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政府因呼籲對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真相進行獨立調查，中共大外宣開足馬力宣傳虛假信息，挑動澳洲民眾對政府的質疑，並挑撥美澳聯盟。澳州專家呼籲，志同道合的國家應聯合抗共。
阿什雷・湯森（Ashley Townshend）是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美國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的外交政策與國防部主任。近日，美國專業軍事網站「War on the Rocks」發表了湯森的評論文章：〈疫情下中共橫眉豎眼對澳洲〉（China’s Pandemic-fueled Standoff with Australia），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共戰狼式的攻擊讓澳洲民眾討厭中共，也讓全球其它志同道合的國家吸取教訓，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
中共脅迫展現兩大趨勢
自澳洲朝野兩黨於4月20日呼籲政府就中共病毒進行獨立調查後，澳洲成為了中共使用虛假信息和經濟脅迫的最新前沿。
湯森表示，在澳洲外長馬里斯・佩恩（Marise Payne）呼籲對病毒起源和傳播進行獨立審查之後，中共的宣傳機器超速運轉，北京和駐澳洲各地的中共外交官員被調動起來譴責坎培拉執行華盛頓的命令，並將公共衛生危機政治化，從而對澳洲的呼籲進行抹黑。
中共駐澳洲大使成競業也參與其中，並用經濟貿易威脅試圖讓坎培拉放棄調查呼籲。在這場對峙中，中共還洩漏成競業與澳洲外交部常務部長之間談話的單方面信息，破壞外交禮節和專業慣例。幾周之內，北京禁止從四個澳洲生產商進口牛肉，並對澳洲大麥徵收高額關稅。
湯森指出，中共試圖逼迫澳洲說明了兩大相關趨勢。一方面，這是北京「中共病毒信息攻勢」的嚴重案例，其目的是轉移對中共疫情處理的批評。中共對關鍵事實進行不確定性炒作，在澳洲事件中主要對澳洲外交政策的獨立性提出質疑。另一方面，這也是北京長期向坎培拉施壓的一部份，要求澳洲不採取不符合中共利益的政策，並對美澳同盟關係挑撥離間。
北京在這兩個方面所使用的手段包括虛假信息、經濟槓桿和有針對性的影響力行動，以擠壓和約束坎培拉的政策選擇。湯森指出，儘管中共挑釁澳洲並非首次，但此次有關中共病毒的對峙標誌著過去行為的升級，涉及到虛假信息和經濟脅迫的結合，力度強大而直接。
湯森認為，中共此次挑釁或許有點過火，但對峙仍然使澳洲的政策變得複雜化，並為坎培拉、華盛頓和其它國家今後如何應對類似挑釁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
中共抹黑澳洲 三管齊下
湯森在文章中表示，每當澳洲在中共反對的問題上表示立場時，北京都會連續發出虛假信息作為反擊。原因很明確：坎培拉良好的國際地位使其聲音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從而為其確立的政策立場和原則提供了可信度。這對北京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坎培拉可以鼓勵其它國家仿傚，並且很難將外交摩擦歸因於純粹的中美關係。
因此，北京謀略了幾種抹黑坎培拉聲譽的策略，將澳洲描述為美國的「奉承者」；指責澳洲將問題政治化；並將中共自己描繪成受到傷害卻很負責的一方。在中共病毒危機的對峙中，中共對澳洲三管齊下。
虛假信息傳播始於4月20日，也就是佩恩要求進行獨立審查的第二天。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北京否認佩恩的言論，並指控澳洲「附和某個國家跟風炒作」。
當天晚些時候，《環球時報》發表文章稱坎培拉「抄襲美國」呼籲調查，缺乏「獨立的外交政策」。隨後幾周更多類似的文章被發表。中共大使館官員和媒體評論員還將澳洲內政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對中共透明度的擔憂描述為「顯然接受來自華府的指示」。
所有這些都被澳洲媒體報道。至關重要的是，4月27日，成競業重申了「奉承者」的說法，指責坎培拉「與華盛頓勢力合作，發動針對中國（中共）的政治運動」。
湯森認為，將澳洲視為美國的附庸是中共最犀利的虛假信息手段。它針對的是澳洲的國內敏感問題，即澳洲作為美國盟友的外交政策獨立問題，從而破壞澳洲民眾對與美國利益重疊的政策支持。
中共的這種策略通過煽動不確定性來運作，因為沒有人能真正證明坎培拉沒有按照華盛頓的要求行事，普通澳洲人在國內媒體報道中看到中共的「奉承者」說法，或者在親北京評論員的迴應中，會感到無所適從。
湯森指出，中共善於利用一些事實來編造故事，並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他舉例說，在澳洲呼籲調查之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確說過，「將有一段時間來確定調查武漢發生了甚麼」。而達頓在呼籲透明度時也確實提到了美國國務院有關中共病毒傳播的評論。
但是這些事實根本談不上坎培拉聽從「華盛頓指示」的說法。相比之下，澳洲情報官員洩露他們懷疑特朗普政府有關中共病毒起源於中國實驗室的事實，這強烈顯示坎培拉並非依附於華盛頓。
在湯森看來，中共的另外兩種抹黑策略是指責澳洲將國際公共衛生問題政治化，並將中共描繪成受害者。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談到澳洲時說：「當前，疫情在全球擴散蔓延……在這樣的緊要關頭，出於政治目的無端質疑，橫加指責極其不負責任。」「任何對中國（中共）在疫情防控問題上透明度的質疑，既不符合事實，也是對中國人民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和犧牲的不尊重。」
湯森指出，這種典型的重複出現的虛假信息，在中共病毒對峙期間已經被中共媒體和官方聲明廣泛應用。這些令人誤解的話題加在一起，滲透了澳洲媒體，企圖讓人們對坎培拉的立場優勢產生懷疑。
抹黑升級成「戰狼」 經濟脅迫分裂民眾
湯森指出，中共敗壞他國名譽的策略屢見不鮮。同樣的抹黑也被用來攻擊坎培拉在南中國海、外國干涉立法、華為5G禁令以及新疆維吾爾族困境等問題的立場。但在中共病毒問題上，北京的手法有所不同，中共針對澳洲的造謠運動強度有所升級，達到中共外交的「戰狼」高度。
一方面是官方指控的直接性。除了「不負責任的言論」，「根深蒂固的偏見」和「冷戰思維」的一貫性指控之外，中共針對所謂坎培拉對華盛頓的默從進行了煽動性指責。這些包括，中共大使館激烈指責澳洲政要正在「與美國合作進行針對中國（中共）的宣傳戰爭」，「這暴露了前者的無知和偏執，以及他們聽從他人而缺乏獨立性」。
升級的另一個方面是中共大使成競業親自散佈虛假信息的方式。湯森寫道：「北京官方代表習慣就爭議問題傳播官方意見，但是他（成競業）關於澳洲角色的直接指控，包括『奉承華盛頓』，『誇大責備遊戲』，以及『採取政策以取悅某個國家』，都標誌著他極度利用中共大使館來影響澳洲國內的政治辯論。」
但湯森指出，這次中澳對峙中凸顯的最嚴重升級是成競業有關中國消費者抵制澳洲產品的威脅，以及北京隨後的政策跟進。成競業在接受澳洲媒體採訪時發出威脅，即如果澳洲繼續呼籲獨立調查，那麼澳洲的旅遊和教育收入將受到影響，澳洲的葡萄酒和牛肉出口也會受到影響。
在幾周內，中共禁止了從四個澳洲屠宰場出口的牛肉，並宣佈對澳洲大麥徵收80%的關稅。
湯森表示，這些威脅和經濟脅迫行為之所以令澳洲人震驚，原因有三點。首先，這些威脅是公然的。雖然中共曾不斷對坎培拉施加過壓力，但中共從未公開威脅過。其次，這些威脅經過調整確保了可信度，也就是說，中共可以通過法規、海關和其它干預措施來實現對澳洲旅遊業、教育界、葡萄酒和牛肉的威脅。
湯森指出，僅牛肉禁令就將使澳洲經濟損失約十億澳元。最後，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的方式，標誌著北京首次將經濟威脅與有針對性的虛假信息運動結合起來。在中澳對峙事件中，中共在實際升級戰略上使用了這些策略。
湯森還特別指出，中共大使館為了影響輿論，驚人地違反了外交協議，它們洩露了成競業與澳洲頂級外交官孫芳安（Frances Adamson）之間的私下對話版本。同時，中共的虛假信息代理人製造了否認、憤慨和反覆威脅的混合聲音。
湯森認為，這些混雜的信息和威脅的擴散似乎是為了實現北京的首要目標：在普通澳洲民眾中製造對經濟脅迫現實的疑惑，並將中澳緊張關係歸咎於坎培拉對中共病毒調查的呼籲。
中共形象大損 西方國家須聯合對抗
儘管如此，湯森認為現在判斷中共是否成功抹黑澳洲的政策，或攻擊美澳同盟還為時過早。一方面，北京毫無分寸的責罵和威脅已經損害了其在澳洲的公眾形象。中共通過在澳洲媒體傳播虛假信息，誘導澳洲民眾不斷猜測，但也因此暴露了中共要想強烈控制坎培拉的意願，並強勢地試圖影響澳洲的政策，這可能會加速澳洲公眾厭煩中共。
此外，由於大多數澳洲人認為對中共病毒進行獨立審查，是防範全球大流行病的合法、明智且正常的方式，因此澳洲政府的這項舉措很可能會得到公眾和兩黨的支持。
另一方面，湯森認為，無論中共狼戰式的戰術多麼笨拙，中澳對峙可能已經引起了澳洲民眾的關注，也同時讓民眾關注美澳聯盟。
那麼，澳洲和其它國家可以從中澳僵局中學到甚麼，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中共虛假信息和經濟脅迫呢？
湯森認為，迄今為止，澳洲最強大的防線是兩黨早期對坎培拉立場的支持。在澳洲外長佩恩要求進行調查的24小時內，在野黨的影子外長黃佩妮（Penny Wong）表示了支持，總理和反對派領導人也緊隨其後。這為抵制因中澳對峙而引起澳洲國內政治分化提供了保障。
湯森認為，如果坎培拉在呼籲調查之前能徵求更多志同道合的合作夥伴的支持，或許不會受到中共如此強勢的攻擊。他寫道：「這裏的教訓很明確：當志同道合的國家被分裂時，中共的脅迫效果最佳，因此各國政府應在採取立場之前先爭取進行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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