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線寬頻12月1日調整架構,調職或裁減約一百人。其中新聞部《新聞刺針》全組及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黃麗萍等約40人突被裁,引發內部員工不滿,中國新聞組遂決定總辭。

有評論指,中共正趁美國大選之機,在香港明目張膽侵犯人權。此次管理層整治傳媒並非開源節流,與之前DQ民主派議員變相解散立法會、隨意抓捕判罪抗爭者如出一轍。

前有線電視中國組資深記者林建誠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表示,2018年離開有線電視的時候,已預計到香港整個新聞行業會轉差,有線對於中國新聞的難度也會越來越大,但是他確實想不到會來的這麼快、這麼突然。「就是換,一而再再而三地換」,「你會預計到會有下一波,一波一波會再來。」

香港新聞自由不復存在,不只是香港人的損失。「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更加是香港政府的損失,是中國政府的損失。」因為「需要不同的聲音,將真實的情況講出來,你才更加能夠掌握政情,更加掌握這個國情。」而這一切預計的東西「被徹底地打破了」。

有線中國新聞組消失 難過與悲憤

「難過和痛心這個是外在的,內在就是覺得,很悲憤。」林建誠估計,更難過的是現役中國組的同事,尤其是他的前上司司徒元先生,他一手培養了中國組,很多員工曾經在裏面成長。

對於管理層解釋說架構要重組,因為疫情大家不夠吃了,他表示看不出真的是要為節省資源而做的。

「對於一個台來說,一個新聞部來說,幾十人的工資,不是一個很重大的開支來的,尤其現在已經是有這麼多的大財團在裏面,以前就只是說九倉,現在已經有不同的財團,還有一些紅色資本進來。對於一年花三億多來說,完全不是一個甚麼問題。」

他指出,突然解僱一些人節省資源、架構重組,而將一些最精銳的和最受歡迎的,具招牌的一個組別一刀切,明顯是有別於一般的架構重組的動機。

他不知道是不是「原先擬定的時間」提早了,但很明顯,確實《新聞刺針》做的不是一般諧和的新聞,而是做一些「揭人傷疤」的新聞,受影響的當然是某些很親政府的利益團體。

「他們掌握的權力,或者他們有一些渠道去跟有權力的人溝通的時候,他們覺得這些很不滿意呀,可能反映。接下來,當然扼殺新聞部資源的管理層,最好就是由他們動手,向下邊的人開刀。」

他坦言,在直播裏看到曾經一起衝鋒陷陣的同事總辭走人,都是熟悉的面孔,他心裏面很痛,「我當時的感覺,如果我還是一員的話,而那個不是我被裁員的話,我會毫無疑問與他們同一陣線。」

「我相信不會有人留在那裏,就是不會有人說我留在這裏,你們辭職吧。」他說,「本身我們整個中國組的文化就是共同進退的,從來都是這樣,從我加入中國組,從我進來到走的時候都是這樣共同進退,這個還是比較特殊的一個,有組裏的文化在。」

他曾與司徒先生合作多年,知道如果司徒先生辭職的話,下面那些人很難接受別人管理,預計整組人都會走一大半,而結果真是全部人一起辭職。

「我是難過但也很感動,說真話我真是很感動,整個組的本質是沒有改變的。我所認識的中國組,從我進中國組的第一天到現在,這個本質是沒有改變過。」

中國組出好新聞重在管理層放權

當問到自己留戀中國新聞組,願意在這個地方付出的原因,他表示首先是理念,他們對中國新聞有一種特殊的關懷在。

「首先我們從人的良知、一個人的良知來說,中國大陸這麼大,目前我們還是認為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當然所謂這個「偉、光、正」的背後很多是鮮為人知,或者不為人知所知的一些很悲壯的故事。」

如果能夠走入這麼廣闊的地方去挖掘,展現這個國家背後真實的東西,對記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何況中國大陸與香港,無論從地緣上,還是國家主權上都有緊密的聯繫,「是不是應該去多一些關懷呢?」

他透露,在中國大陸做新聞,留戀的是它好高難度,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會出乎意料地發現一些很奇怪的東西。「有時候你發覺在中國大陸採訪新聞,你好像夢幻一樣。」

「為甚麼有線電視會令到我們這麼留戀中國組呢?因為這是100%來自於當時我們有線管理層。」他介紹說,當時的趙應春先生放權給司徒元先生,司徒元先生再放權給他們做事,他不會對他們指手畫腳,只是給一些指引,如小心一些這裏,有甚麼合適的新聞就去採訪。

「他給我們很多自己去判斷,給我們很大的自由度去處理一些事情。」

他感謝司徒元先生,「我不知道有沒有去幫別人擋子彈,對我來說他肯定幫我擋了很多子彈。」「這些子彈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子彈來的。」

林建誠沒有親身收到投訴,但他從旁邊的人了解到,有些人埋怨他「不聽話」,甚至發一些短訊來恐嚇,他們都上報給司徒元先生,他會處理,但基本上不需要下級理會這些東西。

「他們是怎樣溝通我們也不需要問,這是他們更高一個層次的事情。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安心去採訪新聞,遇到有突發事故的話上報,變成我們可以輕鬆地去做,就是我們不用礙手礙腳。」

他舉例說,自己以前試過在不同的媒體、不同的機構做過,遇到一點點事都會被人說「你為甚麼這樣那樣」,那你怎樣可以做到好新聞呢?

有線中國組之所以能做到好新聞,最重要的,「第一是它的管理文化;第二是上司肯投放好的資源,讓你去做一些好的新聞。」「不是這麼大路的新聞,而是一些鮮為人知,是我們能夠獨家挖掘到的新聞,這個新聞是能夠展現整個中國的國情,這是它的難能可貴之處。」

回憶採訪李旺陽 挖掘大陸真相

林建誠直言,自己採訪生涯裏最痛的一件事,就是李旺陽事件。但好在李旺陽的妹妹李旺玲面對面鼓勵他,還有李旺陽的生前好友尹正安、朱承志等對他的體諒,現在他基本上已經釋懷了。

為甚麼想到找李旺陽呢?他回憶說,自己當時長期在廣州生活、找新聞,圈子裏認識的人也越來越多,有一年「六四」快到了,過往「六四」都只是停留在採訪北京或者海外的民運人士,而其實「六四」震撼了中華大地,無論在廣東、四川、湖南、上海、天津,都可以找到相關的人物,從而側面去看、立體地看這個事件。

在與身邊的人說了這個想法之後,在偶然的機會下,圈內的朋友遇到了李旺陽的朋友,那時李旺陽出獄大約一年左右,生活很悲慘。

「我一聽到之後,我一定要做這個新聞,就開始去籌備。因為當大家見面,與朋友見過面了解之後,知道那個情況不是一般那麼容易做到的,而且一定要很快,在沒有人知道,因為這是電光火石之間的,因為電光火石之間會全部沒有。」

李旺陽因支持八九民運遭中共污衊,並囚禁累積22年,在獄中遭受了巨大的磨難,加上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行動不便。林建誠想,一定要小心處理他行動方面的事,想一個最好最快的方法,令他不用那麼辛苦就可以做訪問。

「而且我不想這些事件會被其他人知道,我直到在出發前的幾天我才與我老闆說這件事。他就叫我「小心點」,他是放手我做事。」他說,「他說這句話其實他心裏是很替我擔心的,但是他不想給我很大壓力,就說『小心一點』,就沒有再提醒我了,沒有再說任何話。這樣我就做了,就是這樣我成功採訪到李旺陽。」

從出發到返回,他前後24小時就做完了訪問。用最快的方法一次過,一擊馬上就走,所以畫面不算是很詳盡,也不可能詳盡,因為要考慮到他和他身邊朋友的安危。

「在街上走不可能的,我們寧願放棄這些所謂的好畫面。而重要由他親述他遭受了甚麼迫害、他現在的心境怎樣、他怎樣看整個的中國的民主發展,我覺得由他們這些遭受最大身體痛苦的人去說這些事,是遠遠比任何一些是已經出走了的人去說,我覺得是更有說服力,更加動人。」

他強調,要了解中國,不只是看一些經濟的數字,而要看人們日常的生活中發生了些甚麼,去挖掘大小事。在大陸網絡世界裏出現的潮語,也可以體現出中國有甚麼動靜,比如「趙家人」一詞,香港人是不知道的,要在中國大陸生活才體會得到。

香港舊環境徹底打碎 新聞工作應遍地開花

經歷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大家看到了前線記者所面對的武裝力量。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林建誠認為,與其說由中國組記者教香港記者採訪,不如說由現在前線記者教中國組的記者採訪。

「2019年對整個新聞的採訪是一個很大的破碎,所謂的破碎,就是將你舊有想的東西與你的環境,當時你所認識的環境的東西,你預計的東西是徹底打破了。」他指出,不能夠將過去在中國大陸採訪的一套,面對強大的甚麼甚麼、怎麼樣去衝鋒陷陣,搬來今天的香港,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同樣是派到中國大陸的記者,為甚麼有些東西有線能做到,其他人卻做不到,他表示,歸根還是看管理層願不願意投放資源,肯不肯放權給下面的記者,大膽去做這些事情,這一定是最重要的。他引用趙應春先生的話說,「你(記者)沒有這些空間,你會飛也沒有用。」

新聞自由、法治,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如今卻容不了有線電視中國新聞組。林建誠說,並不是香港容納不了他們,而是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容納不了他們,「最大的問題始終來自政治層面上面,因為政治的環境不允許說真話的記者,不允許做實事的記者留在這裏。」

他分析道,如果香港政府不會因為一些記者尖銳的話而覺得尷尬,根本就不會搞到現在新聞審查。而如今這麼多新聞審查,也是來自於更上一層,包括無形的壓力。

「好像被一層灰把自己當家阿爺,把臉弄髒了,它就覺得很不是滋味,覺得好像很羞恥。你把我搞得很沒有臉面,那我就給你壓力。所以我不認為是香港,是香港這個地方使這一幫這麼好的記者流失的。」

對於在香港還想找回真相的記者,在現在的政治環境下怎樣做,他坦言,這是一個比較傷心的問題,很難給到一個準確的答案,而且現在世事變化超乎我們想像中的快。

「隨著網絡的越來越發達,當你5G的時候呢,特別是現在經歷過美國選舉,你看到美國選舉主流媒體都可以這樣的,那你就會發現主流媒體所謂的公信力,原來也可以這樣被質疑,並且是很值得去質疑的。這樣其實反而是可以去助到一些已經有一些名聲的記者,他們在一個自媒體裏面去發揮。」

他建議,未來的新聞工作者可以將一些新聞工作碎片化,即不要只是困在一兩個主流的大媒體裏面,而是大家在不同的自媒體裏互相發揮。從現在的趨勢看,是可行的。「其實這就是將一個餅,切碎、分散,在不同的層面,在不同的領域裏面去做一些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