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前政協委員、民營企業家王瑞琴在今年兩會期間，實名向兩會發出公開信，呼籲人大、政協委員連署要求習近平下台，令中共中央如臨大敵。王瑞琴近日在美國接受大紀元和新唐人聯合專訪，盼以親身經歷告訴世人，中國民營企業家面臨的真實處境。
「中國企業界其實特別多怨言，不敢說又沒法說，關起門來，我們企業界的人在一起，每個人都有一本血淚史，每一個人都經歷過政府百般刁難，刁難的程度超乎你的想像。」她說。
王瑞琴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青海民族大學擔任黨史教員。1988年海南建省，次年，她棄教從商，前往海南從事房地產生意致富，決定回到故鄉青海建設。
「我從小在青海長大，對青海很有感情，我在海南致富成功後，就很想回青海做點甚麼事情。青海當時很落後，賓館都很差，我就想做一個當地最好的賓館，就開始籌備東湖賓館。」
夢想打造青海頂級旅店 卻遇「新三座大山」
王瑞琴於1997年成立中美合資東湖公司，成為當時青海省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之一，隨後並擔任西寧市兩任政協委員及第十一屆青海省政協委員。
「我們就守著當地很有名的河流，叫做湟水河，屬於黃河的支流。」東湖賓館園林式酒店臨河造景，落成後有二百多套房間，還有各式餐廳，2001年7月開業後，月營業收入近100萬元，是當地首屈一指的商務賓館。
2002年4月某一天，酒店在未接到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因政府道路施工被封閉，「賓館剛建好，政府修建蘭青高速路（蘭州至西寧），道路的出口剛好在我們賓館大門前，把大門給柵死。」。好不容易等到道路修好，賓館重新整修開業，政府又再度啟動二期工程，把賓館大門再次堵死。
「前後（賓館）關了三年，損失很多，光利息就三千萬，各種損失加起來一個億。」王瑞琴時任市政協委員，多次投訴，政府仍是連一個車輛的通道也不留給賓館通行。「中國三四線城市的政府很野蠻，它施工野蠻、管理野蠻，從不考慮商家蒙受大量的損失，讓你自生自滅。」
受到無法開業的影響，2007年東湖賓館因無力償還貸款，被青海銀行告上法庭。「我們被政府迫害了三年沒有開門，要求利息和罰息應該酌情減免」，但法院按照國有銀行提出的要求，判2千萬利息，「我當時才貸了3,600萬，他判了2千萬的利息，利息罰息各1千萬，這就不公平。」
在官司過程中，有人暗示王瑞琴只要給青海銀行承辦人員回扣，這事就能解決，以2千萬利息來說，最少要拿出二三百萬來行賄，「但是我這民營企業董事長特別硬，絕對不給你錢，我覺得我們很冤枉，我們是真正做實事的企業，為甚麼要賄賂你？」
「銀行甚麼方案都不接受，財產、別墅抵押都不接受，只接受現金一次付，就是為了刁難，刁難的目的就是要錢。」由於青海銀行不接受以物抵債，2009年，青海高院做出終結執行程序裁定。
五年後，青海銀行再推動重啟此案，當時，青海銀行的利息已經滾到1.2億，這意味著要拿出10%～20%，少說上千萬來行賄，代價就更高了。王瑞琴還是那句話，「我本身是受害者，而且我是基督徒，我為甚麼要拿錢行賄？」此案打到最高法院，前後拖延了15年，不了了之。
觀察民企苦不堪言 藉兩會向習近平喊話
一樁漫長的官司，讓她體會到民企的「新三座大山」，即金融歧視、司法不公和政府行為不規範，正在令大量的民營企業陷入困境，也促使她決定向習近平當局公開喊話。
「今年五月，開全國兩會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站出來說話，因為我曉得民營企業有多麼辛苦，我也知道現在習近平當局，他們倒行逆施多麼不得人心。」王瑞琴說。
流亡到美國華盛頓的王瑞琴，在2020年5月21日，中共兩會開幕當天，發表《致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一封公開信》。這封信發表後，「一下子把他們惹怒了，加上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都看到這封信，更令中央很惱火，成立一個叫做『616專案組』。」
該專案小組調查她所有親屬、與其往來的二十多家企業，逐條帳目一一對帳、相關人員逐一盤查，甚至包括已離職多年的員工，「他們下了很大的功夫，這都超乎我的想像。」
在中國的家人遭到當局威脅、公司資產也被凍結，6月22日，她心痛地發表中英文聲明，表示與國內所有親屬斷絕關係。
她對大紀元說，這令她體會到，「任何對這國家、城市努力付出，推動民主的人，它（中共）都會這麼血腥對待他們。」中共的殘暴更令她堅信，「每個人都應該站出來，像我一樣。」
民企在中國 為何朝不保夕？
早在2015年，王瑞琴發表《對民企生存環境的思考之民企十痛》中提及，經過三十多年發展，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份，創造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部份省份甚至超過了80%，貢獻了2.19億的就業人口，但有「十痛」令規規矩矩做生意的企業經營者陷入困境。
「在中國做民企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在大紀元專訪中，王瑞琴列舉了當今民企的困境。「首先，民企在法律層面跟國企、央企，甚至是外企，都不是平等的。得不到保障不說，所有（政府）部門遇到民企，馬上就會變個臉，一定是吃拿卡要。」
「共產黨的稅特別重，還重複收稅，如果你不漏稅，勉強能維持個平手（不賺不賠），如果你想賺錢，這個制度本身設計了很多漏洞，故意讓你鑽空子，目的是逼良為娼。」
「包括稅務、消防、環保、衛生防疫站，所有部門都會來騷擾，這個政府上上下下，所有體制內的人，都想盡辦法從民營企業撈錢。他們不可能從國營企業或者外資企業去撈，他們敲詐的對象，主要就是民營企業。」
「因此，企業50%以上的精力，都是用在和政府各部門打交道、疏通關係，真正管理企業的時間不多，業主50%以上的精力都用在拉關係上了，這是中國企業的基本特點，不然他難以生存。」
「一些小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些小夫妻店，他們特別值得關注和同情，有些夫妻胼手胝足，卻毫無保證。在中國任何人、找任何理由，都可以把你（企業）封了，要解封就要花很多錢。」
她提到，媒體對民營企業的報道，也是充滿偏見，「不正面報道民企怎麼胼手胝足，如何艱苦創業，給社會帶來貢獻，帶動經濟發展，盡是抹黑歪曲民企怎麼漏稅、官商勾結等。」她質疑：「為甚麼會官商勾結呢？行賄，都是被逼出來的！」
「我覺得中國（中共）政府的每一個官員，包括公檢法司，所有的官員，用盡手裏一切權力手段，敲詐勒索民企。」她提到，像她這樣堅持不行賄的企業家，在中國其實不多，她也因此付出相當的代價。
總結30年的經驗和觀察，王瑞琴認為：「中共對民營企業是排斥、牴觸的，只是因為國企太腐敗、無能、低效，不得已才開放民營企業，但中共根本上是不歡迎、不信任民營企業的。」
正因為民營企業朝不保夕，所以一些民企會透過政協或人大身份自保，「可以多一個政治光環，多一種身份保障，如果發生任何事情，至少有一個程序，首先要把你政協委員的資格剝奪掉，才能進行逮捕。多了這個流程，就多了一點時間準備，也因此具有吸引力。你說這民營企業多可悲啊！」
中共信用破產 籲民企挺身支持民主化
她提到，許多產業都沒有民二代、民三代，這都是政府造成的，「相當多的民營企業主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接棒，其實也包括我。」多數企業家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保障、如何把資產轉移出來、如何更好的移民，「基本上，現在已經沒有人願意再做投資了。」
「中國不民主化，民營企業就沒有明天，永遠是待宰的羔羊，永遠是被割的韭菜。」王瑞琴想再次呼籲民企，「我們應該更多地站出來，對所有推動中國民主化事業的人們和機構，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持。」
「中國（中共）政府信用破產了，無論你說甚麼，企業也不相信了。」她提到，圈子裏盛傳：「目前中國知識份子和各領域的成功人士，都對這個社會有個深刻的了解，（都和我）有共同的看法，差別就在於他們敢不敢說，和能不能說。」
王瑞琴相信，中共這個體制已經腐敗至極，「這個體制已經腐敗到家，已經爛透了，官員的升遷都是靠花錢，各級幹部上任後，就是一個字『錢』，就是撈錢」，「而民營企業面對的現實就是痛苦，關起門來都是牢騷，背後都是罵娘，罵這些官員。」
她提到：「這體制內相當多的官員、各級領導也好，他們其實內心也很清楚，這國家正在快速地滑向災難。」
2020年瘟疫、洪災不斷，共產黨官員有特供、加薪，不受影響，但對於每一分錢都是自己掙來的基層百姓、民企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打擊，「很心痛啊！」現狀促使王瑞琴站出來，大聲疾呼，認清災難的源頭——共產黨這個體制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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