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商業環境愈發令人擔憂,一些從事金融業的泛民主派人士被捕,許多在港銀行及基金陸續撤離。駐紮香港15年、由美國億萬富豪辛格(Paul Singer)創立的對沖基金Elliott Management ,最近也決定關閉香港辦公室,將部份員工調往倫敦和東京。

外界普遍認為,多家金融機構相繼撤出香港,是因為全世界的投資者對這裏的一切能夠免受中共掌控缺乏信心。近期一些撤出的經理接獲香港證監會等四機構來電詢問,也不同尋常。有業界高層指,要不是疫情的阻礙,離港潮會更大。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錢志健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專訪時表示, 香港現在多了一個「政治風險」,譬如黎智英和五十幾位泛民人士被捕,當中還有醫護界人士,整個香港給人的印象「走得很左很極端」。在外面的資產管理公司眼裏,已經沒有什麼還能令人家覺得這裏完好無缺。

香港變成了人治社會,「港版國安法」權力無限大。而整個商界早已政經不分,開公司做金融的可能不懂得中共派系權鬥,都怕成了犧牲品,因此有錢的藍營和太子黨也在挪出資本。

知名人才被捕 在港員工風險大

金融機構要成立一個對沖基金,會考慮員工的風險在哪裏。而現在抓了最高知名度的那些人,「包括律師、人權律師,包括做了半個世紀上市公司的主席,我說的是黎智英,那麼這些人被寬泛地概括為正常的香港做生意的人。」

香港法院也受到來自北京的很大壓力。現在怎麼判決呢?他舉例說,剛離任的香港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最後告別演講時,有人問他很多事,他回答都有「等下一任處理」的意思。「就是整個信心崩潰瓦解。」

「監券機構、證監說,他們的規章制度不看政治。但現在的問題是,政治凌駕了監管條例,這樣就令人十分不安。」

他說,設立對沖基金,除了要租地址,最重要的是人才,和其它地方相比,人才在這裏安不安全?新加坡和東京「現在很想吸納做金融的人去那裡,我認識的對沖基金走了一部份」。

如果一個全球的對沖基金在美國、倫敦和亞洲都有分部,它未必想把資源放在香港,「因為它會想到,現在的一國兩制技術上來説根本就是沒了。」

香港整個商界怕被國安法牽扯

香港曾經是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中共「黨安法」、「港版國安法」在去年6月30日晚11時落實之後,全世界的投資者都會想得很清楚,香港是不是從此變成了一個人治的社會。

「如果我是做公司金融的,我不知道這些權鬥是什麼東西。中國(中共)有很多派系的權鬥,你不知道得罪了誰的關係、犯了什麼類似『國安法』的事情,又走不了。」

他舉例說,就像香港常住居民、人權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那樣,他的美國護照,因「顛覆國家政權」在香港被沒收了。也有一些金融人士在香港做了很久,是永久居民,但現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這些防火墻都沒有了。

「那些人不是傻的,不是只炒股什麼也不管的。這件事情我想,那些人的金融地位,說實話我覺得是動搖了。」

以前人們說政經分開、三權分立,有了「港版國安法」之後,金融機構就得考慮,是不是要跟著黨去賺錢。那些有實力的大企業,做了幾十年大陸生意,「搞著搞著,所謂的金融機構裏面不是人大就是政協,那就變成你有個政治立場了。」

他強調,剛發佈的政府年度財政預算案,其實就是將香港的角色淡化了,變成了大灣區下面的香港,「很清晰的,就是它要讓香港變成大灣區的一部份。」

「問題就是這個司法制度,你一有問題的時候就變得政治化。」他以壹傳媒為例說,「本來是一個商業的行為,那麼可能它指控你犯了『港版國安法』,那你『港版國安法』之下權力就無限大了。可以不讓你出境、不讓你入境,封了你的銀行戶口。」他相信,這些是金融和商界都很關注的東西。

特別是他認識的藍營,「他們很怕這個東西」,「有錢的藍營那些人走得最快」,因為他們有很多貸款,比普通人賺的錢多很多。

「這些東西就是一環扣一環,也不只是說那麼窄,只有金融這麼簡單,是整個商界其實是怕。」

權鬥產物 太子黨資本也離港

事實上,近來不單外資撤離,江澤民孫子江志成創立的「博裕資本」也將部份業務從香港總部搬去了新加坡,據知情人透露,兩名聯合創始人也已遷至當地。

中共所有太子黨的離岸資產,據報道共有3、4萬億美金,是一筆龐大的錢。「港版國安法」不只對付那些支持民主的人,「講的是一個權鬥之下將要來到的一個物體。」

錢志健表示,現在中共當局搞得這麼激烈,連博裕基金這些太子黨公司都走了,「因為他都不相信,到底香港的那個法治可以頂得多久。」至於終審法院的法官,不管他判決判得公平與否,一旦犯了「港版國安法」,根本就走不了了,「他是不可以保釋,你未審已經是這樣了。這就是大家所見到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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