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8月3日。
17年前,2003年2月,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的退休教授劉劍倫,來香港參加親友的婚禮,他入住九龍京華國際酒店911房間。很快,劉教授發現自己發燒,第二天就去廣華醫院就診,3月4日,也就是12天之後,劉教授去世。他是當年香港首名SARS感染者。
在酒店內,他最少將病毒傳染給另外7人,酒店內的住客,隨後也將這個病毒帶到北美和越南,然後傳往世界其它國家。
這個京華國際酒店,是中旅的酒店,後來一直經營不佳,2006年,改名為九龍維景酒店。
昨天,7名來自廣東的核酸檢測的專家,入住了這間酒店。這一次,7個大陸的醫療專家是中共政府派來支援香港的,準備為香港人進行大規模的核酸檢測。他們是所謂先遣人員,就是做準備工作的。
SARS病毒,是一種冠狀病毒,而今年的所謂COVID-19(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病毒,所謂新型冠狀病毒,顧名思義,它是類SARS病毒(SARS-CoV-2),但卻有新的特質了。同樣是疫情爆發,同樣是醫療專家,住在同樣的酒店,這次7名專家,是來結束一個時代,還是開啟另一個新的危機時代呢?這一點,當然引起香港市民的極度憂慮。
廣東來的專家,實際上只是做準備工作的,真正在背後全面操盤的,是大陸的華大基因。8月2日,華大基因總裁尹燁透露,根據香港疫情防控需求,華大將以香港華昇實驗室為基地,做好「應檢盡檢、願檢盡檢」的實驗室檢測能力擴充準備,調集華大在全球和全國人力和資源,把自動化程度高、專業及高效的檢測技術應用於香港,助力提升香港實驗室的檢測能力和效率。
香港左派媒體報道,7月14日開始,華大基因已經對兩個高危行業組進行全面篩查,檢測了5萬人。目前,華昇實驗室每天可檢測3萬人,還可以在短期內增至每天13萬人。
明報的報道說,七月中旬,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批評,用華大基因來為港人做全面核酸檢測,是「出賣港人、出賣香港產業」,他擔心生物辨識資料會「送中」,要求煞停計劃。
食衛局稱,為檢測而收集或使用的個人資料,均須符合《私隱條例》,不涉提供予境外機構或人士。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說,高危群組檢測要視乎實驗室儀器本身是測試什麼類型樣本,檢測工作會在香港進行。
這意思是不是,有些香港檢測不了的,會送到深圳去檢測呢?如果是這樣,所謂數據不提供給境外機構,就根本是假話了。香港政府,以及中共的港澳系統,過去曾經說過很多東西,但大家能夠相信麼?銅鑼灣書店那些人,到底是怎麼去大陸的?是合法還是非法的?7.21事件中,香港警方的那些作為,到底是什麼原因?
所以,這不是一個承諾的問題,而是一個信任的問題。
香港人,尤其是專業人士,為什麼對大陸來港檢測DNA這麼擔心呢?
我們說一下這個華大基因。這間公司是中國大陸生化科技的一間重要企業,在深圳上市,大陸很多和基因檢測、基因工程方面的業務,都和這間公司有關。但這間公司,也有很大的問題。
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黑名單的11間企業當中,有兩間被指控涉嫌強制採集維族人基因研究,以進一步打壓維族人。
兩家企業分別是:
新疆絲路華大基因科技
北京六合華大基因科技
也就是說,華大基因技術,不但用於防疫、治病,也用於社會控制和人群監控。
過去幾年,中共特別強調「治理能力現代化」。什麼叫做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是制度,不是自由民主,不是公開公平公正,而是控制手段的現代化。我們說白一些,就是用大數據,用人工智能,全面掌握和控制人群。其中,DNA等等的生物識別數據,是最重要的一環。
在新疆,每個人都要檢測DNA,要拿到面部識別資料數據,所有的手機,必須安裝多款的公安部開發的軟件。所以,任何一個人,你上網看什麼?你去哪裏購物?你跟誰通話?去了哪裏?每天睡覺多少時間?吃了什麼?喝了什麼?它都可以蒐集。你的面部特徵,你的DNA數據資料,你走路的時候,每分鐘走多少步,左腳邁多遠?右腳邁多遠?腿部的擺動頻率每分鐘多少?胯部的擺動頻率每分鐘多少?肩部的擺動?頭部的擺動,手部的擺動數據,它都詳細記錄和計算,存在超級電腦中。
當然,還有海量的關於個人的信息。包括收入、社會關係、親屬聯繫、個人健康狀況等等等等。在這個系統中,任何一個單獨的具體的人,其實都是完全赤裸的。有大陸人說過,在大數據時代,每個人都在裸奔。
通過這個超級電腦AI系統,當局對你的了解,比你自己更了解和知道你自己。它不但可以了解你已經做了些什麼,甚至可以預測你未來將會做些什麼。這樣一個巨大的系統,就是中共所說的「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這樣一個系統中,你當然沒有任何私隱可言,一舉一動,一絲一念,都被牢牢控制掌握。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流行的口號,叫做「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要管理每一個人思想中的不正確念頭,當然那只是說說而已,根本就做不到。但依靠了這個巨大的電腦AI系統,中共認為未來完全可以做到,對這個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念頭進行全面掃瞄,甚至控制。
DNA這種生物辨識的數據,只是這個巨大的系統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香港人會不擔心嗎?
AI時代,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怎麼定義劃分,和以前有什麼不同?科技公司和政府可以或者應該掌握多少,或者什麼程度的個人數據?集體安全和個人隱私之間,應該怎麼樣去劃線,重新平衡?這些問題,都是新時代下的最新的課題。美國、英國頂尖的大學,都有一大批人在專門研究這個題目,叫做人工智能時代的道德和倫理。
在中國大陸,大概沒有這個課題。如果有,也是政府可以怎麼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對全體國民進行更為嚴密和細緻的掌握和控制。我們再強調一次,實際上,在中國,大數據和AI,就是中共所說的「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
華為、百度、騰訊、阿里巴巴、華大基因,這些公司,都是中共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環節。
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的書裏面,分析了為什麼上世紀德國和奧地利會重新回到專制制度。原因就是,當危機來臨,社會個人安全感大幅度降低,因此大家願意把個人權利交一部份出去,換取安全感。
他研究的是德國。上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背負了極為沉重的戰爭賠款,然後到1929年大蕭條,德國人生活水平大幅降低,超過一半人口失業,每個人都焦慮,沒有安全感。所以,才有納粹、希特勒上台。
其實前蘇聯也一樣。沙皇俄國經濟增長陷入困境,改革失敗,然後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崩潰,然後才有列寧的共產主義成功。
中國大陸同樣如此。中國經過八年抗戰,國力大衰,民生慘淡,中共再發起內戰,老百姓生活更是完全失去了保障。共產黨的極端專制,雖然失去了自由,但卻滿足大家的安全感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同樣的問題。或許,這次不是以戰爭的方式來表達的,可能是以疫情危機的方式來表達的。在面對危機,沒有安全的時候,大家願意出讓多少自由和權利?
美國在9.11之後,大幅度增加了機場的安全檢查力度。在那個之前,在美國搭飛機,提前半個多小時到,check in和安全檢查便可以上機。9.11之後,同樣的程序,有時候要3個小時,但所有的乘客都會提前去機場,耐心等候。大家願意出讓部份方便和權利,來求得安全。
現代專制體制,其實正是利用這種情況,來加強專制本身的權力。所以中共特別強調外國威脅、強調敵人、強調陰謀、強調危機和危險。如果沒有,就製造一些出來,因為只有危機和危險,專制體制才顯得合理。
這個有點像是西方國家宣佈進入戰爭狀態,實施戰爭法,就是緊急狀態法。行政部門、執法部門的權力會突然大幅度增加,個人權利受到大幅限制,有時食品、燃料需要分配,個人行動自由受到限制,甚至言論都被約束。
只不過,民主國家在戰爭結束或者緊急事態結束後,會宣佈回到正常模式的社會運作。而專制體制,尤其是共產黨專制體制,他會繼續延續這種非正常狀態,當權者不放棄那些在非正常時期獲得的權力。
人類社會體制的進步,其實就是這兩隻腳的平衡。安全和權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他的自傳中,專門談這個問題。那麼,誰來判斷,目前這個狀態,我們是需要安全多一些,還是需要個人權利多一些呢?這就需要有一個全社會的共識,需要一個言論自由,需要一個民主決策體制,說穿了,就是需要一個民主的制度。
當我們這個社會沒有民主這個體制,或者沒有一個完整的民主體制的時候,社會意見無法達成一種合法妥協,社會因此產生分化和不信任,所有的撕裂和其它各種問題,當然就難以解決。
香港所面臨的,其實就是這個問題。我們沒有辦法把個人自由權利,交給一個我們不太信任的政府去做決定,更不願意交給一個完全不信任的專制體制去做決定。所以,香港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不信任!不信任不是自己選出來的官員,當然更不信任劣跡斑斑的中共。
因為DNA雖然很小,但卻決定了每一個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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