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前政協委員、民營企業家王瑞琴在今年兩會期間,實名向兩會發出公開信,呼籲人大、政協委員連署要求習近平下台,令中共中央如臨大敵。王瑞琴近日在美國接受大紀元和新唐人聯合專訪,盼以親身經歷告訴世人,中國民營企業家面臨的真實處境。

「中國企業界其實特別多怨言,不敢說又沒法說,關起門來,我們企業界的人在一起,每個人都有一本血淚史,每一個人都經歷過政府百般刁難,刁難的程度超乎你的想像。」她說。

王瑞琴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青海民族大學擔任黨史教員。1988年海南建省,次年,她棄教從商,前往海南從事房地產生意致富,決定回到故鄉青海建設。

「我從小在青海長大,對青海很有感情,我在海南致富成功後,就很想回青海做點甚麼事情。青海當時很落後,賓館都很差,我就想做一個當地最好的賓館,就開始籌備東湖賓館。」

夢想打造青海頂級旅店 卻遇「新三座大山」

王瑞琴於1997年成立中美合資東湖公司,成為當時青海省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之一,隨後並擔任西寧市兩任政協委員及第十一屆青海省政協委員。

「我們就守著當地很有名的河流,叫做湟水河,屬於黃河的支流。」東湖賓館園林式酒店臨河造景,落成後有二百多套房間,還有各式餐廳,2001年7月開業後,月營業收入近100萬元,是當地首屈一指的商務賓館。

2002年4月某一天,酒店在未接到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因政府道路施工被封閉,「賓館剛建好,政府修建蘭青高速路(蘭州至西寧),道路的出口剛好在我們賓館大門前,把大門給柵死。」。好不容易等到道路修好,賓館重新整修開業,政府又再度啟動二期工程,把賓館大門再次堵死。

「前後(賓館)關了三年,損失很多,光利息就三千萬,各種損失加起來一個億。」王瑞琴時任市政協委員,多次投訴,政府仍是連一個車輛的通道也不留給賓館通行。「中國三四線城市的政府很野蠻,它施工野蠻、管理野蠻,從不考慮商家蒙受大量的損失,讓你自生自滅。」

受到無法開業的影響,2007年東湖賓館因無力償還貸款,被青海銀行告上法庭。「我們被政府迫害了三年沒有開門,要求利息和罰息應該酌情減免」,但法院按照國有銀行提出的要求,判2千萬利息,「我當時才貸了3,600萬,他判了2千萬的利息,利息罰息各1千萬,這就不公平。」

在官司過程中,有人暗示王瑞琴只要給青海銀行承辦人員回扣,這事就能解決,以2千萬利息來說,最少要拿出二三百萬來行賄,「但是我這民營企業董事長特別硬,絕對不給你錢,我覺得我們很冤枉,我們是真正做實事的企業,為甚麼要賄賂你?」

「銀行甚麼方案都不接受,財產、別墅抵押都不接受,只接受現金一次付,就是為了刁難,刁難的目的就是要錢。」由於青海銀行不接受以物抵債,2009年,青海高院做出終結執行程序裁定。

五年後,青海銀行再推動重啟此案,當時,青海銀行的利息已經滾到1.2億,這意味著要拿出10%~20%,少說上千萬來行賄,代價就更高了。王瑞琴還是那句話,「我本身是受害者,而且我是基督徒,我為甚麼要拿錢行賄?」此案打到最高法院,前後拖延了15年,不了了之。

2019年9月卸任聯想控股董事長的柳傳志曾說,民營企業怕三件大事:不安全、政府不作為、政府說的跟做的不一樣。圖為柳傳志資料圖。(宋祥龍∕大紀元)
2019年9月卸任聯想控股董事長的柳傳志曾說,民營企業怕三件大事:不安全、政府不作為、政府說的跟做的不一樣。圖為柳傳志資料圖。(宋祥龍∕大紀元)

觀察民企苦不堪言 藉兩會向習近平喊話

一樁漫長的官司,讓她體會到民企的「新三座大山」,即金融歧視、司法不公和政府行為不規範,正在令大量的民營企業陷入困境,也促使她決定向習近平當局公開喊話。

「今年五月,開全國兩會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站出來說話,因為我曉得民營企業有多麼辛苦,我也知道現在習近平當局,他們倒行逆施多麼不得人心。」王瑞琴說。

流亡到美國華盛頓的王瑞琴,在2020年5月21日,中共兩會開幕當天,發表《致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一封公開信》。這封信發表後,「一下子把他們惹怒了,加上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都看到這封信,更令中央很惱火,成立一個叫做『616專案組』。」

該專案小組調查她所有親屬、與其往來的二十多家企業,逐條帳目一一對帳、相關人員逐一盤查,甚至包括已離職多年的員工,「他們下了很大的功夫,這都超乎我的想像。」

在中國的家人遭到當局威脅、公司資產也被凍結,6月22日,她心痛地發表中英文聲明,表示與國內所有親屬斷絕關係。

她對大紀元說,這令她體會到,「任何對這國家、城市努力付出,推動民主的人,它(中共)都會這麼血腥對待他們。」中共的殘暴更令她堅信,「每個人都應該站出來,像我一樣。」

民企在中國 為何朝不保夕?

早在2015年,王瑞琴發表《對民企生存環境的思考之民企十痛》中提及,經過三十多年發展,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份,創造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部份省份甚至超過了80%,貢獻了2.19億的就業人口,但有「十痛」令規規矩矩做生意的企業經營者陷入困境。

「在中國做民企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在大紀元專訪中,王瑞琴列舉了當今民企的困境。「首先,民企在法律層面跟國企、央企,甚至是外企,都不是平等的。得不到保障不說,所有(政府)部門遇到民企,馬上就會變個臉,一定是吃拿卡要。」

「共產黨的稅特別重,還重複收稅,如果你不漏稅,勉強能維持個平手(不賺不賠),如果你想賺錢,這個制度本身設計了很多漏洞,故意讓你鑽空子,目的是逼良為娼。」

「包括稅務、消防、環保、衛生防疫站,所有部門都會來騷擾,這個政府上上下下,所有體制內的人,都想盡辦法從民營企業撈錢。他們不可能從國營企業或者外資企業去撈,他們敲詐的對象,主要就是民營企業。」

「因此,企業50%以上的精力,都是用在和政府各部門打交道、疏通關係,真正管理企業的時間不多,業主50%以上的精力都用在拉關係上了,這是中國企業的基本特點,不然他難以生存。」

「一些小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些小夫妻店,他們特別值得關注和同情,有些夫妻胼手胝足,卻毫無保證。在中國任何人、找任何理由,都可以把你(企業)封了,要解封就要花很多錢。」

她提到,媒體對民營企業的報道,也是充滿偏見,「不正面報道民企怎麼胼手胝足,如何艱苦創業,給社會帶來貢獻,帶動經濟發展,盡是抹黑歪曲民企怎麼漏稅、官商勾結等。」她質疑:「為甚麼會官商勾結呢?行賄,都是被逼出來的!」

「我覺得中國(中共)政府的每一個官員,包括公檢法司,所有的官員,用盡手裏一切權力手段,敲詐勒索民企。」她提到,像她這樣堅持不行賄的企業家,在中國其實不多,她也因此付出相當的代價。

總結30年的經驗和觀察,王瑞琴認為:「中共對民營企業是排斥、牴觸的,只是因為國企太腐敗、無能、低效,不得已才開放民營企業,但中共根本上是不歡迎、不信任民營企業的。」

正因為民營企業朝不保夕,所以一些民企會透過政協或人大身份自保,「可以多一個政治光環,多一種身份保障,如果發生任何事情,至少有一個程序,首先要把你政協委員的資格剝奪掉,才能進行逮捕。多了這個流程,就多了一點時間準備,也因此具有吸引力。你說這民營企業多可悲啊!」

早在2018年中國經濟出現「國進民退」的說法,國企與民企所受待遇有天淵之別,不少民企因此深陷危機。(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早在2018年中國經濟出現「國進民退」的說法,國企與民企所受待遇有天淵之別,不少民企因此深陷危機。(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中共信用破產 籲民企挺身支持民主化

她提到,許多產業都沒有民二代、民三代,這都是政府造成的,「相當多的民營企業主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接棒,其實也包括我。」多數企業家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保障、如何把資產轉移出來、如何更好的移民,「基本上,現在已經沒有人願意再做投資了。」

「中國不民主化,民營企業就沒有明天,永遠是待宰的羔羊,永遠是被割的韭菜。」王瑞琴想再次呼籲民企,「我們應該更多地站出來,對所有推動中國民主化事業的人們和機構,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持。」

「中國(中共)政府信用破產了,無論你說甚麼,企業也不相信了。」她提到,圈子裏盛傳:「目前中國知識份子和各領域的成功人士,都對這個社會有個深刻的了解,(都和我)有共同的看法,差別就在於他們敢不敢說,和能不能說。」

王瑞琴相信,中共這個體制已經腐敗至極,「這個體制已經腐敗到家,已經爛透了,官員的升遷都是靠花錢,各級幹部上任後,就是一個字『錢』,就是撈錢」,「而民營企業面對的現實就是痛苦,關起門來都是牢騷,背後都是罵娘,罵這些官員。」

她提到:「這體制內相當多的官員、各級領導也好,他們其實內心也很清楚,這國家正在快速地滑向災難。」

2020年瘟疫、洪災不斷,共產黨官員有特供、加薪,不受影響,但對於每一分錢都是自己掙來的基層百姓、民企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打擊,「很心痛啊!」現狀促使王瑞琴站出來,大聲疾呼,認清災難的源頭——共產黨這個體制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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