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鄒蘭，會覺人如其名，蘭心蕙性、質樸不爭。
「如果讓一切再回到以前，可以給我更優越的生活，卻讓我放棄修煉法輪功，問我幹不幹——我還是會說：不幹。」
從模仿好人到做個好人
「從我記事開始，晚上睡覺就很難一下入睡。我時常會想一個問題：人到底為甚麼活著？總有一天會兩眼一閉、躺在地底下棺材裏的那種恐懼時常襲來。」
「所以我經常會做惡夢，我也一直怕獨自走夜路，總感覺後面有鬼在跟著似的，也自以為是自己在嚇自己，可就是去除不了這個怕心。」
儘管鄒蘭從小受無神論教育的影響，對神、佛、信仰沒有甚麼清晰的概念，但在她第一次閱讀《轉法輪》時，「度人」兩個字就一下喚醒了她久遠的記憶。
「似乎有種燈泡通了電一下亮起來的感覺。可能這就是人生命中最本質的東西被觸動了。」她明白，自己一生中尋找的東西終於找到了。
「從開始修煉法輪大法起，我就再也沒做過惡夢，再也不害怕獨自夜行了。這不是求來的，是自然而然在修煉中出現的狀態。」
鄒蘭感到，《轉法輪》和以往讀過的書籍有很大不同，「當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思想中想不起來那些不好的事，連壞的念頭都沒有。」
「以前看的書，雖然也教人怎麼處理人際關係，但都沒有真正教人怎麼樣才能做好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其實人都想使自己變好，使家人變好。」
「當然，小時候也會像雷鋒一樣去照顧老人啊，幫助身體不方便的人做好事啊，但那只是一種模仿，並不是發自內心的願望，只知道做好人好事能給自己帶來榮譽。可就這一點『模仿』也隨著現實社會的污染而逐漸喪失了。」
「看《轉法輪》帶來的是觀念的轉變，人性的昇華。明白了做人為甚麼要從做好人做起，真正明白了人活著的意義。那就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返本歸真，返回到人先天的本性上去。這樣人才會永遠不再吃苦了，真正的解脫了。」
在工作中，身為班主任，鄒蘭明白，自己的班級若想被評選為先進，就要向主要領導送禮。「當時連學生都知道這個門道。」
「我和班上的幹部說，通過這樣的手段獲得先進，那還有甚麼意義？要評就堂堂正正地評。」這樣一來，儘管所在班級未曾評上先進，但班裏的學生們卻也樂得輕鬆、自在。
鄒蘭發現，當思想變得越來越簡單、純淨時，換得的是內心深處的祥和、自在，「我現在不再想著去改變別人了，遇到問題就看自己，改變自己，自己變好了，就會發現周圍的環境也隨著在變好，在這種狀態中，才能體會到真正的幸福。」
「放棄修煉法輪功，我不幹」
在中共1999年鎮壓法輪功初期，大批法輪功學員前往北京信訪辦上訪，去天安門廣場請願，要求還大法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
2000年9月30日晚，鄒蘭也準備搭乘長途巴士去天安門請願，不料在上巴士時就遭到警察盤查。
警察要求每位等待上車的乘客都說一句污衊法輪功的話。「中共這種手段太卑鄙了」，鄒蘭說，「他罵一句，就讓每一個人跟他學一句。我說，『我沒學過罵人。』他說，『你不罵你就別想上車。』」
最終，警察還是把鄒蘭等四個不罵的人帶到了派出所進行搜查，在鄒蘭的一個小本上發現了法輪大法明慧網的網址，並確認她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就這樣他們以擾亂社會秩序罪拘留了我14天。」
「不一會，我所在區610辦公室的兩個主任把我接走了。在路上，他們尋問我的情況，我說，『我是XX大學的講師。』他們聽了以後就特別惋惜，一直在咂嘴：『哎呀，怎麼能……唉……』」
「他們自己的良心還是知道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不應該被抓的，但是他們的身份又不允許他們來保護我，我能感覺到他們惋惜的心情。」
其實，在那過程中，鄒蘭也曾害怕過，怕失去人身自由、失去工作和家庭，「一想到這些，我感覺整個身體直打顫。」
「後來，我靜下來問自己，如果讓一切再回到以前，可以優越地生活，但不能再修煉法輪功了，你幹嗎？——我說：不幹。」
「當我再次看到，中共在鎮壓法輪功時所採取的卑劣手段，我更堅信自己的選擇是對的，於是把心一橫，瞬間甚麼恐懼和怕心都沒了，人反而變得輕鬆了。就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強大能量在保護著我……」
「看守所裏從沒這麼歡樂過」
當地派出所的副所長曾威脅鄒蘭：「你進到看守所後會受罪的，會吃不飽飯、犯人會打你。」鄒蘭當時笑了笑，沒作聲，拿出自己帶的食物吃起來。
「他們對我的各種威脅和恐嚇，好像對我都不起作用。我反而覺得當時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保護我的人。」
鄒蘭被送到看守所那天晚上下著雨，警察讓她拿床被子和一個吃飯用的碗。她看到所有的被子和碗都堆放在戶外的地上被雨淋著，已經辨不出乾不乾淨了。「我在那站了足足有一分鐘，都不知道該拿哪個。無奈之下，只好閉著眼睛隨便拿起一床被子和一個碗。」
當走進監室的時候，同室的犯人並沒有刁難她，在得知她的情況後，還為她打抱不平。有人說：「怎麼不罵人也違法呀，這也太不講理了，我知道他們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因為當時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特別多，她們其中有幾個人都與法輪功學員接觸過。
當時已經是第二天凌晨三點多了，因為過於疲倦，鄒蘭倒下就睡著了，直到第二天早晨吃早飯時被同室的犯人叫醒。大家很奇怪鄒蘭能夠睡得這麼踏實，「你的心也太大了，受這麼大的冤枉你還能睡得著，我們都幾天幾夜沒睡了。」
「後來我們系有五個老師來看我，見面後一開始他們很緊張，怕我心理承受不了。看見我跟沒事兒人一樣，他們也放開了。他們還勸我『好漢不吃眼前虧』，當了解到我被抓的經過後，他們也不再勸我了，一轉話題，和我聊一些輕鬆的話題，我們在前面的會客室裏（後面就是拘留所）一直不停地說笑。」
「所有的犯人都趴在門那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能這麼高興。回去以後她們都在問：『你們笑啥呢？』好像看守所從來沒有這麼歡樂過。」
被非法拘留期間，時常有人來探視鄒蘭。每次家人、同事走了以後，鄒蘭都會把親友帶來的食物分給同室的人。同時，鄒蘭也告訴她們法輪功能給人帶來的美好。「當時就有兩個人想學煉法輪功。」
「在被關押的14天裏，我沒有委屈、害怕、怨恨的心，反而覺得自己很高大，那些不好的東西都碰不到我，這一點令我至今感慨不已。甚麼才能使人超越恐懼、怨恨，能坦然地、無怨無悔地面對一切不公——只有法輪大法能賦予人這樣的智慧和能力。」
「從小監獄到了大監獄」
在看守所裏，有人曾試探著問過獄警的頭：「她們這些煉法輪功的人，人家又沒犯法，人又好，能不能放了人家。」但得到的回答是：「她們和你們可不一樣，你們這些人只要有錢，多大的案子我都能幫你們擺平。但法輪功的案子，你給我多少錢，我也不敢碰。」
「中共對法輪功的恐懼由此可見一般，而迫害善良人的一定是邪惡的。」
真正令鄒蘭感到憂心的，其實並不是拘留所內的環境，而是在外面受到嚴控的生活。「從拘留所出來以後，我就好像從一個小監獄到了一個大監獄。」
「在迫害前，我們學校最多的時候有九十多人都在煉法輪功，以前的黨委書記也在煉。但我是我們學校第一個因為煉法輪功被抓的。」鄒蘭原本有望在2000年晉陞為副教授，也因此失之交臂，「那時我對名利也看得很淡了，也不覺得失去了有多可惜。」
「無論是面對學生還是老師，我從來沒有因為被抓有任何自卑感。」她還記得，回到學校後，常常有老師私下對她豎起大拇指。
但是，由於拘留期間拒絕轉化、不寫任何保證書，鄒蘭受到了學校和當地派出所的種種刁難。學校在上級的壓力下，不得不專門對她成立了三級轉化小組，要在三個月之內迫使她放棄修煉。否則就送交公安機關。「於是我們學校、系的主要領導及學校所在地的派出所都找我談話，向我施壓。」
「警察有時會突然間給我打電話，讓我在一個小時之內必須到派出所。我記得那天，雪下得特別大，巴士都沒法開。」鄒蘭只得騎著單車趕到派出所，接受東長西短的問話。
不過，鄒蘭也願意利用這個機會向警察講明迫害法輪功的利害關係，她告訴他們，「大法對每個人都是有好處的，迫害修煉的人，對你的生命是最不好的。人做甚麼壞事都是要償還的，其實這場迫害真正受害的是你們自己。」
「其實當時有許多警察都開始懷疑，這種鎮壓對嗎？有必要嗎？就在這種鎮壓很難再維持下去的時候，中共於2001年1月23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有預謀地製作拍攝了一部震驚世界的『天安門自焚案』的紀錄片，在全國所有電視台24小時滾動播出，以進一步激發人們對法輪功的歧視和仇恨。」
「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也是中共發動歷次運動慣用的手法。江澤民知道他發動的這場運動已經罪大無邊，罪不可恕，所以他要讓所有的中國人來替他承擔罪過，目的是要毀滅更多的中國人。」
來到自由社會 希望更多人明白真相
2001年1月，澳洲領事館批准了鄒蘭赴澳探親的申請。拿到簽證的第二天，鄒蘭便離開了自己的家。那時誰也沒想到，這一走，就是20年。
由於經歷了大陸的嚴密管控，鄒蘭非常珍惜海外自由的修煉環境。和無數法輪功學員一樣，她一心參與講真相、和平請願等活動。
「國內的經歷也為我後來在海外堅定地修煉、全力以赴地講真相奠定了基礎。」鄒蘭說，「希望更多人能夠明白真相，能給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就是這樣簡單的想法。」她希望人們可以真正了解，法輪功究竟為何能夠洪傳世界、深入人心。
「夫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難怪《西遊記》中的唐三藏要感歎，中國人能處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時刻，是多麼幸運。
「法輪大法是正法，珍惜吧！可千萬別錯過這萬古機緣！」這是鄒蘭最想告訴人們的話。
中秋節將至，鄒蘭感激李洪志師父引領自己走在修煉的路上。「師父為我們弟子所做的一切，所承受的一切，是世人難以想像、難以做到的。這些雖然不讓我看到，但我能在修煉中感受到其中的一部份。人世間的所有讚美和感激之詞都難以表達我對師父的感恩。我唯有在修煉這條路上，不斷地精進！跪拜恩師中秋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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