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聲！唔准駁嘴！」乍看以為是父母教子，怎知原來是校長對老師旳訓斥。一間怎樣的學校，一個怎樣的校長，一群怎樣的老師，才會衍生這種匪夷所思的一言堂文化！
死因庭召開聆訊，研究天水圍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林麗棠老師在校內墮樓死亡的原因，由於傳召證人作供，於是有機會得聞校內其他老師的證詞。這些證詞既有同情墮樓老師，也有批評校長的行為霸道，不過最令人心酸的，莫過於有老師作供時坦言，由於擔心被秋後算賬，「唔知下場係點」，當時即使對校長有不滿，也不敢向學校校董會反映；換言之，她寧可選擇沉默不語，而不選擇為弱者執言。
根據死因庭的口供，校長在學校內的霸道作風早已人盡皆知，對個別老師的欺凌也不是單一事件。該名老師自殺前陷於情緒崩潰，身為她的直屬上司作供時坦言：「我哋每個人都有機會犯錯，真係要去到最盡嘅邊緣，逼到人冇彎轉咩？」遺憾的是，為甚麼這番並不深奧的處世之道，只能成為死因聆訊的供詞呢！如果她能夠早點向校長直白，是否可以挽回一條性命呢？不過如果之所以成為如果，就是因為再沒有如果了。
韓國電影《目擊者》內容講述一宗兇殺案，一個冷血兇手綁架了一名少女後將她殺死。少女被殺之前有幾個機會可以逃出魔掌，先是兇手到油站入油，油站職員發現後座有異樣，心裏起了疑心，卻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兇手行兇現場臨近民居，其中一名保險公司的中層主管目睹案發經過，準備報警，卻被妻子起床驚醒，突然亮起的房燈引起了兇手注意，也令主管擔心兇手知道自己處身位置而打消了報警的念頭。警方發現屍體後展開調查，深信兇案現場附近是一個小社區，人口不多，總能夠查出一點線索，怎知附近社區領袖居然呼籲杯葛警方的調查，為的是曠日持久的調查會令該區的樓價下跌。如此這般，就算警方已找到了嫌犯，卻無法找出一個肯挺身而出願意指證他的人。電影要控訴的，是大都會背後一個個冷漠冰涼的人心。
德裔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經以特約撰稿人身份，現場報道前納粹德國高官艾希曼的審判，並將之寫成《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之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稱為「納粹劊子手」，負責執行猶太人的大屠殺行動。他被審訊時認為自己只是執行者，沒有殺過一個猶太人，因此起訴他是錯的。漢娜總結了整個審訊之後指出，「真正的道德議題不是由納粹的行為引起，而是那些『協調』自己去配合這個信念而行動的人。」對於艾希曼的辯護，漢娜認為這是平庸的惡，因為艾希曼手握大權，有能力決定自己的行為是對是錯，最終卻附和政權甘願做一個平庸的人，作出違反良知的決定。「他不是沒有能力去思考，而是放棄了思考，因為人類一認真思考，即表示他要背負起良知的重擔，並為思考的結果作艱難的抉擇。」
這也解釋了為何無數警察、公務員甚至法官會甘心為一個專制政權服務，因為他們放棄了思考之後，不但毋須要接受良知的拷問，也很快就忘記自己選擇了惡。
作為有權者而選擇平庸，其實是甘願做邪惡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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