的心目中，中共現在已經對這個世界再也沒有甚麼仰視的心態，而是一種「你們有甚麼了不起，我們可以碾壓你們」的感覺。習近平沒有說出來的是，如何把這個世界變成中共的天下，要說一不二；而且，習近平話裏的「世界」，並非中小國家，而是美國；他所說的「平視」，當然不是中共短短幾個月裏有突然的成就，而是美國正在呈現危險的下墜姿態，特別是國內政治和經濟政策上的下墜。
中共的《多維新聞》2月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從中美官方的表態來看，北京儘可能地迴避被貼上『挑戰美國』的標籤。事實上，『中國挑戰了美國』這一點，北京已經難以避諱。經濟上，中國從2011年至今，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有不少經濟人士預測，中國將在2027年或者2028年超過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層面，『一帶一路』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觸動會日益顯現出來。軍事層面，中國與美國同樣都是擁核國家，中國近年來在南海、台灣的軍事存在感明顯加強，解放軍的軍事震懾力大增，美國在亞太的絕對優勢正在變成相對優勢。」這些話是中共的對外宣傳語言，其自誇成份大可質疑，但它「充滿野心」的心態透過這些話語卻充份體現出來，中共並不避諱它在挑戰美國。
五、中美之間是競爭關係嗎？
拜登把中共定性為「主要競爭者」，在外交語言層面降低了特朗普行政當局對中共的認知，比特朗普當局溫和得多。中共是正常的競爭者嗎？歷史上，美國在民主國家當中有過很多國際政治方面的競爭者，比如，法國的戴高樂時代一直奉行所謂獨立的外交路線，與美國唱反調；又比如，世界經濟方面也有過挑戰者，上個世紀80年代的日本曾經號稱可以買下曼哈頓。今天的中國挑戰只是當年的法國競爭和日本挑戰那種層次嗎？當然不是。
《多維新聞》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決定北京和拜登政府互動的兩個現實》指出，目前中美關係存在著兩個現實。第一，中美關係在過去4年尤其是2020年的急速惡化有趨向新冷戰之勢。第二，中美新冷戰或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修昔底德陷阱是甚麼意思，它到底有多危險？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早在2012年在《金融時報》上發表過一篇探討中美之間潛在衝突的文章，後來又在他的書《註定一戰》中指出，「中美兩國目前正處於戰爭衝突的進程中」。他借用古代雅典將領修昔底德的話，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其含義是，當大國受到新興強國的威脅時，兩個國家之間很可能爆發戰爭。過去幾年來中美關係的演變證明，歷史彷彿正在按照艾利森的假想，一步一步地被中共推向修昔底德陷阱。正因為中美進入了冷戰狀態，「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現在已十分流行，指的就是冷戰當中的戰爭衝突風險。
中美冷戰是中共挑起的，特朗普做了及時的應對。雖然拜登當局降低調門，用「中國挑戰」來描繪當下的中美關係，其實，美國現在面對的不只是和平的挑戰或競爭，而是中共的全方位、特別是軍事方面的威脅。中共早就在軍事、經濟、諜報和政治滲透四個主要層面造成了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對美國來說，這種威脅是美蘇冷戰結束以後從未有過的。中共不是不小心點燃了中美冷戰，而是有預謀、有步驟地點燃了中美冷戰，不管全世界怎麼看，它認為自己會是贏家。
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目前足以應付中共的威脅，中共能不能繼續囂張下去，其實全看拜登當局究竟打算如何應對中共的威脅。這關係到美國的未來，關係到東亞國家的未來，也關係到世界的未來。#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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