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規模的強拆運動引爆官民衝突。北京市政府近日再頒新令,嚴禁城鎮居民到農村購買宅基地和其地上房屋(即小產權房),究竟有甚麼意圖?

北京近郊小產權房遭大規模強拆,連日來受到外媒關注,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紐約時報皆以「再對中產下手?」、「運動式強拆,被指反人類反文明」、「政策反覆,業主維權難」的標題顯著報道。

在各界批評關注下,北京市政府8月11日出台了《關於落實戶有所居加強農村宅基地及房屋建設管理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明令,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嚴禁城鎮居民到農村購買宅基地和宅基地上房屋,嚴禁社會資本利用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等。

針對北京市政府出台的《意見》,經濟學家、前北京天則經濟研究院長盛洪對記者表示,「它不是法,連地方法規都不算,沒有任何效力。」

他提到,地方政府的意見,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不具有效力,所以,他不花精神去關注北京的這紙《意見》。

盛洪此前撰述十多篇文章反對政府強拆,其所居住的水長城老北京四合院社區已遭強拆。

藝術家:《意見》出台 為掩蓋錯誤

此前遭到拆除的郊區小區還有香堂文化新村、寬橋影視文化園、雅園所有仿古建築、昌平瓦窯作家村等,許多藝術家、作家、文化人、公務員等中產收入者在這波強拆行動中受害。

前北京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日前也發長文,為當局強拆藝術村發出悲鳴,他在文中提到,「繼『驅低』惡行之後,兩年來帝都窳政持續癲狂,尤以庚子春夏發作之格外歇斯底里。到處強拆,雅曰增加土地儲備,而實則指向土地增值,再於上下其手中倒騰牟利。」

一名藝術家陳亭(化名)對記者表示,經歷郊區房子被強拆的事件後,雖然他在北京市裏也有房子,但他不願意回到北京住,寧願搬去鄉下老家了,所謂「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他感覺北京出台《意見》是為了管控老百姓,為閉關鎖國做準備的。

「把低端人口征服了、中端人口征服了,剩下來的人,就是農村裏的人,照它說的一戶一宅,現在山裏的農民都被趕出來,集中到城裏、鎮裏所謂的保障房,原來山裏的房子都拆了,這些人也回不去了。」陳亭認為,一切都是出於管控的考量。他感覺,《意見》的用詞非常法西斯化,充斥著嚴格、落實、管控等用語,「就像把老百姓當成一群豬、一群狗、一群羊在管理。」

「我看了文件,出台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掩蓋另一個錯誤,甚麼錯誤呢?就是強拆,對老百姓的強拆。」陳亭說,共產黨近100年歷史中,從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總是用一個錯誤掩蓋另一個錯誤,用一個更大的謊言掩蓋另一個謊言,「當謊言大到難以掩蓋時,就用整個體制來掩蓋。」

小產權房觸動了 地方財政的「奶酪」

時事評論員至清分析,問題的根源來自於中國土地制度。一般土地私有制的國家,如美國,不會對業主的所有權進行限制,僅收取房產稅、地稅等;中國自1952年土改以後,土地歸為國有,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就人為地製造出問題。

她提到,土地在中共建政之前是屬於私人所有,建政之後以國家的名義搶奪了私人財產,所謂充公。

現在人民要住房子,中共把搶來的土地再高價出租40-70年,收取所謂的土地出讓金。而這出讓金,已經成為中共各地政權維持生存的唯一來源。

她提到,「小產權房」指在農民集體土地上建設的房屋,其產權證不是由國家房管部門頒發的,「因為不繳納土地出讓金,惹火了中共各地政權,因此採取暴力強拆。」

自中共1994年分稅制改革,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中央財政收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減少,更加依賴於賣地收入。

據2018年統計,地方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的三分之二,部份地方佔比甚至達到80%以上。

城市房價居高不下,小產權房因成本和價格較低廉,一般民眾比較買得起,可能因此觸動到地方財政的「奶酪」,至清分析,「當兩者價差沒那麼大,郊區房規模也沒那麼大時,地方政府可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當人們都往郊區買,城裏房子更難出售,就觸動到其利益了。」接二連三的禁令出台,以違章、破壞生態的名義強拆,似乎就成了常態。

疫情反覆 衝擊地方財政

截至2019年底,北京新房市場庫存量已經達到7.5萬套房,創5年來新高。2020年上半年,北京再頻繁出讓20多塊不限價宅地,新房庫存壓力更大,而二手房交易市場也受疫情影響陷入低迷。

北京房山一名房地產經紀人說,他過年後一直到5月份,3個多月幾乎只拿一千多元底薪,活下來太難了。而北京租賃市場今年也一直受疫情衝擊,租金明顯下降。

至清分析,疫情之下,財政更加缺錢,「土地財政是共產黨的命脈,現在地方財政維持不住了,就越加瘋狂,為保地方財政,不惜動用暴力,大規模強拆。」為了維持高房價,「讓原本小產權房業主回去城裏買房,就算買不起房,也可以用租的。」「因為它們曉得,房價如果崩盤,共產黨就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