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的淪陷與疏離（三）

1936年7月，蕭紅離開上海到日本待了半年。

與唯一給她名份的端木蕻良婚後也漸生嫌隙，身懷六甲的蕭紅獨自輾轉在戰火中的武漢; 在香港，守護蕭紅病榻旁的是她弟弟的同學駱賓基，端木失蹤了十多天才回來。

畢竟兩度懷著前任的孩子跟後任結合，如此有悖於常理的荒誕奇葩，期間的尷尬窘迫屈辱，只有自己體會最深。一開始就是負數，處於劣勢，是被動不平等的，怎能成贏家？離經叛道，一步步陷入困境，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數去抓住一個個男人——她的救命稻草。把所有的賭注都完全押在對方身上，利用加依賴，感情中摻入太多雜質。過了「非常之時，非常之情」就不堪重負。

因愛「重生」的勃朗寧夫人吟唱出不朽的詩篇，而緋聞纏身的蕭紅卻很少寫愛情。《生死場》中的荒蠻肅殺，尤其是令人驚駭的分娩描述，源於她自身的經歷。未婚先孕，沒有正常婚姻保障，屢遭背叛遺棄，認為這輩子做女人是自己最大的不幸，生育對她而言只有刑罰的慘痛，絲毫沒有為人母的喜悅，拒絕母性，把孩子當成累贅，不是送人就是蹊蹺夭亡。

「我這一生，是服過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動物，更加倍地帶了毒性......」

她在信中絕望悲嘆：「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甚麼能救了我呀！上帝！甚麼能救了我呀！」

她中的是反傳統、反禮教的毒，受五四「出走」的蠱惑，高喊著自由解放，縱情濫欲，置身於殘酷的實踐場，充滿著悖謬的虛無和反諷，自私到缺少應有責任擔當，害人害己。強悍的女權鬥士背後是個倉皇失措的女孩，沒有信仰的牽引，割斷傳統的庇蔭，無根無依地漂泊，從異鄉到異鄉，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

「為甚麼那麼急呢？」胡風勸懷孕的蕭紅說，意思是冷靜點，不要匆忙投入下一段感情。但是沒辦法，離家的她太貪戀溫情和愛了，飛蛾撲火，如她筆下的動物和人一樣，都是忙著生、忙著死的節奏。

遲來的悔悟

「現在，我已慘敗，丟盔棄甲的了。」在日軍轟炸香港的間隙，蕭紅神情淒迷地對駱賓基說：「我要與父親和解。我的身體垮了，想不到我會有今天，我要回到家鄉去......」

在生命的最後時段，跟父親終身較勁、從不低頭的蕭紅，發出這樣遲來的悔悟和感慨。

從19歲離開家鄉到31歲去世，從呼蘭河到哈爾濱、北平、青島、上海、東京、武漢、西安、臨汾、漢口、重慶、香港，她一生都在逃離，一生都在抗爭，一生都在尋找。想要一個可以掌控自主的生活，想找一個能託付終身的可靠臂膀，始終不得。貧病交加，顛沛流離，情殤連連，千瘡百孔，把生活弄得亂七八糟，從內到外把自己耗盡了。當初一點兒也不體諒父親的苦心，不顧一切地反抗，親情的制約和保護都被她視為枷鎖，毫不留情地斬斷，眾叛親離，一腳踏上不歸路，滿世界找愛，卻再也找不到歸宿和安全感。

離家的腳步越來越遠，她筆下的文字卻隔著烽火硝煙、飛越千山萬水，不斷眷戀地回望、觸摸故鄉和親人。在她最後的小說《小城三月》中，她第一次正面描寫父親，早期作品中那個嚴厲固執、與自己勢不兩立的父親變得開明而溫和。

《呼蘭河傳》是回不去的娜拉借文字回歸故鄉的精神之旅。

特立獨行的逆向選擇

由魯迅寫序、胡風寫後記的《生死場》，是部粗糙之作，後三分之一狗尾續貂地朝抗日的方向上擰，也是迎合時代之需。後來，蕭紅也認識到寫自己不熟悉的題材有害於文學作品。

那時左派文人對外筆伐「新月派」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內部是左翼精神領袖魯迅派系與中共左聯黨團書記周揚派系的論戰，即「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的口號之爭。魯迅勸阻蕭軍道：「還是在外圍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裏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

1936年春，左聯解散。同年10月，魯迅去世。

1937年8月，日軍攻陷上海。9月，二蕭和胡風等一起到漢口創辦《七月》雜誌。1938年1月，他們與聶紺弩、端木蕻良等文人到山西臨汾民族大學任教。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也從前線來到這裏。被國民黨軟禁三年，1936年冬去陝北的丁玲，是第一個到延安的文人。日寇逼近臨汾，蕭紅又隨丁玲的團隊一起到了西安。

兩位都逃過婚、經歷坎坷的女作家相遇了。她們唯一的合影形成鮮明對照，時年 34歲的丁玲已變得胖壯，頭戴軍帽，身披軍大衣，粗豪且男性化，全無寫《莎菲女士日記》時的風韻，一副黨代表的派頭。也許正沉浸在「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毛贈丁的詩句）的榮光中。27 歲的蕭紅短髮、白圍巾、中長裙、高跟鞋，與初登文壇的麻花辮女學生裝扮不同，利落而時髦。

丁玲奇怪作為作家的蕭紅，為甚麼會那樣少於世故，預感到蕭紅不會長壽。蕭紅對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感到吃驚和不習慣」，更堅定了不是一種人，不能像丁玲那樣活著的想法。

經過反覆激烈爭吵，1938年4月，二蕭分道揚鑣。不僅僅是表面的三角戀，是去向的分歧，也是內部的塌陷，蕭軍奔赴延安，只想安靜寫作的蕭紅和端木南下。

上世紀30年代後期，中國知識份子大幅度向左轉。五四運動千呼萬喚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沒有落地生根，卻讓共產邪靈趁虛而入。中共借文藝的力量吸收赤色細胞，以魯迅為首的筆桿子對歐美留學背景的有識之士大張撻伐，左翼文學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對蘇俄新社會的嚮往，使很多中下層知識份子左傾激進。

西安事變，國共合作，中共鹹魚翻身，上了枱面，周恩來在武漢、重慶大搞統戰，宣稱共產黨主張民主，反對國民黨專制，籠絡了大批民主黨派、工商界、文藝界知名人士，騙取民心。

1938年2月，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毛朱等中共頭子的《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暢銷一時。奔赴「革命聖地」成了時尚和進步的象徵，僅1937 ~ 1941年，就有4萬熱血青年滿懷抗日救亡、自由民主的理想，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很多女學生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卻又被組織包辦嫁給了大20多歲的老幹部，延安掀起了換妻潮。

蕭紅的逆向選擇令人大跌眼鏡，幾乎所有的朋友都不理解她，或多或少地排斥冷淡她。二蕭的患難之交是讀者心目中的愛情傳奇，二蕭又是魯迅樹的左翼文學旗幟，蕭紅拋棄投身革命洪流的蕭軍，跟端木那樣一個小資情調、自由散漫的人閃婚，被視為是對左翼陣營的背叛，自甘墮落。

老鄉高原就直截了當地指責她太草率，不注意政治影響，犯了不可挽回的嚴重錯誤。蕭紅反唇相譏：「從延安回來，就學會用政治術語訓人了！」

好友舒群一個勁兒地勸她去延安，蕭紅不容置疑地表示，願做個無黨派的民主人士，對政治鬥爭十分外行，在黨派之爭上，總是同情失敗的弱者，因此，她不想也不願意去甚麼延安！

文學是從靈魂深處流淌出來的，不是宏大而空洞的口號。蕭紅曾公開提出：「作家不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不按政治宣傳的套路去寫，堅持個人創作自由，這與左翼文學的觀點背道而馳。

從武漢到西安一路同行的端木蕻良，跟行伍出身、脾氣火爆的蕭軍不同，是個性格溫和的清華才子，他的小說《科爾沁旗草原》令人耳目一新，是頗受矚目的文壇新秀。他讚賞蕭紅的才華，兩人文學理念一致。

蕭紅已有身孕，蕭軍求她生下孩子再說，蕭紅不從，還是斷然分手。蕭軍罵她沒有處世經驗，很容易上當。蕭紅回答：「在要緊的事上我有！」

對她來說，寫作是最要緊的事。

在時代大潮的強力衝擊、紅色漩渦的巨量吞噬中，蕭紅有種警覺，她嗅出了風暴的凶險，這是不是又一個坑？另一個陷阱？稍一軟弱遲疑就會沒勇氣突圍而毀在裏面，她嘗盡了被忽悠掉進深淵的滋味，她苦過、掙扎過，歷盡滄桑。此時，她早已不是那個無知的張乃瑩，她不顧環境壓力和人情世故的逆潮流而動，她被眾人視為背叛落後的特立獨行，是身為作家的洞察力和預見性。

遠離紅色文藝中心，由重慶到香港，港式的自由和包容，成就了她創作成果豐盛的最後兩年。以文立命，天賦異稟的她寫出了獨特的生命體驗，完成了她作為獨立作家的成熟之作。70多年過去了，左翼文學大多成了一堆廢紙，而《呼蘭河傳》依然鮮活動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