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師彭永和因為在疫情中呼籲開放言論,為公民記者陳秋實、張展發聲等,招致中共司法局打壓和迫害,近日被註銷了律師執照。他表示,發聲是人的本能,呼籲當局做事不要違背人性。

1月30日,彭永和收到了中共上海市司法局註銷律師執業證的決定書,彭永和未繳回的執照也被同時作廢。當局稱,註銷是根據《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中的「因與所在律師事務所解除聘用合同,在六個月內未被其他律師事務所聘用的」。

彭永和告訴記者,「1月29號(上海司法局)出的文件,就是任全牛開弔照聽證會的那一天。我妻子30號看到一個信封插在我家門縫上。他們註銷的理由是說你沒有找到律所,或者說沒有律所敢聘用你而已。」

1月29日,上海律師彭永和被註銷執業執照。(受訪者提供)
1月29日,上海律師彭永和被註銷執業執照。(受訪者提供)

彭永和介紹,自己被註銷執照,是有一個清晰的脈絡的。自從2017年退出上海律師協會引起當局注意後,發生了很多事情。

彭永和曾起訴上海律協帳務不清。2017年5月2日,彭永和公開退出上海律師協會。彭永和認為,律協的組織架構模糊不清,受官方操控的律協已經背離律師行業協會的自主原則。當月底,原來的律師事務所也單方面解除了他的勞動合同。

早前他曾辦理過法輪功案件,他表示作為一個律師的職責,是從法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他認為法輪功案件不是涉及到法律本身的問題,更多的是政治問題,不是依法審判,而是依政治審判。

彭永和要求當局解決他提出的三個問題,第一,實現律協的諮詢和財務公開;第二,從法律的角度去釋放和停止迫害那些法輪功學員;第三,對無辜的訪民國家應該給個說法。

律所受到干預 求職被指有政治傾向

彭永和介紹,在2019年3月份,當地司法局給他安排了一家恆建律師事務所,簽了一年的聘用合同,一年承諾給二十多萬。

彭永和後來因代理了南方街頭運動的王默案,被警告不要發聲。他說,「律師有兩個職責:一個是律師的法律職責,我們叫做是律師的職業要求;第二個是跟當事人的委託合同義務,兩個義務一個法律上要求的,一個合同上約定的義務,我不可能不去做。」

他在江蘇淮安市看守所門口遭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士的推搡和毆打,被推到綠化帶上,至今右手邊上還有一條擦傷的印記。

此後,恆建律所的很多案子就不讓他接了,甚至民事案子也不讓他接。去年3月份合同到期了就不再與他續簽了。

離開恆建律所後,彭永和從去年的三月底、四月初、七月份,總共找了三家律師事務所,有的合同都簽了,但是都不能正常接收。

「第一家,我到原來那個所辦這個轉出手續,從那個所裏出來剛到地鐵站,大概就不到10分鐘的時間,那個所就打電話來了,他那邊用不了了。」他說,「第二家情況也差不多,是我江西老鄉在上海開的律所,然後說『聽律師說你有政治傾向問題。』」

轉所失敗後,彭永和致函給上海市司法局,問詢「甚麼樣的政治傾向在上海是不可以做律師的」?他聲明自己堅決反對專政、反對獨裁,接受普世價值。

他找到第三家所的時候,先說了一下自己的情況,一開始負責人覺得他問題不大,中午大家還一起吃了頓飯。

「第三家律師事務所我是沒有透露給任何一個人的。我回來在路上也就一個多小時,前後不超過兩個小時,那邊馬上就變卦了,就打電話來了,說司法局說你不能轉到浦東來了。」

彭永和懷疑自己被跟蹤和竊聽了,「我就問他到底哪個司法局說的,是浦東的還是市裏的,他就不吭聲。我說我材料手續還都沒交呢,他們怎麼會知道?我說司法局幹這種監控的活、跟蹤的活嗎?」

發聲招致打壓 處境艱難

彭永和表示,自己近年來辦的案子很少,主要是發表一些言論,但是思想可以留在大腦裏,不能表達出來。

去年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衝破了彭永和不許發聲的底線。

他說,「去年過年比較早,1月幾號,靜安區司法局就找我去談了。他們就是兩個事情:一個是給上海律師同行發『尋找陳秋實律師』的信函郵件;還有一個是聯署了『唯有改變,放開言論,才不至於讓李文亮白死』的呼籲書。」

「當時我可能態度也不是太好,也有點不爽啊,他說我違約嘛,說好了不發甚麼敏感信息的。說是我是個小人了,言而無信之人,無恥之徒了。」

事後彭永和律師給上海市長發了公開信,再次表明自己的態度:「1,聯署的事——發生這麼大的事,屈死了那麼多的人,難道我們不該吭一聲嗎?如果屈死的是自己的父母、兒女,你還能這麼淡定嗎?同是中國人,難道我不該為數以千萬計的屈死的冤魂發個聲嗎?2,給上海律師發信的事——一個律師到武漢報道疫情後生不見人,死不見屍,莫名失蹤,作為同行,我呼籲律師同行關注陳秋實律師有錯嗎?」

由於堅持發聲,彭永和無法找到律所接收,還被重點防控,處境艱難。

去年6月,彭永和在脖子上掛牌「律師討飯」上街乞討,以行為藝術的方式對當權者進行控訴,3年無法執業。隨後,彭永和遭當地派出所傳喚。

去年12月9日,彭永和去北京,在上海被鐵路公安以查身份證為由截下來了,當時他還帶著8歲的女兒。

「小孩沒人帶,基本上都是我在帶。」他說,「他們跟抓特務一樣,問我誰叫你去的?在哪裏碰頭?去幹甚麼?還問我你對國家有甚麼不滿意嗎?你是不是認為這是跟公安機關的對抗行為?」

去年年底,張展案在上海開庭期間,彭永和兩次被拉到派出所。

「那一次他們沒看住,我就到任律師住的那個賓館裏面,不到半個小時聯防隊他們全來了,把我搞到派出所去了,一個晚上。到第2天開完庭了,下午回去的。吃完晚飯我去找一下任全牛、張科科,結果還沒到那個地鐵站,他們就是一路拉扯,到地鐵站派出所警察又來了,又拉到派出所去。」

彭永和說,「到今天,我們家樓下,兩個聯防隊的、保安公司的,來了一個多月了,蹲在我家門口,走哪跟哪,你要去見他們認為敏感的人,馬上就要限制你出行,把你拉到派出所。」

「前段時間上海訪民聚會,開了輛車到門口,接我轉一圈,結果不到五分鐘開車的人就接到電話,國保就打電話來說把他送回去。」彭永和說,「其實就是把我隔離,不讓我跟那些人,律師也好,訪民也好,反正是有敏感人物的都隔開。」

發聲出自本能和人性

彭永和是江西鷹潭人。他調侃自己是農民工出身,自考的法律。2010年做律師之前,做過很多工作,賣過豆漿、蔬菜、西瓜,送過報紙,在工廠裏做過,還在建築工地做過,公司裏也去過。當初他穿個解放鞋、一個大褲衩,土得掉渣地去大上海。

他自嘲道,以前是很傻的一個人,剛學法律的那一兩年,給最高人民檢察院寫過信,要求把天下的貪官全部抓光;後來意識到這是土壤的問題,腐敗的不是人,是權力腐敗,是這種權力的制度問題。

彭永和講到他幫農民工打官司的一個事。江西老家一個招商引資項目,掛了一個是政府重點保護單位的牌子,進這家公司都得交押金,多則1,500元,少則七八百。彭永和找了很多工人的押金條,找到勞動局局長、市長,衝到市長辦公室去,結果很快被保安架出去了。他後來到上海後給溫家寶寫了封信,稱「農民工的工資不能拖欠」,收押金是侵犯勞動者權益,應該向老百姓道歉。

自709大抓捕以來,中共當局對人權律師瘋狂報復,大批律師被吊銷、註銷執照。彭永和對此表示,老百姓的嘴是堵不住的。「我覺得這是一種本能的東西,每個人其實都有這種本能,只不過每個人把這種本能發揮的程度不一樣而已。有人就放在肚子裏;有人可能會說出來;有人不但說他還會做;有人會大聲說,還會玩命地做;每個人尺度不大一樣而已。但是這種本能是無法去革除、否定的,它一定存在。」

「有了這種本能,就是驅動這個社會的動力,也是改變的動力。所以任何的一項國策,你都要看看現在是甚麼時代,民眾是甚麼樣的。第二個是你的這所有的政策,不要去違背人的本性、人性的東西,不要觸碰它,或者跟它對著來。否則的話,你這個(政權)是沒有生命力的。」

經歷了很多事情,彭永和表示,心中仍然相信法律,「因為社會的運轉它一定是需要法治,無論是古代也好,現代也好,其實它都是有一個制度、規則,只不過現在更強調的是民主主權、三權分立、現代民主法治的一個框架。無論在哪個時代,肯定是需要法治來治理的。法律就是治國的公器,治國的目的是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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