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蕭紅離開上海到日本待了半年。

與唯一給她名份的端木蕻良婚後也漸生嫌隙,身懷六甲的蕭紅獨自輾轉在戰火中的武漢; 在香港,守護蕭紅病榻旁的是她弟弟的同學駱賓基,端木失蹤了十多天才回來。

畢竟兩度懷著前任的孩子跟後任結合,如此有悖於常理的荒誕奇葩,期間的尷尬窘迫屈辱,只有自己體會最深。一開始就是負數,處於劣勢,是被動不平等的,怎能成贏家?離經叛道,一步步陷入困境,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數去抓住一個個男人——她的救命稻草。把所有的賭注都完全押在對方身上,利用加依賴,感情中摻入太多雜質。過了「非常之時,非常之情」就不堪重負。

因愛「重生」的勃朗寧夫人吟唱出不朽的詩篇,而緋聞纏身的蕭紅卻很少寫愛情。《生死場》中的荒蠻肅殺,尤其是令人驚駭的分娩描述,源於她自身的經歷。未婚先孕,沒有正常婚姻保障,屢遭背叛遺棄,認為這輩子做女人是自己最大的不幸,生育對她而言只有刑罰的慘痛,絲毫沒有為人母的喜悅,拒絕母性,把孩子當成累贅,不是送人就是蹊蹺夭亡。

「我這一生,是服過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動物,更加倍地帶了毒性......」

她在信中絕望悲嘆:「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甚麼能救了我呀!上帝!甚麼能救了我呀!」

她中的是反傳統、反禮教的毒,受五四「出走」的蠱惑,高喊著自由解放,縱情濫欲,置身於殘酷的實踐場,充滿著悖謬的虛無和反諷,自私到缺少應有責任擔當,害人害己。強悍的女權鬥士背後是個倉皇失措的女孩,沒有信仰的牽引,割斷傳統的庇蔭,無根無依地漂泊,從異鄉到異鄉,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

「為甚麼那麼急呢?」胡風勸懷孕的蕭紅說,意思是冷靜點,不要匆忙投入下一段感情。但是沒辦法,離家的她太貪戀溫情和愛了,飛蛾撲火,如她筆下的動物和人一樣,都是忙著生、忙著死的節奏。

遲來的悔悟

「現在,我已慘敗,丟盔棄甲的了。」在日軍轟炸香港的間隙,蕭紅神情淒迷地對駱賓基說:「我要與父親和解。我的身體垮了,想不到我會有今天,我要回到家鄉去......」

在生命的最後時段,跟父親終身較勁、從不低頭的蕭紅,發出這樣遲來的悔悟和感慨。

從19歲離開家鄉到31歲去世,從呼蘭河到哈爾濱、北平、青島、上海、東京、武漢、西安、臨汾、漢口、重慶、香港,她一生都在逃離,一生都在抗爭,一生都在尋找。想要一個可以掌控自主的生活,想找一個能託付終身的可靠臂膀,始終不得。貧病交加,顛沛流離,情殤連連,千瘡百孔,把生活弄得亂七八糟,從內到外把自己耗盡了。當初一點兒也不體諒父親的苦心,不顧一切地反抗,親情的制約和保護都被她視為枷鎖,毫不留情地斬斷,眾叛親離,一腳踏上不歸路,滿世界找愛,卻再也找不到歸宿和安全感。

離家的腳步越來越遠,她筆下的文字卻隔著烽火硝煙、飛越千山萬水,不斷眷戀地回望、觸摸故鄉和親人。在她最後的小說《小城三月》中,她第一次正面描寫父親,早期作品中那個嚴厲固執、與自己勢不兩立的父親變得開明而溫和。

《呼蘭河傳》是回不去的娜拉借文字回歸故鄉的精神之旅。

特立獨行的逆向選擇

由魯迅寫序、胡風寫後記的《生死場》,是部粗糙之作,後三分之一狗尾續貂地朝抗日的方向上擰,也是迎合時代之需。後來,蕭紅也認識到寫自己不熟悉的題材有害於文學作品。

那時左派文人對外筆伐「新月派」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內部是左翼精神領袖魯迅派系與中共左聯黨團書記周揚派系的論戰,即「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與「國防文學」的口號之爭。魯迅勸阻蕭軍道:「還是在外圍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裏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

1936年春,左聯解散。同年10月,魯迅去世。

1937年8月,日軍攻陷上海。9月,二蕭和胡風等一起到漢口創辦《七月》雜誌。1938年1月,他們與聶紺弩、端木蕻良等文人到山西臨汾民族大學任教。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也從前線來到這裏。被國民黨軟禁三年,1936年冬去陝北的丁玲,是第一個到延安的文人。日寇逼近臨汾,蕭紅又隨丁玲的團隊一起到了西安。

兩位都逃過婚、經歷坎坷的女作家相遇了。她們唯一的合影形成鮮明對照,時年 34歲的丁玲已變得胖壯,頭戴軍帽,身披軍大衣,粗豪且男性化,全無寫《莎菲女士日記》時的風韻,一副黨代表的派頭。也許正沉浸在「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毛贈丁的詩句)的榮光中。27 歲的蕭紅短髮、白圍巾、中長裙、高跟鞋,與初登文壇的麻花辮女學生裝扮不同,利落而時髦。

丁玲奇怪作為作家的蕭紅,為甚麼會那樣少於世故,預感到蕭紅不會長壽。蕭紅對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感到吃驚和不習慣 」,更堅定了不是一種人,不能像丁玲那樣活著的想法。

經過反覆激烈爭吵,1938年4月,二蕭分道揚鑣。不僅僅是表面的三角戀,是去向的分歧,也是內部的塌陷,蕭軍奔赴延安,只想安靜寫作的蕭紅和端木南下。

上世紀30年代後期,中國知識份子大幅度向左轉。五四運動千呼萬喚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沒有落地生根,卻讓共產邪靈趁虛而入。中共借文藝的力量吸收赤色細胞,以魯迅為首的筆桿子對歐美留學背景的有識之士大張撻伐,左翼文學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對蘇俄新社會的嚮往,使很多中下層知識份子左傾激進。

西安事變,國共合作,中共鹹魚翻身,上了枱面,周恩來在武漢、重慶大搞統戰,宣稱共產黨主張民主,反對國民黨專制,籠絡了大批民主黨派、工商界、文藝界知名人士,騙取民心。

1938年2月,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毛朱等中共頭子的《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暢銷一時。奔赴「革命聖地」成了時尚和進步的象徵,僅1937 ~ 1941年,就有4萬熱血青年滿懷抗日救亡、自由民主的理想,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很多女學生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卻又被組織包辦嫁給了大20多歲的老幹部,延安掀起了換妻潮。

蕭紅的逆向選擇令人大跌眼鏡,幾乎所有的朋友都不理解她,或多或少地排斥冷淡她。二蕭的患難之交是讀者心目中的愛情傳奇,二蕭又是魯迅樹的左翼文學旗幟,蕭紅拋棄投身革命洪流的蕭軍,跟端木那樣一個小資情調、自由散漫的人閃婚,被視為是對左翼陣營的背叛,自甘墮落。

老鄉高原就直截了當地指責她太草率,不注意政治影響,犯了不可挽回的嚴重錯誤。蕭紅反唇相譏:「從延安回來,就學會用政治術語訓人了!」

好友舒群一個勁兒地勸她去延安,蕭紅不容置疑地表示,願做個無黨派的民主人士,對政治鬥爭十分外行,在黨派之爭上,總是同情失敗的弱者,因此,她不想也不願意去甚麼延安!

文學是從靈魂深處流淌出來的,不是宏大而空洞的口號。蕭紅曾公開提出:「作家不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不按政治宣傳的套路去寫,堅持個人創作自由,這與左翼文學的觀點背道而馳。

從武漢到西安一路同行的端木蕻良,跟行伍出身、脾氣火爆的蕭軍不同,是個性格溫和的清華才子,他的小說《科爾沁旗草原》令人耳目一新,是頗受矚目的文壇新秀。他讚賞蕭紅的才華,兩人文學理念一致。

蕭紅已有身孕,蕭軍求她生下孩子再說,蕭紅不從,還是斷然分手。蕭軍罵她沒有處世經驗,很容易上當。蕭紅回答:「在要緊的事上我有!」

對她來說,寫作是最要緊的事。

在時代大潮的強力衝擊、紅色漩渦的巨量吞噬中,蕭紅有種警覺,她嗅出了風暴的凶險,這是不是又一個坑?另一個陷阱?稍一軟弱遲疑就會沒勇氣突圍而毀在裏面,她嘗盡了被忽悠掉進深淵的滋味,她苦過、掙扎過,歷盡滄桑。此時,她早已不是那個無知的張乃瑩,她不顧環境壓力和人情世故的逆潮流而動,她被眾人視為背叛落後的特立獨行,是身為作家的洞察力和預見性。

遠離紅色文藝中心,由重慶到香港,港式的自由和包容,成就了她創作成果豐盛的最後兩年。以文立命,天賦異稟的她寫出了獨特的生命體驗,完成了她作為獨立作家的成熟之作。70多年過去了,左翼文學大多成了一堆廢紙,而《呼蘭河傳》依然鮮活動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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