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出身的博明（Matt pottenger）從1997年至2005年分別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生活，為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工作。在32歲時，他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日本、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博明現為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協調處理美國在東亞和南亞的事務。9月30日，列根總統研究院院長的羅傑斯・扎克海姆（Rogers Zakheim）就中美關係對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進行了線上訪談。
是甚麼原因讓博明放棄記者的職業而想要加入軍隊呢？2004年末，博明在紐約參加了一個午餐會，碰巧坐在海軍陸戰隊上校羅恩・貝利（Ron Bailey）旁邊，博明稱和上校的談話把他招進了海軍陸戰隊。
扎克海姆認為：「如果博明沒有在中國生活那麼多年，不可能在那瞬間有深刻的感受和作出決定。」
博明說：「那個時候，我在中國已經做了大約七年的記者，看到中國並沒有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與自由社會的秩序接軌。2001年中國被接納進世界貿易組織，從那時到2004年，中國的經濟處於快速的上升階段。人們對未來充滿了樂觀，你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能力和願望，那是一個令人振奮和有趣的時期。」
在表面的繁華之下，博明卻有種不安的感覺，他說：「因為寫新聞的選題範圍很廣，讓我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到那個體系中醜陋的一面，非典疫情、執政黨的腐敗、底層人民特別是農民，以及其他人的遭遇……中國不是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韜光養晦，直到那個執政黨強大到足以用自己的方式影響這個世界。」
待在中國的時期，博明重讀了美國的歷史，特別是美國獨立戰爭史和19世紀的歷史。對比著兩種體制並以一種不同的視角思考，博明說：「從國外看自己的祖國有個優勢，特別是在一個不同的政治體系中，我從美國歷史中感到了很大的安慰……而中國正處在從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時代過渡到現任領導人的新極權主義時期，讓人感到那種暗藏的威脅。」
伊拉克戰爭是另一個影響博明的因素，美軍在戰爭初期的2003年取得了勝利後，伊拉克叛亂分子得以佔領費盧傑（Fallujah），然後被美軍的包圍和兩次襲擊驅散。戰爭在城市和周邊地區造成了廣泛的破壞和人道危機，引起了博明對伊拉克戰爭的反思。
他說：「我在遙遠的中國看著這一切，想著也許我們的國家、政府和媒體都誤判了我們所捲入的這場衝突。中國的崛起和伊拉克戰爭讓我意識到，我們政府的所作所為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但是值得為之奮鬥。」
星巴克事件
博明回憶道：我和一位工程師約在北京的一個星巴克店裏會面，當我排隊給自己和朋友買咖啡和茶，手裏拿著兩個杯子時，一個傢伙猛然襲來，並用英語對我說：「你必須離開中國」。博明說：「我當時驚呆了，手裏拿著東西，直到被襲擊之後，我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
博明介紹說，那位工程師來自中國的西部，他家鄉的一條河被嚴重地污染了，導致他和許多人患病。河流附近有個已關閉的但曾為中國軍工生產用的鈾礦，最近地方當局做了腐敗的交易，在當地重開礦山，並準備賣到國外。
博明說：「那個工程師目睹了我被打的場面，身體無法控制地發抖，他說那些人跟蹤了他三個星期。」比起後來更惡劣的遭遇，博明說，那只是一個干涉人權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小插曲。
用普通話對中國人講演
博明到白宮後，結識了一些列根政府時期的人，如列根總統的首席演講作家托尼・多蘭（Tony Dolan）。博明說，列根總統的威斯敏斯特演講和公會廳（Guild Hall）演講對他很有影響，總統的演講對觀眾有一種自然的親和力。
列根總統曾說：「我準備給布里茲尼夫總書記一個機會，讓他在電視上向美國人民講話，如果他也允許我有同樣的機會對蘇聯人民演講的話。」但是極權主義者最害怕老百姓聽到自由的聲音，列根在布里茲尼夫時期沒有這個機會；1988年5月，列根總統到莫斯科和戈巴卓夫會談，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對大學生們進行了演講。
博明說他用普通話講演，就是希望能直接與普通的中國人民溝通，一起回顧5.4運動的歷史和意義。這可能是迄今為止美國最高級別官員的普通話演講，博明想讓中國人民了解到有關聯合國人權宣言，以及中國早已有了自由民主的基礎。該影片大約在中國的網上存在了48小時，即被封殺。
博明在演講中談到：「現在的中國是如此的封閉，對思想、言論、表達的容忍度太低了，藉助保存在西方的但來自中國的原始資料，我們知道101年前的中國不是這樣。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中國共產黨最終精心地改編了那段民主運動的歷史，像胡適和張彭春（P. C. Chang）等了不起的人物都被從歷史中抹去了。」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而張彭春則是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重要作者之一，他當時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統一戰線
當特朗普總統發佈國家安全戰略時，重點在於中國；中共政府不僅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是美國的對手，而且還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手。
博明說：「美國和中國有長達240年的交往歷史，我認為民間的生意、傳教和交流都有益於中美的關係。但是那個黨有著非常明確而強大的利益，不允許這些交往。中國共產黨通過統一戰線在擴大它的影響，我們看到中共對它的重視和大規模的資金投入；統一戰線不是傳統的外交活動，更多的是隱藏、腐敗和冷酷的強制措施。」
那麼中共為什要投入這麼大的精力進行它的統一戰線活動呢？博明認為這是對世界的挑戰，「中共如此廣泛的統一戰線活動，意圖在於塑造外部的世界，讓我們持有符合那個黨的觀點，採取那個黨希望的對中國的政策，以使該黨儘可能長時間地維持它的統治。」
中共對世界的威脅
扎克海姆談到，美國人可能不知道Facebook和其它社交媒體在中國是被禁止的，他們不太關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和相關的技術。那麼，它們對美國造成了多大的威脅？
博明說：「我們在設備和軟件應用方面都受到威脅，比如華為的5G和微信，它們被設計成可以採集人們最私密的數據。這些設備和技術不僅僅是針對中國人民，而且是針對世界各國的人，這就是中共投入那麼多資金以及人力物力的原因。」
博明認為，從政治、經濟和軍事安全的角度來看，這是對美國數據安全的真正挑戰和破壞。
「當人們使用這些設備或應用時，我們的一切：我們是誰、我們的閱讀與談話、我們的知識產權、我們在做甚麼研究等等都會被蒐集。我們需要守護的不僅僅是美國政府的信息，還有個人和公司的私隱。美國憲法是保護個人私隱的，而極權主義在獲得人們無法想像甚至更多的數據。」
博明談到，一周前，一家中國公司被爆光蒐集了240萬人的數據，他們的客戶是中國情報局、國家安全部以及中國軍事情報部門，但還有更多的公司。
博明說：「他們與中國政府簽訂合同，以蒐集任何可能具有影響力的人的所有可用數據。就是說，地球上的每個國家的數據對中國都有用，但對美國蒐集最多。他們通過合法或非法手段獲得私人數據，供中國安全部門使用，用來脅迫或影響能對美國政府產生影響的人，為他們服務。」
扎克海姆詢問，那有人認為，美國政府也在針對它在世界各地的競爭對手這樣做，這是不是一樣呢？
博明說：「不一樣。我們蒐集情報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安全，還包括海外的資源。這些都是由美國政府的法律機構在管轄，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大範圍的採集數據和使用那些數據。」
中國留學生
扎克海姆認為，在美國有大量的中國留學生，特別是在工程和技術研究領域，這應該是一件積極和有益的事。
博明說：「是的。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對這些學生的影響和滲透。我們正盡一切努力來平衡這些因素，特朗普政府已採取行動，瞄準大約1%的隸屬於中國軍事機構的研究人員，他們從政府收取金錢，有合同或義務從美國蒐集情報。這些人偽造身份，偷取研究數據和成果，為中國的軍事進步和鎮壓本國的人民服務，我們正在對此進行『外科手術』。」
博明也表示，很多留學生很高興能到美國來學習和生活，也想在這兒創業，他們希望留在這兒成為美國公民並對國家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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