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數去年讓民建聯最為丟臉的事，其中一件必然是在區議會選舉中，失去盤踞多年的北角社區事務話語權，當中尤以錦屏選區為甚。曾任錦屏區議員長達20年，一年僅出席會議6次，其中5次早走的懶「人大代表」蔡素玉交棒失敗，主因承傳民主火炬的年輕人藉著勤奮，光復這個社區。無論去年8月多次集結於明園西街至錦屏街富臨酒家外的「福建幫」，到今年2月中共肺炎爆發初期的「佛堂群組」，甚至在6.12一周年街頭展覽，總會見到他的身影，從旁監察，主導協調，試圖緩解警民衝突，他是東區錦屏選區區議員、註冊社工李予信。
履行區議員職責 卻遭警暴力濫捕
近期李予信最受到關注的必然是6月12日被捕，遭受警暴對待。他回想指，當日有人發起「6.12 一周年」的社區展覽，氣氛平靜，他作為區議員僅在現場監察情況，突然防暴警員一聲令下，向展覽的方向推進，情緒極為高漲，甚至手持胡椒噴霧隨意對著市民。「那刻，我只是在履行區議員及社工人道支援職責，提醒他們冷靜，希望減少市民傷害，豈料卻遭警方濫捕，以膝跪背壓在地上。當時我已不斷重申自己身份，亦沒反抗意圖，雙手更被綁起，但仍遭近距離噴射胡椒噴霧，化學物料導致四肢與眼睛受傷害，灼熱不適多天，右手也因壓在地上擦傷。」他指，這種非法使用武力情況，至今未停止。
談到他的從政初衷，不得不提當選已逾半年，在近月才找到業主願意出租的辦事處。處身黃店臨立的小巷中，第一件事，他竟是找好友用塗鴉的形式，在牆上寫上了競選口號「北角有信」。當被問到他的興趣街舞、嘻哈文化，如何啟發到他從政，他指出政治與生活息息相關，街頭文化或次文化往往會透過藝術媒介與表達方式，包括塗鴉、音樂、舞蹈等等，表達對社會現象的反思，也對威權作出批判，「嘻哈文化時刻會提醒我，即使在體制內，也須保持對社會控制的抗拒，對現實的不屈，及對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在次文化圈子經歷了一段長時間，帶領他讀社工，加深對社會事務的看法，從而開始在地區工作。「我的初衷是透過在社區工作及社工的人本知識，加上舞蹈專長，希望建立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屬感，鞏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建制派沒深耕細作 服務這「深紅」社區
至於為何會在北角開始地區工作，他指北角雖然予人「深紅」社區感覺，親共勢力與部份福建鄉親的連繫更是密不可分，然而他更感建制派一直沒有深耕細作社區服務，僅僅由上而下施予物資，或舉辦一些籠絡人心的活動，從而取得政治授權，是種不健康的現象。
「區政與市民的生活需要嚴重脫節，建制派一直把持區議會公帑運用，給予衛星組織，未能惠及社區福祉。」他說。提到蔡素玉雖鮮有落區，人事網絡、背後資源仍然雄厚，何以挑戰難度，他指只要認真著力處理區務，解決區內衛生、交通問題的話，相信居民有眼看到。
對區務的認真著力，不得不提去年10月某天，書局街的渠口有大量水溢出，臭味薰天，難受程度堪比催淚毒氣。他的民建聯對手洪志傑當時竟以「渠蓋破裂」作結，並用一塊薄薄的木板作掩蓋，更拍攝了一張照片以示知悉事件，草草了事，沒從根本解決問題。李予信指，作為社區工作人士，應要從中作出協調解決問題。「建制派一直以來習慣以宣傳，掩蓋事件是否實際得以解決，經常只拍攝一張指著工程的照片，就說『成功爭取』，關注建設。居民只要想深一層，也會清楚有否認真工作。」為此，他聯絡了港鐵尋求暫時舒緩措施，又通知水務署、路政署逐一排查溢水的原因，更知會渠務署、食環署跟進問題的根源，並作善後。這種盡責態度，成功取得居民信任。
非所有福建人都暴力 「警黑合作」絕非抹黑
反送中事件在北角當然也有帶來漣漪。去年8月，忽然有流言傳出抗爭者將在北角發起行動，繼而親共政治勢力利用鄉情，煽動福建鄉親「保家衛鄉」，集結於明園西街及錦屏街富臨酒家外。李予信指，必須澄清並非所有福建人士都是暴力份子，不過，的確有部份人藉著聚集展示實力，穿起印上福建語髒話的白色上衣，明目張膽拿著武器站在街頭，更襲擊記者及市民。
「我須指出，當日由集結到襲擊市民，全程都有防暴警在附近駐守，然而卻對暴力事件採取冷處理的態度，縱容福建幫的暴力。故此，我會認為『警黑合作』絕非抹黑。」他又舉例，去年有大批白衣人破壞炮台山連儂牆，並且襲擊途人。「我竟看到警察搭著白衣人的肩膊，跟他們說：『這些我們處理，就可以了，你們可以休息一下』，不但不作警告，還展現如此親密的關係、姿態於公眾前。執法部門不遵守法規之餘，更容許惡勢力人士，作出傷害市民的行為。對於市民來說，當然極度憤怒，不能接受。為何運動一直咬著警暴問題不放，為何市民丟棄對警察的幻想，這是執法部門不爭氣的惡果。」
民政處曲解區議員職能 對警暴討論屢阻撓
當被問到當選之後，如何在區議會跟進警暴問題，他一如其他區議員表示，民政處多次曲解《區議會條例》第61條，指區議會只能關注、討論行政區區域內的居民福祉，而向政府提出意見，不應涉及全港執法事宜。「首先，我想清楚指出『福祉』一詞，不能因應政權政治指令，或議題設定而肆意胡亂定義。福祉牽涉一個人的社區環境、身心狀態、前景、能否自我實現的途徑等，並非毫無標準，也不應單單用地理位置、行政區域劃分，抱著『這是東區、北角福祉，才能討論』。再者，民政處一方面表示，討論不應涉及警方整體執法，但如財政預算案或其它宏觀政策，民政處卻主動放入議程，期望議員表達意見。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甚有包庇警方之嫌。其實，每個宏觀政策，都會影響每一區市民的福祉。當顧慮到這些層面，才能更整全更廣義處理問題。」
他又提到早在當選之初，東區區議會已經成立「監察警方執法事務委員會」，專責檢視、監察警察工作。然而基於當局多次阻撓，委員會成立將近5個月，連一次正式議事機會都沒有。「就算常規會議，警隊代表、東區指揮官出席時，每當討論警暴問題，都會三番四次巧立名目逃走收場。例如有好幾次，警方聲稱聽到一些冒犯或侮辱的字眼，例如『黑警』，甚至『任意打人』，就會拉隊離場，拒絕與議員作辯論，辯解有關指控是否屬實。這樣，區議員很難與警方對質，從而永遠各執一詞。」李予信指，會方不斷呼籲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到區議會面對東區區議員的質詢。
「佛堂家族」衛生處資訊不流通 居民堪憂
對香港人而言，「佛堂家族」四字，曾經令人聞風喪膽。中共肺炎初期，錦屏區一棟大廈內一個佛堂單位，爆發大型群組感染。李予信指，當時確實人心惶惶，卻是由於資訊上不流通，衛生署沒有將消息即時通報社區內持份者。
「大廈的持份者，包括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委員，以至住客固然毫不知情；就連社區的持份者如我，或關注該區福祉的團體，都沒告知任何消息。最基本是告知患者所住樓層，好讓居民有所戒備。」他不滿衛生署由上而下地去用自己專業判斷，派遣人手處理疫廈。「法團就連消毒準則、如何完成正確消毒程序、聘請的清潔商是否符合處理中共肺炎質素，統統都不知道，因此當時北角居民完全怕得不敢外出。」
他遂作為社區溝通橋樑，澄清一些謠言，「例如佛堂住持不是住在涉事單位，也鮮有於佛堂活動，然而基於資訊的不流通，很多人會追蹤住持位置，又質疑他為何未作檢疫程序等等。」他又約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高級醫生到法團去解釋工作，「這件事早就應該由政府牽頭聯繫，為何不肯在地區層面上與區議員協調，讓居民能掌握客觀資訊，應付疫情？政府架空區議會，不斷以政治決定凌駕民生、科學、專業判斷，只會帶來更壞後果，令社會受到不必要創傷。」
黃店發揮獅子山精神——守望相助
辦事處旁就是一列黃店，例如酒盜、古月、Villa Villa、北斗等等，當時生意必定深受打擊，「但我想說，黃色經濟圈除政治理念宣傳之外，還提倡商戶之間的緊密聯繫、互助，黃店是互相扶持的關係，而非同行競爭，因為說到底大家都是香港人，對社區有共同關愛。」他指，當時黃店就教食客如何繞過佛堂到達食肆，並且提供外賣服務。「只要團結一起，總會想到一些嶄新建議。」
最後，港版「國安法」草案已出，羅列四大罪狀予香港人。對於香港前景，李予信指，「香港人一直都是逆轉勝。」他表示自香港主權移交到中國後，自由、自治一直都在憂慮底下，不斷收窄。然而香港人仍堅持原則，對於民主政制、自由、人權、法治從不放棄追求，這種心態已經植根普羅大眾心裏。「國安法是徹頭徹尾地欺詐香港人，並以粗暴手法鎮壓，企圖消滅一國兩制給予香港人的保障，設定政治紅線，令更多人人人自危，不敢說話，不敢作出政治行動。」但他表示相信港人，「經歷一年，香港人已經變得不屈了。人脈、資源、創意，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抗爭手法；又有本土製作的音樂與具質素的文宣；而國際戰線上，又有人作游說，爭取不同國家關注，以及施予幫助手段；最後當然有盡責的議員，用不同方式去抗爭，用更多方式與路線，脅迫極權政府，還香港人基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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