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行政總裁

邁克爾‧派克（Michael Pack）是一位身負重任的人。

邁克爾‧派克現在是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AGM）的行政總裁，負責監管「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等對外廣播機構，管理著四千多名員工。派克認為，自己與轄下的媒體機構肩負著通過國際廣播恢復美國公共外交的使命。

「所有廣播電台都依照法規，提供公正、客觀、平衡的新聞」，派克說，「我想堅持下去。」

「平衡意味著反映出美國本土的各種意見」，派克進一步補充。

他舉例：「當美國之音報道大選、病毒大流行或涉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抗議活動或騷亂時，他們在報道中應反映出美國的各種意見。」

派克承認「在兩極化的世界中，這很難做到」，但他表示，「這些廣播電台在法律和道義上」都被要求反映美國的觀點。

這點對美國之音特別重要。近年來，美國之音受到批評，質疑它屈從於中共和伊朗等國家的壓力，以傳達該政權而非美國的觀點。

然而，美國之音的指導原則強調，該媒體要能「代表美國」，並「清晰有效地呈現美國政策」。

代表美國的思想和機構

在《大紀元》採訪中，派克暢談了有關美國之音向中共妥協的指控、針對他由特朗普總統任命所引來的批評及他通向美國公共廣播頂點的歷程，以及誰是他心中真正的「英雄」。

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AGM）轄下的廣播電台，以62種語言向100個國家或地區播送，在全球有3.5億名聽眾。對管理這個機構的派克來說，關鍵在於「整個機構的首要目標」。

派克說：「美國納稅人每年在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AGM）上花費8億美元。」

這筆經費有其目的。派克認為，該機構必須「推展美國廣泛的外交政策目標。其中包括為美國的思想和制度奮鬥……以及對抗中國（中共）和伊朗的觀點」。

「我們需要代表美國的價值觀，不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價值觀，而是民主和人權等美國價值觀」，派克說。

派克說，廣播電台還需要「說明我們的體制」，特別是像中共這樣的政權「極力吹捧」共產極權體制的時候。

「我們需要應對這一挑戰」，派克說。

派克提到了1989年春季在北京舉行的抗爭活動。這些活動最終導致中共解放軍於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及其周圍地區屠殺平民。

「天安門事件是人們受美國體制啟發的一個例子」，派克說，當時受啟發的人數是如此之多，抗爭者甚至還豎起了「自由女神像」。

「自建國以來，美國一直是啟發著世界的典範。我們應該繼續成為全世界自由的燈塔，而本機構確實是其中的一部份。這就是我的首要目標。」

「機構中每個人實際上都知道任務是甚麼，所以我堅持要這樣做」，派克說，儘管有些人「可能已經迷失了方向」。

「他們的任務不同於商業廣播公司，所以他們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派克說。

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在2018年10月發佈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報告中強調，美國之音自21世紀初期以來一直受中共的影響。報告中詳述了美國之音中文部與華盛頓中領館私下勾結，影響報道的立場。

報告還指出，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員工允許中領館對報道內容發表意見。

對此，派克重申了他在聽證會上的立場。他說：「我將研究所有這些指控。」

「我非常關注有關美國之音中文部的這些指控，且完全致力於追根究柢」，派克說，「我感到震驚和震撼。」

但是，中共為了控制廣播對其公民的影響，並不只試圖影響廣播電台，還擴展到對在中國境內訪問互聯網的嚴格控制。

「中國（中共）的互聯網防火牆就像柏林圍牆，它必須倒下」，派克說。

中共的防火牆有效地切斷了中國人民對境外的訪問，讓中共實際上可完全控制中國境內所有的網絡流量。

美國全球媒體總署的任務之一是規避中共防火牆，使中國公民能不受限制地收聽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廣播。

說來容易做來難，最好的方法究竟是甚麼也存在爭議。

非牟利性開放技術基金（OTF）是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資助的非牟利組織，其職責是開發互聯網規避技術。它一直持續研發開源應用程式，其中包括Signal和Tor。

但分析人士說，OTF在突破中共防火牆的問題上一直效果不彰。

蘭托斯基金會（The Lantos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6月23日在官網的一篇文章中抱怨說，OTF對一些能有效規避的工具缺乏後續的支持行動。

為了尋求有效的工具，蘭托斯基金會敦促同時使用「開放源代碼技術和封閉源代碼技術」。基金會主席卡翠娜‧蘭托斯‧斯維特（Katrina Lantos Swett）也表示，應為自由門（Freegate）、藍燈（Lantern）、賽風（Psiphon）和無界瀏覽（Ultrasurf）提供資金。

派克沒有具體指出他的首選，他表示，願意考慮採用最佳的防火牆規避策略，甚至可能包括短波傳輸，隨著互聯網的無處不在，該技術的使用率正急劇下降。

「我們擁有美國投資的短波基礎設施」，派克說，「我們有基礎設施，也有塔台，以及相應的知識。」

「短波傳輸可能是一種強大的工具。有了短波，可在缺乏該國支持的情況下，進行遠距離廣播，因此短波具有一些真正的優勢。」他說。

派克說：「我認為放棄它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年輕人……已經不使用短波了，所以情況有所改變，但我肯定會對此進行調查。」

美國之音的「英雄」

當被問及一些美國之音記者及其家人在本國（如：中國和伊朗）面臨的恐嚇時，派克說：「許多記者的勇氣令人印象深刻。」

他補充說，美國之音的一些記者或其家人已被監禁。

「他們是我書中的英雄」，派克說。

例如美國之音7月15日報道，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宣判阿里雷扎‧阿琳賈德（Alireza Alinejad）將被處以8年監禁，他是美國之音記者馬希赫‧阿琳賈德（Masih Alinejad）的兄弟。馬希赫‧阿琳賈德是美國之音波斯電視頻道受歡迎的節目主持人。

該報道說，這項宣判表示「伊朗持續通過懲罰記者的家人，來壓制報道真相的新聞工作者。」

許多專制政權下的記者都必須實行自我審查，以確保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派克相信，他有責任要幫助那些遭遇「可怕經歷」的記者。

當提及若不自我審查則可能遭受嚴酷鎮壓和監禁的危險時，派克說：「我不得不說，那些為我們提供多語種新聞、實際上還留在該國的記者，以及那些逃離中共，或僅有家人逃離中共的記者，比我本人更深刻地理解這種經歷。」

「他們希望（我們）回歸真正的使命，我認為那將觸及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則，使我們取得進步。」派克總結。

最近因為全球媒體總署可能不會替100名外國記者續簽簽證，導致派克飽受批評。這可能迫使他們返回本國，並遭受該國政權的迫害。

但是，全球媒體總署的一位發言人告訴大紀元：「這與往常沒有甚麼不同，簽證需要審查，這是一個正常的過程。」

通向全球媒體總署之路

派克早年的經歷並沒有預告著他將來可能成為保守派電影製片人，或是今天擔任的美國全球媒體總署執行官。

「我在紐約市的上西區長大。我的父母是自由派猶太人」，派克說，「我當時認為，周遭每個人的政治立場都是正確的。」

派克先後在耶魯大學、伯克利大學就讀，之後又上了紐約大學電影學院一學期的課程。他說，那時他的觀點開始發生變化。

「我的同行們都在拍激進的電影」，派克回憶道，「他們的電影反美、反資本主義，對美國、美國史以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做出很多批評。」

在20世紀70、80年代，一系列紀錄片描繪了美國的衰落，並批評美國在越南和拉丁美洲的角色。這些電影包括1982年的《殺戮美國》（The Killing of America）、1974年的《心與智》（Hearts and Minds）和1983年的《群山顫抖時》（When the Mountains Tremble）。

「我認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派克說。

派克離開電影學校後，在1977年與一位朋友合夥創立了獨立電影製作公司Manifold Productions。

「我們的想法是，我們將對抗這些反美、反資本主義的電影」，派克說，「我在二十多歲時堅信，這要不了多少時間。」

派克說，「我覺得捍衛美國的商業和資本主義」比製作出攻擊美國的電影要容易得多。

他還相信，採取親美國的立場，將給公司提供比反美左派更多的「資源、資金和人力」。

「所以，我和我的拍檔天真地認為，我們將在幾年內摧毀反美派」，派克說，「現在您知道，已經過去了數十年。」

直到今天，「紀錄片界幾乎沒有人站在我這一邊」，派克說。

派克的電影公司繼續製作電影，例如《荷里活與宗教》（Hollywood vs. Religion）、《共和黨內革命》（Inside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重新發現喬治‧華盛頓》（Rediscovering George Washington）、《紐特‧金瑞契的垮台》（The Fall of Newt Gingrich）和《羅德尼‧金事件》（The Rodney King Incident）等等。

「我們是一個小群體，我認為我們是正確的，因為我們替美國發聲。」派克說，美國總統羅納德‧列根的當選，似乎表明他和他的同事們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但是在紀錄片界和一般媒體中，這沒有發生。」派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