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可謂多事之秋,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越演越烈,甚至引發新一波國際冷戰。台灣國際器官移植協會官網發表文章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終於體認到長期以來對中共綏靖政策的無效,發現讓中國富有起來,並未帶來共產極權的質變,反而因為中共肆無忌憚的謊言與滲透,為世界帶來無窮禍害。

西方民主國家的覺醒,由這場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定名為COVID-19(中共肺炎)的世紀大瘟疫而起。而禍端的源頭,直指中共對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疫情的矯飾隱瞞。因此,許多國際媒體,包括《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西‧羅金(Josh Rogin)都直接稱武漢肺炎病毒為「中共病毒」(CCP virus)。

長期觀察中國醫療問題的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泌尿部主任,同時也是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的黃士維醫師指出,中共的醫療體系和正常的民主社會不同,除了醫治病人的一面之外,基本上還是一個由共產黨組織領導、為黨服務的工具。

黃士維表示,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人民財富增加,對醫療的需求提高,醫療保險公司、藥廠、生技醫材儀器產業,也都關心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但在利益掛帥的中國醫療市場中,早已隱藏著被刻意忽視的三大醫療悲劇——血禍、活摘器官,以及對疫情的隱瞞。也就是說,中共病毒對世界的危害,早已有跡可循,其禍根早在1980年代(甚至更早)就開始了。此次疫情嚴重至此,才「終於」喚醒世人正視中共的危害有多深、多廣。

以下即為黃士維醫師的專訪記錄:

中國醫療悲劇之一:血禍

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初,中國河南、陝西、山西等省份的貧困農村,興起了由官方主導的「血漿經濟」。當時還有「賣血致富,賣血救國,捐血光榮,捐血致富」等官方口號,鼓勵貧困農民賣血賺錢,行情是農民賣800毫升血,可得到40~80元人民幣。

中共官方主導的「血漿經濟」

和其它國家捐血(同時抽取血漿和血球)不同,中國的血站是單點採血(血漿採血站),要的是血漿不是血球。血站將血液分離成血漿和血球,把血漿賣給生技廠或藥廠。血漿可以提煉昂貴的血液製劑,如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等,然後把血球打回賣血者體內。可是他們是將同血型的血球混合後再打回人體,而非賣血者自己的血球。血球打回賣血者體內之後,賣血者可以快速復原,因此一星期可以賣血2次,一個月可以賣8次賺取320~640元人民幣。而在1980年代,中國的年人均GDP大約才200~300美元(即每月17~25美元,約150人民幣左右),對貧困農民來說,「賣血」極具吸引力。

無辜農民感染愛滋病

然而,可悲的是,由於血站設備簡陋遭受污染加上混合不同賣血者的血,導致無辜的農民大規模感染愛滋病。同時,這些農民不只到血站賣血,也到農村血庫賣全血和血球給需要輸血的病人,使得農村的血庫也遭受愛滋病的污染,需要輸血的病人也因此得到愛滋病,高耀潔醫師實地接觸發現輸血比賣血得愛滋病的還要多。

雖然官方刻意掩蓋,但由於受感染的病人數量龐大,加上一些有正義感的醫師的疾呼,最後在2004年迫使中共政府承認河南有38個村莊、約二萬五千人因為賣血得愛滋病。但官方同時強調,這些人得到良好的醫療照護,但是否認有人因為輸血得到愛滋病。

從此以後,中共的宣傳口徑就是:「愛滋賣血」的問題得到解決,已經成為歷史,問題也被定調了。但真相是如此嗎?

「血禍」被中共掩蓋甚至美化

根據中國人權人士和醫師的統計,愛滋血禍最嚴重的河南人賣血,是從山西學的,之後傳到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地,只要是偏遠貧困地區的農村人都在賣血。根據1990年代末的統計,單單河南省因為賣血、輸血得愛滋病的患者,就有100萬~200萬人,全中國則至少有500萬~1,000萬的受害者。

愛滋血禍被披露後,中共一方面高調地成立愛滋示範村,宣稱給予這些病人生活補償和免費藥物治療,同時也吸收各國和各界的愛心捐款,歡迎各界想要做「善事」的人到這些愛滋示範村行善。

另一面,對於想要調查真相的醫師、人權人士,中共也開始軟硬兼施地採取各種手段對付,先施以金錢收買、榮譽拉攏,對不接受者則打壓、恐嚇、軟禁,甚至被送進精神病院、勞教所、監獄,更甚者迫害其家人,使吹哨者家破人亡,例如高耀潔醫師、王淑平醫師、維權人士胡佳等。

另一方面,官方對於其它賣血、輸血導致大量農民得愛滋病的村莊,開始嚴格封鎖、禁止外人進入;中宣部禁止新聞媒體報道賣血、輸血得愛滋病的相關訊息(除愛滋示範村之外);法院則不得受理輸血、賣血的愛滋病案件,律師禁止接案;同時加大宣傳說,中國的愛滋病病人,主要是透過性和吸毒傳播。

中共的政策是,讓這些無辜的愛滋病人自生自滅,只要這些人死光了,輸血賣血得愛滋病的問題就解決了。

世界衛生組織對血禍的姑息

過程中,所有應該負責的地方官員、黑心血站、藥廠,沒有人得到懲罰,繼續在各地賺取黑心錢。一旦某個地區的愛滋病人增多、血液被藥廠嫌棄時,就換下一個村莊。其中最應該負責的前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他不僅沒有受到懲戒,甚且一路高昇成為國家最高領導成員——政治局常委。

可憐的中國貧困農民,還是不知道農村血庫遭到污染,也不知道賣血可能會得愛滋病,愛滋病繼續在農村蔓延。這些病人一個個走向死亡,也由於眾多是年輕夫婦一起賣血,留下了龐大的愛滋孤兒(父母雙亡,但沒有被傳染)以及愛滋病孤兒(被垂直傳染的小孩),這些兒童在屈辱下謀生。想要維權的愛滋病人,以及想要伸張正義、傳遞真相的人權人士,則是一個個被控告、抓捕。

關於愛滋血禍的相關新聞時間,最後停留在2009年。不是問題解決了,而是被譽為「中國防愛第一人」的高耀潔醫師終於被迫離開中國定居紐約,無法再進行任何調查。

那麼國際上是甚麼態度呢?就是在2004年中國承認有38個愛滋村後,各國禁止中國血液製劑的進口,我們看到的是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對實情視而不見,反而肯定中國的愛滋防疫。中國賣血輸血愛滋病人數字因此停留在2004年的二萬五千多人,和真實的500萬~1,000萬是巨大的差距。

到今天,在中國還有賣血、輸血者得愛滋病嗎?2015年中國新聞媒體報道,有四個賣血站被抓,北京三個、南京一個,還有更多地下的賣血站;2019年還爆出上海新興醫藥「免疫球蛋白靜脈注射劑」驗出愛滋病抗體。只要資訊不透明,中國賣血、輸血愛滋病的「血禍」,永遠都不會停止。

黃士維醫師感嘆,當我們回顧這段「血禍」歷史,反觀眼前的中共病毒疫情,不難看出:中共的草菅人命、粉飾太平、謊言推諉等伎倆,幾乎如出一轍,甚至變本加厲。

中國醫療悲劇之二:活摘器官

時序到了2000年,繼「血漿經濟」之後,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突然蓬勃發展,器官移植中心從一百多家成長到2005年的八百多家。

中共的「器官移植經濟」

由於中國醫院可提供源源不絕的高品質、新鮮的人體器官,到中國接受移植手術的各國病人因此蜂擁而至。不只是外國人,中國本地人的器官移植也大幅成長,醫院推出宣傳廣告鼓勵器官移植,中國人的器官移植的價格也大幅下降,例如腎臟移植,在大城市從90年代的12萬~15萬元人民幣,下降到6萬~8萬元人民幣。中國至此成為全世界器官衰竭病人的「救星」。

無辜法輪功學員慘遭活摘器官

2006年前,中共堅稱器官來自公民捐獻,指稱器官來自死刑犯是「反華勢力的謠言」。一直到2006年3月,兩位吹哨者:來自中國大陸化名皮特的新聞記者與化名安妮的醫院工作人員,在美國揭露出天大秘密——這些器官來自遭到活摘器官的法輪功學員。至此,面對外界質疑中共器官來源時,中共首次公開承認器官是來自於刑事死刑犯,但辯駁沒有思想犯和政治犯,且堅決否認器官來自於法輪功學員,並拒絕任何獨立調查。

事實上,中共認為思想犯和政治犯的威脅,遠大於刑事死刑犯。在中國,比起刑事犯,法輪功學員更加悲慘。法院不能受理法輪功學員維權的案件,律師被禁止接受法輪功學員為當事人。新聞媒體禁止報道任何法輪功的正面訊息。相反地,新聞媒體鋪天蓋地妖魔化法輪功,中傷法輪功為X教,編造接連的譭謗新聞,如天安門自焚偽案、下毒案等等。公安大肆抓捕法輪功學員,也抓捕任何敢在中國聲援法輪功的民眾、人權人士和律師。對法輪功的迫害是株連九族(同事、家人)。很多法輪功學員為了不牽連家屬,成了沒有姓名、只有編號的被關押者,最後淪為被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中共官方刻意隱瞞統計數字

面對各界詢問中共有多少死刑犯和器官移植數量,當時中共的說法是,中共的司法統計只有根據各種犯行的統計,沒有刑期的統計,所以沒有死刑犯數量;而中共的衛生統計只有根據疾病的統計,沒有根據手術方式的統計,所以沒有器官移植數量。

一直到2010年,中共才首次正式提供器官移植數量的統計,稱在高峰期每年大約1萬例手術,並宣稱中共將改革器官移植體系。長期關注中共活摘器官問題的前加拿大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根據中共醫院器官移植科病床數量、手術房、器官移植團隊人力以及各醫院網站的統計,估計中共實際器官移植數量高達每年6萬~10萬例。

2015年,中共宣佈「不允許」使用死刑犯器官(不是停止,相關的法令也沒有廢除),也建立了器官移植捐贈登錄系統(但是仍然是黑箱作業,不透明,只公佈全國數字,禁止各省、各醫院公佈器官移植數目),中共也開始高喊輸出中國模式的器官移植改革,宣稱中國改革成功,只用了2年的時間就超過各國40年都達不到的公民捐贈,202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中共的器官移植產業獲利越來越豐厚,中共的器官取得速度之快,也依然和過去相同(只要能負擔費用,一星期就可有器官)。而中國紅十字會的捐贈數量說法,和中共醫院的器官移植說法互相矛盾,中共的器官捐贈登錄系統同樣黑箱作業,不可信。器官移植相關訊息被列為機密,禁止醫院工作人員透漏。

從2007年後,越來越多訊息顯示,中國的器官來源從法輪功學員,逐步擴大到其他的受迫害群體,包括維吾爾族、藏族、地下教會,以及其他遭受迫害的人權團體和遭受欺騙的年輕人,各種器官黑市買賣的新聞也層出不窮。

在國際上,我們再一次看到,世界衛生組織肯定中共的器官移值改革,全盤接受中共的說法,對於所有的質疑置之不理。

中國醫療悲劇之三:瘟疫

「疫情」又是中共另一個國家機密、隱瞞的重點。

2003年沙士殷鑑不遠

2003年中共對於沙士(SARS)疫情的隱瞞造成了台灣、香港、新加坡、越南、加拿大的社區感染,導致嚴重的傷亡和經濟損失。

當時沙士在中國的疫情從2002年11月就開始從廣東蔓延,中共同樣封鎖任何疫情訊息,一直到隔年2月份才第一次跟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有非典型肺炎病例,同時宣稱疫情只侷限在廣東並已得到控制,而且廣東是很安全的。但事實上,這時疫情已經向海外(如香港、台灣)傳播,也在全中國蔓延。

中共隱瞞疫情種下惡果

到4月份,香港、台灣、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已經遭到沙士重擊時,中共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在4月3日還公開稱:「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沙士),死亡3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一直到第一個吹哨人蔣彥永醫師透過關係向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與《時代》雜誌發佈書面聲明說:「到4月3日為止,單是被總後勤部指定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醫院,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世人才看到中共的隱瞞疫情。

但是事後中共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表示,中國(中共)政府沒有隱瞞疫情,只是報道疫情時間有落差。如果我們看最後公佈的數字:中國只有5,327個案例,349人死亡,而香港卻有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且全中國的案例只有集中在北京和廣東,其它省份全是零星的疫情。也就是說,香港一個彈丸之地的死亡人數就幾乎等於全中國,這樣的數字真的是透明、沒有隱瞞嗎?

更可悲的是,中共謊報的數字,造成沙士疫情死傷最慘重的是海外華人,因此沒有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想要追究或者研究中共的隱瞞疫情。

2019年中共肺炎 (COVID-19)

2019年12月,中共網絡上已經開始傳出武漢有「新型肺炎」的訊息,但是很快的,吹哨人李文亮醫師被處分,各種討論疫情的訊息也被封鎖。到2020年1月中旬,中共肺炎已經開始傳到海外,但一直到1月23日中共才公開承認武漢中共病毒疫情嚴峻,實施封城。在黃曆新年期間,中國各地也實施各種形式的軟封城(或稱「半封城」,指社區封閉式管理)、硬封城(當地陸海空交通要道完全封閉)措施。除了封城措施,我們也看到中共從1月份起在世界各地大量購買防疫物資。

但是伴隨這些嚴厲的防疫措施,令人訝異的是,外界卻看到中共「不怎麼嚴重」的疫情數字。截至8月5日,中共確診數為84,528,死亡案例4,634,和4、5月時幾乎沒有太大變化。15億人口只有數萬確診病例和數千死亡病例,而且80%的確診病例和95%的死亡病例是在湖北武漢,其它省份只有零星死亡案例(和沙士的統計數字類似)。

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共這樣的疫情報告,讓西方國家和很多醫師在初期不免相信,這場疫情就像「新型流行性感冒」一樣,只要採取「相對消極防疫措施」就足夠了。同時中共也給了一個疫情發展說法:中共疫情會在2月中達到高峰,4月底結束。之後,我們也奇蹟地看到,在4月22日當天,中國眾多省份(除湖北,武漢外),確診同時歸零,開始復工。

中共再次隱瞞真實疫情數字

然而緊接著,伊朗、意大利、南韓中共病毒疫情出現,之後歐美國家的中共病毒疫情也日益嚴重,大家才恍然大悟,被中共提供的數據騙了。而且當回溯早期歐美病例發現,中共病毒疫情恐怕早在武漢封城前已經傳出去了。

在歐美國家中共病毒疫情嚴重時,中共突然成為「救星」,是唯一能夠提供大量防疫物資的國家,高調宣傳自己防疫成功,制度優越性還加大宣傳健康版的一帶一路——健康絲綢之路(Silk Road of Health),同時甩鍋中共病毒不是來自中國。

在全球質疑中共數據下,中共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世界衛生大會上公開表示中共疫情公開透明,沒有隱瞞中共病毒疫情,而中共也定調疫情只有在初期武漢地方政府有所延誤,1月23日之後就完全透明。這樣的定調,也代表著世人永遠不會知道真相。另外也警告中國人,尤其是醫藥衛生界人士,不要洩漏任何中共病毒疫情資訊。但是數字告訴我們,中共不只有病情初期隱瞞,在1月23日更是嚴重隱瞞數據,欺騙世人。

總結:世人應看清中共真面目

黃士維醫師總結道,從中共建政以來,我們看到官方對各種數據的隱瞞導致中國人的死亡,如大躍進時期的畝產萬斤糧,導致4,500萬人非自然死亡。而改革開放後,中共並沒有改變。以中國醫藥衛生體系而言,所有的統計數據仍然是為政治服務、為黨服務,而不是一個透明的體系。經濟數據的隱瞞,會導致人民財產的損失,而醫療數據的隱瞞更為嚴重,將導致人們生命的損失。

隱瞞愛滋病,苦的是中國底層百姓,卻讓需要血液製劑的病人獲益,讓藥廠賺錢;隱瞞活摘器官,受害的是中國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與其他被剝奪人權的信仰團體、少數族群,卻讓醫藥體系牟利;隱瞞沙士疫情,最大受害者則是中國百姓和海外華人,只有中共政權獲利。但長久以來這些問題,都得不到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應有的重視。

然而,中共醫療體系長期擔任中共隱瞞資訊、迫害人權的幫兇,似乎也註定之後會有更大的災難。中共病毒禍延全球不會是最後一次。只要人們在經濟利益面前,持續對中共醫療體系的隱瞞和不透明、對中共迫害人權保持冷漠和無知,這樣的悲劇勢必會再發生,而且將會是人類更大的災難。#

(轉自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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