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面對捲土重來、多點爆發的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中共除了重新封城及封鎖真相外束手無策，對疫情來源亦是一無所知。不過大紀元獲得的最新防疫文件披露，中共借防疫為名、對全民監控無所不用其極。
廣西文件洩中共借疫情監控民眾無所不用其極
中共廣西柳州市防疫指揮部在2020年12月28日印發的文件《柳州市疫情防控重點關注人員協查管理工作方案》中稱，根據廣西自治區防疫指揮部的要求，要「建立健全」重點關注人員協查管理工作機制、即監控民眾的機制。
該《工作方案》列出了在疫情防控名義下參與「協查管理」（或監控式「防疫」）的有關部門，包括：市委組織部、市委政法委，市教育局、公安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交通運輸局、文化廣電旅遊局、衛生健康委、大數據發展局、市場監管局、工業和信息化局、通信管理辦公室、柳州邊檢站，柳州海關、南寧鐵路局柳州車站、柳州機場集團等。
該文件還披露了各單位在防疫監控中的具體職責分工，其中與以往監控最大的不同是新增了一個「大數據發展局」，此舉凸顯出在防疫名義下的全民監控中，大數據成為實施監控的核心和關鍵。
例如，中共傳統的暴力機關公安局，如今不僅執行維持秩序等本職工作，還負責「對各個區域的人群進行大數據分析」。
交通運輸局負責會同大數據發展局、公安局協查跟蹤重點關注人員乘坐過的交通工具數據軌跡。
市場監管局、海關等單位，負責對冷鏈食品的進口入關環節、儲存運輸環節、生產加工環節、銷售環節、餐飲環節進行全鏈條監管。
通信管理辦公室負責協調電信、聯通、移動三大營運商，在中國人民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透過手機收集中國民眾的各種私隱信息。
根據該方案，中共柳州市政府透過大數據全面監控民眾的衣食住行，甚至在互聯網上的一舉一動，然後協調各政府機構，組織社區（村委）幹部、網格員、綜治公安、衛健疾控等人員進行協動，實施全民監控式「防疫」。
柳州市去年底的這份協查《方案》，與更早前北京市當局對新發地實施的防疫監控大同小異。
大紀元半年前的報道《揭秘中共抗疫中的大數據監控》披露了在2020年6月爆發的北京市新發地疫情中，中共不但利用「公安大數據」監控北京市民，甚至推進急救醫療系統與微信、支付寶收費功能對接，擴大對中國人的聯合立體監控。
中共透過手機收集民眾個人資料
河北省邢台地區今年爆發疫情後，因為靠近北京而遭封城；即使全員檢測後，邢台多地已被當局調整為低風險但仍未解封。大紀元多篇一線採訪報道曾披露，當地民眾瀕臨崩潰，生活苦不堪言。
而大紀元近期獲得了邢台市臨城縣的部份防疫文件，揭示了公安局不但已經同衛健委等部門合作監控當地民眾，甚至直接操控電信營運商監控民眾手機通訊，收集中國人的定位信息。
如圖所示，下圖為臨城縣公安局今年1月22日推送給衛健委的第一批警綜平台數據，裏面收集了當天漫遊進入臨城縣的部份民眾的個人資料。
事實上，中共當局去年早已開始了對中國人實施手機監控，下圖為去年臨城縣通過營運商監控進出臨城縣的5951條機主數據中的一部份。
通報函披露 中共地方政府協作實施監控
大紀元還獲得了中國各地政府發出的信息通報函，文件顯示各地利用大數據等各種手段監控民眾，並且通過通報函或協查函互通信息，聯合實施全面監控。
去年12月26日，山東省防疫指揮部向北京、安徽、廣東等地政府發出《入境人員信息通報函》，通報了部份已完成14天隔離的人員名單，要求各地關注，「做好後續跟蹤管理工作」，實際就是跟進監控。
2020年12月28日，中共廣西政府印發《關於做好境外省外入桂人員跟蹤管理的通知》，將浙江、山東、四川、江蘇、陝西發來的省外和境外人員信息函，發送至下轄各地防疫指揮部；信息函收集了大量個人私隱信息。
分析：防疫與人權 哪個更重要
截至目前，中共大外宣正在海內外宣揚「中共模式」的抗疫「勝利」。不過不久前，中國民眾仍在互聯網上用留言的方式，悼念疫情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醫生去世一周年。這或許是中國人僅有的能夠表達對中共「抗疫勝利」不同調、且不被當局抓捕的機會。
今年2月初，無國界記者組織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因揭露疫情真相，至今仍有7名記者或評論者被中共囚禁，其中包括在武漢親身採訪報道疫情的公民記者方斌、陳秋實和張展。
2020年12月28日，張展被判刑4年，成為第一名已知的因披露中共病毒（新冠病毒、COVID）疫情第一手資料被判刑的記者。另外兩位報道武漢疫情的記者方斌、陳秋實，去年遭中共抓捕後至今杳無音信。
去年初疫情在武漢被曝光後，武漢居民方斌為還原被中共掩蓋的疫情真相，於2月1日到武漢各家醫院拍攝實況，當天他拍下武漢第五醫院5分鐘內搬出8具屍體的影片，在國內外引起轟動。
陳秋實在去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後，於1月24日抵達武漢，並在1月26日拍攝到武漢第十一醫院急症室中「一具不知放了多久的屍體」。
去年10月14日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公佈年度網絡自由報告，中共治下的中國連續6年排倒數第一，報告指疫情爆發後，中國網絡自由度持續惡化。
如今中共借抗疫之機，已經將「健康碼」與中國人進行全面捆綁，滲透進民眾日常生活中。若無健康碼，中國人甚至連出門買菜、坐車、看病等基本生存權都被當局剝奪。
據陸媒報道，「健康碼」收集到的用戶信息包括個人身份、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甚至包括人臉信息。「健康碼」系統是與中共公安共享。
不過，陸媒和中國互聯網上通常不會提及，除了「健康碼」之外，中共政權還發動了公安、衛生、交通等各部門，透過大數據等各種手段不斷強化對民眾的立體監控，已經將中國人關進一個沒有圍牆、「老大哥在盯著你」的大監獄。
美國之音今年2月的報道《中共數字威權主義的最終目標：培養自我審查的「和諧新人類」》，介紹了長年駐華的德國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的最新著作《我們被和諧了》。
馬凱指，中共讓人們忘記了疫情是如何傳播，把輿論引向了其抗疫模式的成功，並宣傳說疫情凸顯「中共制度」優於民主制度。
然而，中共強力抗疫的代價是甚麼？馬凱新書的回答是：疫情已經變成了中共數字威權主義的長期通行證。
馬凱新書指，中共政權用公共健康的藉口實行大規模監控，並試圖創造出一種新人類—人們自覺自我審查、而且為此自豪。馬凱說，新冠疫情加快了中共「創造新人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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