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一直懷疑FBI的高層變動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面部美容，現在您終於可以釋懷。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當初得到了相當糟糕的建議，才會選擇白鞋（精英）律師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來取代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為FBI局長。

9月17日雷在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的證詞令人驚掉下巴。那些頭髮花白的、對調查局儼然已淪為行政部門的政治工具這一事實早就見怪不怪的FBI資深探員們都覺得難以置信。大部份證詞為推斷性陳述，反映的是民主黨論調，而非基於事實所得出的獨立判斷。

他將俄羅斯干擾美國大選定為頭號全球性威脅，與他老闆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的觀點截然相反。巴爾在9月2日接受CNN主播沃爾夫·布利策（Wolf Blitzer）採訪時公開表示，中國對美大選合法性的威脅更大。

當被問到俄羅斯是否傾向支持哪一邊時，雷稱俄國的秘密戰術是「搞臭拜登」。

此說法空口無憑。俄國人最希望誰贏得選舉，雷講的大家不能看其表面就信以為真。俄國人對付美國大選的傳統做法是，在所有候選人和黨派中間亂攪一氣。雷應該被追討支持他言論的證據，特別是當它們看起來如此荒誕不經，完全不符合俄方的最佳利益。一個弱勢的美國總統當政，對俄國人來說應該大有好處，特別是這位當副總統時就在經濟制裁上表現得相當手軟。

關於國內恐怖主義，局長的言論令人好奇不已，「與其說『安提法』（Antifa）是一個組織，我們更傾向於認為它是一種理念，或者一個（政治）運動。」暗示這三者之間互相排斥，卻並無進一步解釋。FBI對「安提法」的溫和評估勢必會影響其針對該「非組織」團體進行調查的性質和廣度。儘管該「理念」已穿上了制服，提供戰術訓練，暴動前囤積武器，並擁有足夠的資金支付旅行費用和成員生活費。

雷繼續說到，最大宗的國內恐怖主義來自白人至上組織。

再一次，他應當被要求提供數據，因為過去數月以來最嚴重的城市暴力並非由（白人至上主義組織）「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s）或3K黨引起。民主黨政客，尤其是參議員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民主黨-紐約州），電視評論員例如霍士新聞的胡安·威廉姆斯（Juan Williams）對雷的自說自話全盤接受。這一點也不奇怪。不僅如此，他們還鸚鵡學舌般地散播其言論，並誇大其詞（如預見中那樣）將一切都歸為整個FBI的調查結果，但事實上，那些僅僅是局長的個人意見。

10月29日的第一場總統辯論會上，無論是對秉持白人至上主義組織的憂慮，還是關於缺席和郵寄選票的爭議，都可以看到雷的誤導性言論被民主黨發揮得淋漓盡致。

雖然FBI正在大量調查因郵寄選票而引發的選民欺詐案件，（據《華盛頓郵報》的德夫林·巴雷特（Devlin Barrett）報道）雷卻在9月24日的參議院國家安全委員會上聲稱：「無論是郵寄還是其它方式，我們在歷史上從未發現大選時出現過任何有組織的全國性選民欺詐行為。」

想必雷所了解的歷史無法回溯到1960年的甘迺迪-尼克森選舉，時任市長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y）治下的芝加哥被指控發生嚴重選民欺詐。即使如此，局長的證詞也毫無意義，因為郵寄選票從未有過今天這般規模，全國範圍內鋪天蓋地使用，在一個角逐如此激烈的總統選舉中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

「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對現實沒有任何影響。下個月將要看到的才具備歷史意義。FBI必須（對選民欺詐）予以密切關注，並承諾支配大量資源來確保選舉的自由和公正，這是它的職責所在。

兩種文化層面

在FBI不透明的窗簾背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高階管理層和各地調查處。前者集中在FBI總部，也就是外界所知道的約翰·埃德加·胡佛大樓（JEH）。後者由特工人員組成，他們負責國內外大大小小的調查行動，常常得冒著個人風險去保衛國家與憲法。正是前者的文化作風，那些局長，副局長，代理副局長們——胡佛大樓C套間的主人——令調查局清譽受損，妨害了它作為自由社會一個獨立、客觀的捍衛者的角色。

當撤資警費，「改革」警局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呼聲高漲之時，政客們、州長、市長、檢察官們見風使舵，將精力轉往他處。所幸調查處的管理人員仍盡忠職守，挺身而出填補空缺，積極解決當地的執法需求。

傑奎琳·馬奎爾（Jacqueline Maguire），負責紐約FBI刑事部門的特工人員，有效強化了FBI特工隊和紐約警察局專案組警官的合作，以對抗紐約市日益飆升的暴力犯罪活動。紐約州法律改革限制了法官對暴力罪犯保釋與否的權限，警察局預算遭削減，紐約警局的便衣反犯罪部門超級成功，卻被比爾·白思豪市長解散。

以上種種直接導致犯罪活動急遽增長。

在聯邦檢察官的協助下，紐約FBI迅速回應，適時予以援手。當暴力重犯被紐約警察或FBI探員捕獲後，本以為可以鑽「旋轉門司法」（revolving door justice）的空子立馬獲釋時，卻赫然發現自己身處聯邦法庭，面臨相當年數的刑期，以及聯邦庭審。（FBI）調查處沒有，絕對不能，也不會讓美國人民失望。

達到這一點，沒有一個堅強不屈，獨立敢言，思想中立的局長萬萬不能。

實在無法想像前局長路易·弗里斯（Louis Freeh）和威廉·韋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會屈服於某個政黨的意志，來影響FBI調查的方式與結果。然而他們之後，偏移出現了——由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開始，在科米的帶領下加速——政治高壓下的靈活變通（讓FBI）同時失掉了自身的獨立性和正直作風。

對公民自由來說，當前最重要的議題是，如果拜登-賀錦麗當選，未來將意味著甚麼。就像奧巴馬政府擁有一個科米治下順從的FBI，拜登政府會否也擁有一個總統拜登治下順從的聯邦警署呢？

如果聯邦調查局的名譽、獨立性和正直作風持續敗壞，捲入下滑的漩渦，沒有獨立忠實的看門者監控官場的腐敗，對共和國來說這又將產生怎樣可怕的後果？

原文Time for a Real Change at the FBI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馬克·羅斯金（Marc Ruskin）曾在聯邦調查局（FBI）工作了27年，是一名資深撰稿人，也是《偽裝者：我在聯邦調查局的臥底生活》（The Pretender：My Life Undercover for The FBI）一書的作者。他曾協助前美國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立法工作，也是紐約布魯克林地區的助理檢察官。

本文中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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