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投行及國際金融機構聘用中共高官子弟，以換取交易的情況，在數年前，就已為人所知。近期，香港法院對美國投行高管的一宗裁決，引發外界對港府反貪及香港本地政商關係的關注，而其中引申出中共、華爾街以及拜登政府的關係也再度受到關注。
2019年5月16日，摩根大通（小摩，摩通，JPMorgan Chase）亞洲投行業務前副主席梁嘉彰（Catherine Leung））被香港廉政公署（ICAC）指控其借「子女聘用計劃」行賄。本周一（2月1日），香港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張秀群（Emily Cheung）裁定梁嘉彰無罪。
廉署控小摩高管數罪
據香港廉政公署在2019年5月16日的公告顯示，「今日（5月16日）落案起訴一名投資銀行前董事總經理，控告她涉嫌向一間物流公司主席提供賄賂，即聘請其子在該投資銀行任職，致使該主席就有關物流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聘用投資銀行或機構時對該投資銀行予以優待。」
公告還顯示，梁被控兩項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違反了《防止賄賂條例》。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道指，ICAC指控梁嘉彰在2010年1月至2011年10月期間，涉嫌通過摩根大通的「子女聘用計劃」，向時任嘉里物流主席的洪敬南行賄，即通過聘用洪敬南的兒子洪任毅為摩根大通證券分析師，來獲得嘉里物流的IPO業務。
據中共黨媒新華社公佈資料顯示，洪敬南在案發時為中共的全國政協委員。
而香港區域法院對此案給出的最新裁定是，梁嘉彰向洪敬南提供利益的目的，或只是為了維持良好的客戶關係；而梁嘉彰亦不是決定聘用洪任毅的最終決策人；此外，梁關於IPO的討論，或僅在炫耀自己的業績。因此，裁定梁嘉彰兩項罪名不成立。
對於ICAC的指控，梁嘉彰也曾在2019年聲稱自己無罪。
對此，《華爾街日報》寫道：「這意味著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努力遇挫。」
圖為香港廉政公署。（大紀元資料圖片）
投行風氣致港反貪受質疑
屯門區區議員、前恒生銀行法規部調查主任盧俊宇對本報表示，從法官給出的理由來看，他看不到梁嘉彰是有這個決定權，第二是找不到她真是收到利益，所以根據本港《防止賄賂條例》，沒有充份反映罪行的元素，這就是為甚麼法庭會判「無罪」。
但這件事值得關注的地方在於投行業的風氣。一直以來，在投資銀行界裏的工作機會的確是有很大的利益，都是很有吸引力的，這也導致在很多時候，投行在考慮一個人的背景、財產或者是關係的權重於只看學歷。這是這個行業多年的風氣，但在事實上是否有違反有關法律，就要case by case的討論。
前外資投行業人士則對本報表示，這件事還挺諷刺的。從零幾年開始，到摩根大通前亞洲區副主席兼中國CEO方方被拘捕之前，這種藉「太子黨」獲得生意的行為，是投資銀行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她透露，自己在投資銀行部門有近10年的工作經驗，該案所涉及的案發期間，她正在一間歐資投資銀行部工作。當時，部門的員工每天都要做與防洗黑錢及防賄賂相關的培訓，但諷刺的是，她當時就跟幾十個通過「子女招聘計劃」進入公司的「兒子、女兒、孫子們」在一起工作。
她說，他們正正是這樣以IPO及各種融資項目交換來的，其中不乏中聯辦官員的女兒、上海市副市長的兒子、銀監會官員的女兒、以及國企老總的女兒等等。
她還表示，美國把摩根大通前亞洲區副主席兼中國CEO方方拘捕， ICAC在無法對本地政商出手的情況下，又適逢中共反腐，突然積極起來，查起了方方。但現在，在香港司法不公的情況下，ICAC明顯又被打擊了。這中間不僅反映華爾街及國際金融機構在向利益跪低，更反映香港政商的問題。
對此，亦有香港本地讀者表示，對這一類的判案結果早已「習以為常」。ICAC的反腐力度問題也早已存在，只是沒有人正視而已。並且今時不同往日，因為ICAC要直接向香港行政長官匯報，不用說也知道其實是「阿爺」在指揮。所以ICAC表面上是反貪污，其實內裏是有政治目的。
中共在美剩一個強大朋友：華爾街
正如前香港投資銀行業人士所說，華爾街和中共的利益往來早已存在，有評論人士表示，這種情況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2020年6月，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林保華在「立場新聞」文章《華爾街與中共高幹子弟》中說，中共與華爾街關係建立的第一步，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並且就是在香港上演。
華爾街與中共的「太子黨」
他指，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後，一批高幹子弟、「海歸」出現在香港，加入了華爾街這些投資銀行的中國部，利用中國大陸的關係幫助這些華爾街銀行在中國大陸掘金。
而華爾街投行優厚的待遇，也吸引了一批這樣的「海歸」在香港聚集。
林保華說，這些「海歸」當時所充當的角色相當於「買辦」。1993年開始，中國H股在香港上市，就是華爾街與中共合作的產物。
林保華還說，中共早期和華爾街「勾結」的基本都是「紅二代」，「官二代」是後來加入的。
2015年，《華爾街日報》披露了一份摩根大通遞交給美國調查機構的一份報告內容，顯示摩根大通從2004年至2013年，通過一項內部名為「子女（Sons and Daughters）」的計劃，僱用中共官員和商界人士的親屬多達222名，其中一半來自中共政府。
報道還指，在香港上市的主要中國企業中，其中75%的公司，其主要負責人的子女都被摩根大通聘任，儘管其中很多人的資格和能力並不符合條件。
文件列出所有的推薦人名錄，涉及銀行、證券與保險業的三大中共監管機構以及各大國企高管，也包括中共省部級至國家級高官，其中還有中共江派前常委劉雲山之子、中信證券副董事長劉樂飛等人。
2016年美國之音報道稱，據美國司法部公佈的一項文件顯示，摩根大通通過該計劃，即通過為中共高官和企業高管親屬提供就業或實習機會，贏得了數億美元的交易。
同年，摩根大通因這項招募計劃被美國聯邦政府罰款2.64億美元。
但事情並未結束，2019年2月21日，美國聯儲局在其官網發表聲明說，前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弗萊徹為當地制定了一項招募計劃，接受外國政府官員、客戶和潛在客戶的推薦，為被推薦者提供實習和就業機會，以此為公司換取不正當利益。因此，弗萊徹被終生禁止在銀行界從業。
在調查結束兩年後，涉事高管又被追加處罰，預計將對其它有類似做法的美國公司增加警示作用。
對比此前美國特朗普政府追加處罰以警示的做法，香港政府的判決似乎釋放出一個相反的信號。
正如被稱為「習近平的智囊團成員」的翟東升所講，「現在我們看到拜登上台了。傳統的精英，政治精英，建制派，他們跟華爾街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在中、美關係最緊張的2020年年底，《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中，就已經坦白地承認：「中國在美國還剩下一個強大的朋友：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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