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數去年讓民建聯最為丟臉的事,其中一件必然是在區議會選舉中,失去盤踞多年的北角社區事務話語權,當中尤以錦屏選區為甚。曾任錦屏區議員長達20年,一年僅出席會議6次,其中5次早走的懶「人大代表」蔡素玉交棒失敗,主因承傳民主火炬的年輕人藉著勤奮,光復這個社區。無論去年8月多次集結於明園西街至錦屏街富臨酒家外的「福建幫」,到今年2月中共肺炎爆發初期的「佛堂群組」,甚至在6.12一周年街頭展覽,總會見到他的身影,從旁監察,主導協調,試圖緩解警民衝突,他是東區錦屏選區區議員、註冊社工李予信。

履行區議員職責 卻遭警暴力濫捕

近期李予信最受到關注的必然是6月12日被捕,遭受警暴對待。他回想指,當日有人發起「6.12 一周年」的社區展覽,氣氛平靜,他作為區議員僅在現場監察情況,突然防暴警員一聲令下,向展覽的方向推進,情緒極為高漲,甚至手持胡椒噴霧隨意對著市民。「那刻,我只是在履行區議員及社工人道支援職責,提醒他們冷靜,希望減少市民傷害,豈料卻遭警方濫捕,以膝跪背壓在地上。當時我已不斷重申自己身份,亦沒反抗意圖,雙手更被綁起,但仍遭近距離噴射胡椒噴霧,化學物料導致四肢與眼睛受傷害,灼熱不適多天,右手也因壓在地上擦傷。」他指,這種非法使用武力情況,至今未停止。

談到他的從政初衷,不得不提當選已逾半年,在近月才找到業主願意出租的辦事處。處身黃店臨立的小巷中,第一件事,他竟是找好友用塗鴉的形式,在牆上寫上了競選口號「北角有信」。當被問到他的興趣街舞、嘻哈文化,如何啟發到他從政,他指出政治與生活息息相關,街頭文化或次文化往往會透過藝術媒介與表達方式,包括塗鴉、音樂、舞蹈等等,表達對社會現象的反思,也對威權作出批判,「嘻哈文化時刻會提醒我,即使在體制內,也須保持對社會控制的抗拒,對現實的不屈,及對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在次文化圈子經歷了一段長時間,帶領他讀社工,加深對社會事務的看法,從而開始在地區工作。「我的初衷是透過在社區工作及社工的人本知識,加上舞蹈專長,希望建立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屬感,鞏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建制派沒深耕細作 服務這「深紅」社區

至於為何會在北角開始地區工作,他指北角雖然予人「深紅」社區感覺,親共勢力與部份福建鄉親的連繫更是密不可分,然而他更感建制派一直沒有深耕細作社區服務,僅僅由上而下施予物資,或舉辦一些籠絡人心的活動,從而取得政治授權,是種不健康的現象。

「區政與市民的生活需要嚴重脫節,建制派一直把持區議會公帑運用,給予衛星組織,未能惠及社區福祉。」他說。提到蔡素玉雖鮮有落區,人事網絡、背後資源仍然雄厚,何以挑戰難度,他指只要認真著力處理區務,解決區內衛生、交通問題的話,相信居民有眼看到。

對區務的認真著力,不得不提去年10月某天,書局街的渠口有大量水溢出,臭味薰天,難受程度堪比催淚毒氣。他的民建聯對手洪志傑當時竟以「渠蓋破裂」作結,並用一塊薄薄的木板作掩蓋,更拍攝了一張照片以示知悉事件,草草了事,沒從根本解決問題。李予信指,作為社區工作人士,應要從中作出協調解決問題。「建制派一直以來習慣以宣傳,掩蓋事件是否實際得以解決,經常只拍攝一張指著工程的照片,就說『成功爭取』,關注建設。居民只要想深一層,也會清楚有否認真工作。」為此,他聯絡了港鐵尋求暫時舒緩措施,又通知水務署、路政署逐一排查溢水的原因,更知會渠務署、食環署跟進問題的根源,並作善後。這種盡責態度,成功取得居民信任。

非所有福建人都暴力 「警黑合作」絕非抹黑

反送中事件在北角當然也有帶來漣漪。去年8月,忽然有流言傳出抗爭者將在北角發起行動,繼而親共政治勢力利用鄉情,煽動福建鄉親「保家衛鄉」,集結於明園西街及錦屏街富臨酒家外。李予信指,必須澄清並非所有福建人士都是暴力份子,不過,的確有部份人藉著聚集展示實力,穿起印上福建語髒話的白色上衣,明目張膽拿著武器站在街頭,更襲擊記者及市民。

「我須指出,當日由集結到襲擊市民,全程都有防暴警在附近駐守,然而卻對暴力事件採取冷處理的態度,縱容福建幫的暴力。故此,我會認為『警黑合作』絕非抹黑。」他又舉例,去年有大批白衣人破壞炮台山連儂牆,並且襲擊途人。「我竟看到警察搭著白衣人的肩膊,跟他們說:『這些我們處理,就可以了,你們可以休息一下』,不但不作警告,還展現如此親密的關係、姿態於公眾前。執法部門不遵守法規之餘,更容許惡勢力人士,作出傷害市民的行為。對於市民來說,當然極度憤怒,不能接受。為何運動一直咬著警暴問題不放,為何市民丟棄對警察的幻想,這是執法部門不爭氣的惡果。」

民政處曲解區議員職能 對警暴討論屢阻撓

當被問到當選之後,如何在區議會跟進警暴問題,他一如其他區議員表示,民政處多次曲解《區議會條例》第61條,指區議會只能關注、討論行政區區域內的居民福祉,而向政府提出意見,不應涉及全港執法事宜。「首先,我想清楚指出『福祉』一詞,不能因應政權政治指令,或議題設定而肆意胡亂定義。福祉牽涉一個人的社區環境、身心狀態、前景、能否自我實現的途徑等,並非毫無標準,也不應單單用地理位置、行政區域劃分,抱著『這是東區、北角福祉,才能討論』。再者,民政處一方面表示,討論不應涉及警方整體執法,但如財政預算案或其它宏觀政策,民政處卻主動放入議程,期望議員表達意見。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甚有包庇警方之嫌。其實,每個宏觀政策,都會影響每一區市民的福祉。當顧慮到這些層面,才能更整全更廣義處理問題。」

他又提到早在當選之初,東區區議會已經成立「監察警方執法事務委員會」,專責檢視、監察警察工作。然而基於當局多次阻撓,委員會成立將近5個月,連一次正式議事機會都沒有。「就算常規會議,警隊代表、東區指揮官出席時,每當討論警暴問題,都會三番四次巧立名目逃走收場。例如有好幾次,警方聲稱聽到一些冒犯或侮辱的字眼,例如『黑警』,甚至『任意打人』,就會拉隊離場,拒絕與議員作辯論,辯解有關指控是否屬實。這樣,區議員很難與警方對質,從而永遠各執一詞。」李予信指,會方不斷呼籲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到區議會面對東區區議員的質詢。

「佛堂家族」衛生處資訊不流通 居民堪憂

對香港人而言,「佛堂家族」四字,曾經令人聞風喪膽。中共肺炎初期,錦屏區一棟大廈內一個佛堂單位,爆發大型群組感染。李予信指,當時確實人心惶惶,卻是由於資訊上不流通,衛生署沒有將消息即時通報社區內持份者。

「大廈的持份者,包括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委員,以至住客固然毫不知情;就連社區的持份者如我,或關注該區福祉的團體,都沒告知任何消息。最基本是告知患者所住樓層,好讓居民有所戒備。」他不滿衛生署由上而下地去用自己專業判斷,派遣人手處理疫廈。「法團就連消毒準則、如何完成正確消毒程序、聘請的清潔商是否符合處理中共肺炎質素,統統都不知道,因此當時北角居民完全怕得不敢外出。」

他遂作為社區溝通橋樑,澄清一些謠言,「例如佛堂住持不是住在涉事單位,也鮮有於佛堂活動,然而基於資訊的不流通,很多人會追蹤住持位置,又質疑他為何未作檢疫程序等等。」他又約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高級醫生到法團去解釋工作,「這件事早就應該由政府牽頭聯繫,為何不肯在地區層面上與區議員協調,讓居民能掌握客觀資訊,應付疫情?政府架空區議會,不斷以政治決定凌駕民生、科學、專業判斷,只會帶來更壞後果,令社會受到不必要創傷。」

黃店發揮獅子山精神——守望相助

辦事處旁就是一列黃店,例如酒盜、古月、Villa Villa、北斗等等,當時生意必定深受打擊,「但我想說,黃色經濟圈除政治理念宣傳之外,還提倡商戶之間的緊密聯繫、互助,黃店是互相扶持的關係,而非同行競爭,因為說到底大家都是香港人,對社區有共同關愛。」他指,當時黃店就教食客如何繞過佛堂到達食肆,並且提供外賣服務。「只要團結一起,總會想到一些嶄新建議。」

最後,港版「國安法」草案已出,羅列四大罪狀予香港人。對於香港前景,李予信指,「香港人一直都是逆轉勝。」他表示自香港主權移交到中國後,自由、自治一直都在憂慮底下,不斷收窄。然而香港人仍堅持原則,對於民主政制、自由、人權、法治從不放棄追求,這種心態已經植根普羅大眾心裏。「國安法是徹頭徹尾地欺詐香港人,並以粗暴手法鎮壓,企圖消滅一國兩制給予香港人的保障,設定政治紅線,令更多人人人自危,不敢說話,不敢作出政治行動。」但他表示相信港人,「經歷一年,香港人已經變得不屈了。人脈、資源、創意,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抗爭手法;又有本土製作的音樂與具質素的文宣;而國際戰線上,又有人作游說,爭取不同國家關注,以及施予幫助手段;最後當然有盡責的議員,用不同方式去抗爭,用更多方式與路線,脅迫極權政府,還香港人基本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