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人口並不多的加拿大，確診感染人數排在全球前20名之內。截止6月中旬，加拿大確診感染人數突破一萬，病亡人數逾八千。
其中，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疫情最嚴重的地區，確診感染者佔全加國一半以上，病亡人數超過65%，而魁省的人口比例只有全國的四分之一。
大紀元編輯部特稿《越親中共疫情越重 防疫有良方》指出，「病毒的蔓延，清晰地呈現出以中共為目標的選擇性傳播，它針對共產黨而來，淘汰中共和親共分子。海外疫情最嚴重的地區，都是和中共走得近的，為中共輸血、站台的。」
近幾十年來，一些加拿大高層官員、人脈通達的精英和有影響力的財團，一直在推動加拿大加強和中共政權的關係，他們中不少人是在魁北克。
從中共建政之初，幫助中共在國際上獲得承認，到隨後中國一路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加拿大都起了推動作用。中共不僅壓制本國民眾，還將觸角伸向海外，影響滲透國際自由社會，面對中共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一些加拿大官員卻選擇了視而不見。
早期的親共策略
1970年，皮埃爾・杜魯多領導的加拿大政府與中共政權建交，是西方最早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之一。加拿大的這一舉動還引發了其它國家的跟風，為中共政權日後加入聯合國鋪平了道路。
杜魯多在1968年上台以後，把與中共建交、引其加入聯合國作為主要的外交政策之一。在當上聯邦總理之前，上世紀50年代，杜魯多曾以魁北克政治活動家的身份，去莫斯科參加會議。
據2013年出版的Bob Plamondon撰寫的《真實的杜魯多》一書記載，在那裏他對一名蘇聯官員的妻子說，他是共產主義者，也是天主教徒，他來到莫斯科是為了批評美國、讚揚蘇聯。【1】
在當選總理前，杜魯多曾去過中國兩次，第一次是1949年，第2次是1960年受中共之邀前往。回來後，他與Jacques Hebert合著了一本書《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
那次訪問，中國正處於中共統治下極為慘痛的一幕，1958年到1962年間，中共搞大躍進，迫使農民放棄耕種而大煉鋼鐵，最終導致大饑荒，造成幾千萬人喪生。但杜魯多在書中卻寫道：「我們相信正在見證工業革命的開始。」【2】
1973年，杜魯多作為加拿大總理正式訪華，受到時任中共領導人毛和周的接見，據《環球郵報》報道，杜魯多當時稱讚說，中共體制比之前所有的中國社會制度都好，「正在努力為中國人提供尊嚴和平等的機會。」
杜魯多說此話之際，正是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場血腥運動造成估計數百萬到二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幾百萬人遭受體罰、羞辱、沒收財產，並且搞垮了中國的經濟，摧毀了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
1976年，滿地可奧運會，在北京的堅持下，杜魯多要求中華民國代表團改成台灣代表團，中華民國拒絕後被杜魯多禁止參加，即使該隊獲得了國際奧委會（IOC）的認可。拒絕國際奧委會認可的代表團參加奧運會是史無前例的做法，美國方面對此提出了強烈反對。杜魯多對中共政權的仰慕所帶來的影響是長期的，助長了加拿大數十年來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2013年，他的兒子賈斯汀・杜魯多（Justin Trudeau），當時為自由黨黨魁，正尋求競選下屆聯邦總理，被問到最崇拜的國家時說：「我對中國實際上有一種欣賞，他們的極權制度使他們能在經濟上扭轉局面。」這一言論立刻引起全球譁然。
《國家郵報》政治專欄記者安德魯・科因預測，杜魯多在當選後，會像加拿大人所期望的那樣「抗議中國人權」，但是，會用不引起中共注意的音量。【3】
關繫密切的大財團
在加拿大對華政策的背後，有一些努力游說的大公司，以讓加拿大加強與中共的聯繫，他們中有許多的總部在魁北克。
鮑爾集團是一家國際性投資控股與管理公司，擁有上百億資產，總部設在魁北克省滿地可市。文達峰（Jonathan Manthorpe）在其2019年所著《熊貓的利爪》一書中，把鮑爾集團比喻為「加拿大和中國正式關係的主要看門人」。
鮑爾集團的實際控制人是加拿大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戴馬雷家族。1968年，老保羅・戴馬雷接管鮑爾公司，之後由他的兩個兒子，小保羅和安德烈，共同擔任CEO，一直到去年兩個兒子才從CEO位置退下來，但是依然擔任集團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
鮑爾集團與加拿大政界最有影響力的一些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包括四位前聯邦總理。
前聯邦總理克里靖（Jean Chretien）的女兒嫁給安德烈・德馬雷，克里靖和另兩位前聯邦總理，皮埃爾・杜魯多和馬羅尼（Brian Mulroney），都曾經是鮑爾集團的顧問委員會成員。
另一位前聯邦總理馬田（Paul Martin）曾在鮑爾下屬子公司，加拿大汽船公司（Canada Steamship Lines）擔任主席，之後與人合夥在1980年代買下了這家公司。
克里靖2019年建議，加拿大司法部長應利用他的權力來阻止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國。馬羅尼則建議渥京，將克里靖作為特使派往中國，與中方商討釋放被拘留的加拿大人的事宜。
為鮑爾集團工作過的名單上，還有其他幾位加拿大政界知名人物，包括一些內閣部長。
鮑爾集團另一個頗有影響的高管是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他曾擔任過鮑爾集團總裁，之後任過聯合國副秘書長。斯特朗是著名親共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德的侄子。
在九評編輯部出版的《魔鬼在統治我們的世界》書中，這樣描述莫里斯・斯特朗：他深受他姑姑的影響，稱自己為「意識型態上的社會主義者，方法論上的資本主義者。」
斯特朗退休後選擇在北京定居，直到去世。2010年他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表示，他仍然在和聯合國保持一些合作，「特別是在中國那個地區」。【4】
鮑爾集團還是加中貿易理事會（CCBC）的創始成員，該協會是在老保羅・戴馬雷的牽頭下成立的。
加中理事會
老保羅・戴馬雷是加中理事會的創始主席，他兒子安德烈是名譽主席，現任主席由安德烈的兒子奧利維耶（Olivier Desmarais）擔任。加中理事會主張加強與中國的聯繫，其會員囊括了一些加拿大前政要，或者即將躋身政界的人士。
1978年理事會成立時（當時名為Canada China Trade Council），創始成員有八家加拿大公司和一家中國國有公司——中信集團。八家創始成員中，有一半的公司在滿地可，分別是鮑爾集團，滿地可銀行（BMO），龐巴迪（Bombardier）和蘭萬靈（SNC-Lavalin）。
文達峰在《熊貓的厲爪》中說，該理事會的創始成員「成為加強加中關係的有說服力的游說者，他們把貿易利益置於最高。」
鮑爾集團與薄熙來家族過往甚密。薄熙來當時在中共體制內就像是一股快速崛起的勢力，有機會問鼎中共的最高權力。安德烈・戴馬雷的岳父、加拿大前總理克里靖曾稱薄熙來為「老朋友」。當時的加拿大政府認為，建立這種關係很重要。
去年底，加拿大《環球郵報》披露，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在鮑爾集團工作。該公司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勒梅（Stephane Lemay）證實了這一點，2019年，他在一份聲明中說，現年32歲的薄瓜瓜，在總部位於滿地可的鮑爾集團工作，擔任業務分析師已有兩年半時間，他通過一個實習計劃加入該公司。 【5】
儘管薄熙來已被投入監獄，但薄家族在中共中仍有影響力。勒梅表示，鮑爾集團是四十多年前最早進入中國的西方投資者之一，多年來一直與許多中共權貴保持著關係，「包括與薄熙來家族的關係」。
據《環球郵報》報道，戴馬雷家族與薄家的關係可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時任中共副總理，曾經在滿地可停留期間去老保羅的家中造訪。1997年，時任鮑爾公司總裁安德烈・戴馬雷又在北京與薄一波私下會面，他還把那次會面稱為「特殊優待」。
2004年薄熙來當上中共商務部長後不久，鮑爾集團獲得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成為第一批有資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之一。
薄熙來與其妻谷開來被指控參與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據《新紀元》報道，在薄熙來擔任大連市長和遼寧省長期間，大連最早發生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盜賣被殘害的法輪功學員屍體，而遼寧省時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最嚴重的省份。
鮑爾與中信
加中貿易理事會中創始會員中唯一一家中國公司——中信集團（CITIC），也與鮑爾集團有很深的聯繫。
中信集團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紅色商業帝國，由中共前黨魁鄧小平親自倡導和批准，目的是將西方資本引入中國。其創始人和首任董事長榮毅仁在1957年曾被陳毅稱為「紅色資本家」（維基資料）。
安德烈・戴馬雷在1997至2014年間，擔任中信泰富董事會成員，鮑爾集團在此期間也收購中信泰富的股份。
現在鮑爾集團仍擁有中信集團附屬公司華夏基金13.9%的股份。鮑爾集團非直屬子公司麥肯錫投資公司（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也同樣持有華夏基金13.9%的股份。
Western Standard2005年發表的《北京的傀儡》針對這一收購說：「戴馬雷家族在中國進行如此直接而廣泛的投資，必定會從加拿大與中共政權不斷交好的關係中受益。」
中信被視為中共太子黨的大本營，集團高管中有許多中共「太子黨」包括王震的兒子王軍、孔原的兒子孔丹，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以及原中信集團黨委書記熊向暉等。
據滿地可《每日新聞》（La Presse）報道，鮑爾集團的老保羅和兒子安德烈曾經受老杜魯多之邀，到中國進行商務訪問，期間見到了榮毅仁。在鮑爾集團購買中信股份之前，戴馬雷家族與中信還達成過另一樁交易，雙方於1986年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對卑詩省的一家木材公司進行投資。【6】
據《北京的傀儡》揭示，1997年，加拿大騎警和加拿大情報安全局（CSIS）組成的調查人員曾對中共滲透加拿大社會的系統性滲透進行了調查。但是，這份名為「加拿大的中國情報服務和金融團夥關係」報告完成之後，CSIS下令將其銷毀。
當時，CSIS的負責人是艾寇克（Ward Elcock），他是邁克爾・皮特菲爾德（Michael Pitfield）的侄子，而皮特菲爾德是前總理皮埃爾・杜魯多的知己，根據維基資料，他從80年代到2002年期間是鮑爾集團的副主席。
1999年，該報告部份內容遭曝光，包括加拿大情報部份發現，中共方面想法設法滲透進入加拿大經濟的關鍵領域，通過投資地產，技術公司，以及間諜在加拿大政壇和經濟培植影響力，收集大量有關工業和軍方的有價值的情報。報告中認定的公司之一是中信，在加拿大地產和資源領域投入幾十億資金。
擴大關係
前聯邦總理馬羅尼曾在不同場合為鮑爾公司提供專業服務，在卸任後也擔任過中信董事會成員。鮑爾集團定期聘用馬爾羅尼為勞工事務律師。《環球郵報》披露，在馬羅尼年輕的時候，老保羅・戴馬雷是他兩名主要導師之一。 【7】
根據2014年出版的《與中國打交道》一書，馬羅尼在1986年以加拿大總理身份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之後他寫道：「在擴大（與中國合作）關係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是歷屆加拿大總理，主要是皮埃爾・杜魯多，的不懈努力顯然正在得到回報。」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慘案發生後，西方世界許多國家迴避與北京的外交關係，馬羅尼對當時的中共副總理朱鎔基表示，加拿大「將準備在未來幾年與中國全面接觸」，但由於加拿大人對人權特別關注而需要特別多加小心。
1994年，馬羅尼總理任期結束一年後，他促成了戴馬雷家族與加拿大金礦大亨彼得・蒙克（Peter Munk）合作投資中國金礦項目。在中國停留期間，馬羅尼安排與當時的中共央行行長朱鎔基共進晚餐，蒙克對此印象極為深刻，因為如果沒有朱，他們無法接觸中國的金礦。
「這是一個布萊恩（馬羅尼）如何利用他的關係網、轉化成國際商機的很好的例子。」蒙克對《環球郵報》說。
向中共靠攏
《北京的傀儡》一文指出，在克里靖擔任聯邦總理期間，加拿大開始轉向中共靠攏。
克里靖對中國國有新聞網CGTN表示，他擔任總理時曾多次「訪問」中國。他說「擔任總理10年以來，我17次與中國總統會晤，所以我與中國很近。」
克里靖任職期間，中共領導人是江澤民。江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後上台，是六四事件的受益者。江在執政期間，親手發動了對中國傳統修煉功法——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各國因中共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而對其進行制裁，中共政權在國際上被孤立。克里靖是最早使中國擺脫孤立的西方領導人之一，他帶領龐大的政商團訪華，重啟了停滯已久的加中關係 。
1994年，克里靖帶領包括加拿大多位省長、外交部官員和約400名企業高管在內的代表團到中國進行貿易訪問，代表團在中國簽署了90億元的貿易協議。
臨行前，克雷蒂安和其他官員表示，他們將利用這次訪問討論人權問題。但到了中國之後，人權問題被擱置一邊。
根據《Maclean’s》雜誌的報道，那次出訪唯一一次提到人權，是克里靖與中共總理李鵬舉行的會議上，但這個問題提得如此簡短，以至於中國外交部的一位官員後來堅持認為加方根本沒有提出這一問題。克里靖也承認，李對他的言論「沒有回應」，然後他自己改變了話題。【8】
在克里靖任職期間的1997年，加拿大撤回了對聯合國譴責中國侵犯人權行為決議的支持。同一年，加拿大政府與中共政府達成雙邊會談協議，把對中共的人權公開批評，改為私下的閉門對話。
1997年也是鮑爾集團進軍中信的關鍵一年，那一年鮑爾收購了中信泰富的股份，安德烈・戴馬雷成為中信泰富董事會成員。
克里靖還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中共政權藉助入世壯大了財力。
克里靖的繼任者馬田（Paul Martin）維持了他的前任的對華政策。在2005年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到加拿大訪問期間，馬丁和胡錦濤達成協議，在兩國之間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馬田在當上聯邦總理之前，他的造船業務就和中國有往來，有一些大訂單來自中國。根據《海像》發表的一篇文章，1995年，馬田的加拿大汽輪公司從中國國有企業江南造船廠得到三艘新自卸船的訂單。【9】
繼續綏靖政策
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於2006年就任總理時，加拿大的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哈珀更明確地呼籲中共尊重人權。他還拒絕參加2008年北京奧運會，並因此激怒了中共。
然而，在他任職的後期，哈珀政府對中共的語氣開始放軟。
《熊貓的利爪》中寫道，這種關係回暖的背後是「大型游說行動」，中共利用在加拿大商業和學術界有影響力的代理人，促使哈珀政府改變對中共的態度。
2015年，自由黨贏得聯邦大選，杜魯多上台，幾乎立即開始了與北京政權交好的政策，甚至考慮與中方簽訂引渡條約。自由黨政府還投錢進行公關活動，以影響加拿大人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儘管加中貿易逆差達到500億，杜魯多還是期望與中方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他在2016年和2017年間二度訪華，為此進行商談。在中方不接受杜魯多提出的漸進式價值要求之後，談判在2017年失敗。
就在同一年，加拿大承諾向中共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投資數億元。而根據加拿大國會加中關係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實質上是中共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其專制模式、獲取影響力的工具。
2019年，美加墨新貿易協議簽訂，其中有一個條款阻止成員國與「非市場」經濟體達成自由貿易協議，這明顯是指中國，但杜魯多在2018年仍表示，渥太華打算與中共建立更深層次的貿易聯繫。
此外，自由黨政府因允許中國公司收購兩家對安全敏感的高科技公司而遭到反對黨和美國政界的批評。這兩家公司，一個是位於溫哥華的衛星通訊公司Norsat，另一個是位於滿地可的激光技術公司ITF Technologies。
2016年，杜魯多出席一個華商舉辦的籌款活動引發爭議。這次活動在多倫多華商會會長Benson Wong家的豪宅裏舉辦，入場券為每人1,500元。嘉賓中有一位是中共政府的政治顧問張斌，張向皮埃爾・杜魯多基金會和老杜魯多任教過的滿地可大學法學院捐贈了100萬。【10】
《環球郵報》還報道，另一人物、長江國際商會會長劉萌（Liu Meng），也出席了這次活動，他是中共黨員，在尋求海外合作夥伴、國外投資並拓展全球市場方面，得到大陸國有媒體讚揚。劉萌與杜魯多站在一起的照片，被刊登在大陸政府辦的媒體長江網絡上。
自由黨在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參與5G建設的問題上至今沒有明確表達。五眼聯盟成員之一的美國警告稱，如果加拿大允許華為加入5G，它將限制與加拿大的情報共享。
魁北克與中國
在魁北克政府官網上有這樣一句話：「中國是魁北克國際關係的重點。」【11】
魁省於1998年在北京開設了辦事處，一年後又在上海開設了辦事處。2016年，魁北克與中國的貿易總額接近138億加元，其中從中國的進口額接近110億加元，對中國的出口額僅為30億加元。
中國和魁北克之間在貿易和高等教育等多個領域有九項合作協議。魁北克省政府官網誇耀說，除了與北京政權的關係外，它與山東省和上海市也有密切的聯繫。滿地可市和魁北克市在中國都有姊妹城市。
從1997年以來，魁北克歷屆省長幾乎都率領多次代表團訪華，以加深和中方業務聯繫。時任魁北克自由黨魁北克總理的菲利普・庫亞爾（Philippe Couillard）在2014年的中國之行中說，他不會提起人權問題，他說：「在這些問題上，必須聽取東道國的觀點。」後來他證實自己從未討論過人權，只是說他去中國只是為了討論「投資和就業」。【12】【13】
庫亞爾在2018年率領另一個代表團訪華期間簽署了四十項協議，價值2.62億元，他表示，他不想因「錯誤的評論」「搞砸」任務的目的。他還說，其他人不應該「向中國指示該如何管理內部。」【14】
魁北克省前省長莊夏利（Jean Charest）於2003年至2012年任職期間，批評哈珀政府在2014年沒有更積極地尋求與中國的貿易關係。
「我們聽到的話是，由於擔心人權問題或其他問題，與中國打交道可能會引起一些擔憂。但是，如果是這種情況，在談判協議之前就應該考慮到這一點。」Charest在接受CBC採訪，談到有關促進和保護外國投資協議的談判時說。
莊夏利在擔任總理期間曾數次訪問中國，目前他正向華為提供諮詢服務，以幫助該公司應對孟晚舟的引渡案，以及爭取參與加拿大的5G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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