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30日，正在為競選紐約第25選區州眾議員一職收集連署簽名的趙靖桉，開始出現發燒、頭暈、乾咳、呼吸急促、劇烈頭痛、肌肉無力和疼痛等疑似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病癥，不過在取得病毒檢測試劑後，其競選團隊於5月1日下午宣佈，檢測結果呈陰性，目前趙靖桉在家隔離觀察，幾天後會再重新測試以檢查安全性。

作為紐約州參議院設立「中國日」的推手之一，趙靖桉受到中領館的鼓勵，此後，他繼續提出並試圖促進紐約州眾議會設立「中國日」。

「中國日」從表面上看，是州政府對在美華人貢獻的肯定，表面上看起來沒有甚麼異樣，但重點是這個議案沒有披露的運作過程，與中領館密切聯繫的組織在推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就像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給防疫帶來的極致挑戰一樣，一些隱藏的因素構成影響，卻不公開。

到底「中國日」的背後有甚麼故事？本文嘗試通過檢索已經公開的消息，梳理出一條脈絡。

全美首個「中國日」決議案前後

2019年6月18日，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總領事黃屏與一批華人聚集在紐約州參議院，觀看參議院投票通過一項決議，將2019年10月1日定為「中國日」。這是紐約州參議院首次決議「中國日」。

與世界其它國家的「國慶日」不同的是，10月1日不是中國「建國日」，而是中共「建政日」，因為該日期標誌著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極權統治——而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這天不僅香港民陣發起「沒有國慶，只有國殤」遊行，紐約、洛杉磯、華盛頓、多倫多、溫哥華、紐西蘭等多地華人也在當地中領館前進行「國殤日」國民哀悼活動，抗議中共竊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但「中國日」議案暢通無阻地在紐約州參議院獲得了通過。該決議強調了美中兩國之間特別是紐約州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決議指出：中國是紐約州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八大出口市場，雙邊貿易和投資為紐約州創造了數萬個就業機會。

提案人、皇后區第10區州參議員桑德斯（James Sanders Jr）告訴新華社記者，作為參院銀行業委員會主席，他了解中國對紐約經濟的重要性，尤其在中美貿易戰緊張的氣氛下，「我們正在拆除誤解的牆」。

代表洛克蘭郡和部份威切斯特郡的第38選區參議員卡魯其（David Carlucci）更直接地說，他們和中領館及其總領事黃屏「保持了很好的合作關係」，「如果總統認為貿易存在問題，那我們會確保這些問題在紐約州不存在。」

中領館網站大書特書這次活動，在2019年6月20日的文章中繪聲繪色地描繪了會場景象：決議案審議程序開始前，中領館總領事黃屏分別會見提案人桑德斯、卡魯其等人，感謝他們「發揮的作用」，亦鼓勵作為「中美之間天然橋樑」的華裔美國人「再接再厲」。

文章稱，「美方贊同黃屏所言並表示⋯⋯以『靜悄悄的外交』取代公開論戰，並在交流合作中拆除誤解的『牆』，這在當下緊張氣氛中尤為重要。」

2019年7月20日，中領館總領事黃屏在「慶功會」上說，民間交流為中美關係提供持久動力和豐富內涵，這是一個「成功範例」。桑德斯也表示，藉此機會，讓紐約成為與中國友好合作的「領跑者」。

親中僑團作為主推手

美華發展中心，以及一直和中領館有密切聯繫的美華總商會和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總會（簡稱：亞總會），這三者是「中國日」議案的民間推手。

美華發展中心（American Chinese Development Center）的創始人兼總裁是趙靖桉（Kenneth Chiu），他在最近的競選文宣中（將於6月23日民主黨初選挑戰皇后區貝賽州眾議員李羅莎[Nily Rozic]），列明他是全美及紐約州首個「中國日」議案作者/倡議人。他的中英文俱佳，且在2012年至2013年擔任州眾議員奧迪茲（Felix W. Ortiz）辦公室華裔助理，2016—18年任紐約州參議員傑西·咸美頓（Jesse Hamilton）特別助理。

在「慶功會」上，亞總會會長陳善莊告訴《僑報》，該會聯同美華總商會和美華發展中心，多年來合力推動紐約州通過「中國日」2013提案。2017年，該會組織紐約州政商訪華團，由紐約州眾議會副議長奧提茲（Felix W. Ortiz）帶隊，隨行包括時任紐約州參議員咸美頓執行助理的趙靖桉。根據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門戶網站，奧提茲說，自己1996年首次訪華，到2017年已是第25次到中國，對中國發展印象深刻。

2019年9月15日，亞總會組織的訪華團再次啟程，由桑德斯率隊，隨行人員包括前紐約州參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傑西·咸美頓（Jesse Hamilton）、參議員勒羅伊·科姆裏（Leroy Comrie）、羅克珊·佩索德（Roxanne Persaud），以及紐約州眾議員，伊涅茲·狄更斯（Inez Dickens）、艾·泰勒（Ai Taylor）、克萊德·瓦內爾（Clyde Vanel）、特裏梅因·賴特（Tremaine Wright），以及趙靖桉等人。該會的目標爭取下次在紐約州眾議院也通過「中國日」。

經過中共紅地毯的迎接，桑德斯在南京大學中美中心致詞說，此次的中國之行呈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創新開放」的中國，「完全不是美國媒體所描繪的那樣」。傑西·咸美頓（Jesse Hamilton）在2019年5月30日跟隨紐約布碌崙區政府「中國友城訪問團」參訪福州市鼓樓區時，脖子上戴著中方獻上的紅領巾（象徵中共紅旗一角），四處照相留影。

陳善莊均是美華總商會和亞總會的會長，他與中領館過從甚密，在此次疫情搶購口罩行動中似乎起了領頭作用。根據美國中文網2月4日報道，在全美口罩物資緊缺的情況下，亞總會從1月23日最早啟動口罩籌捐，幾天內動員16個組織，籌集到100萬隻口罩，共1000箱重5噸，然後在紐約中領館、中國僑聯的協助下認證口罩合規性，最後運到中國。

到5月1日，亞總會又開始反向操作，協助紐約中領館向紐約僑胞發放口罩、手套等防護物資，陳善莊表示，這批口罩由「中華海外聯誼會」（統戰機構）購買，委託中領館轉交。

亞總會的一些活動也顯示其明顯涉入統戰工作，例如與中共海外統戰組織「和統會」共同舉辦反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以及在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過境紐約時鬧場，舉辦十九大座談等。

胡佛研究報告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美中關係出現轉折性變化，從以往的封鎖到接觸再到「脫鉤」。美國2018年陸續出爐了幾個反中共紅色滲透的重要報告，標誌著中共在美國內部經營多年的各種統戰工作將趨向瓦解。

「在與中國交涉時，面對其亟欲最大限度增加影響力的意圖，地方機關（包含市府與州府）在美國所面臨的挑戰……無害締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胡佛研究所2018年底出爐的《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報告，對中美關係進行戰略性反思，從某種意義上說，宣告了長期主導美中友好關係的「擁抱熊貓派」與中共共舞的時代結束。

三十多名研究中國問題的頂級美國學者參與了該報告的撰寫，詳述中共對美國國會、州級與地方政府、僑界、大學、智囊、媒體、企業、科研等領域的影響滲透活動。在「州級與地方政府」章節，這份報告列舉了一個關於姐妹市協定的故事說明，因為大多數中國影響美國意見與實務界政策的嘗試影響，都發生在地方層級，也因為地方媒體、大學、公司及倡議機構常會涉入這些事情當中，不論知情或不知情，正如聯邦級的政治領導者一樣，地方上的政治領袖也需要了解中（共）國的目標與策略。

非公眾場合也可見到中共長臂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2月8日出席「全國州長協會」時敦促各州州長和地區官員，在與中共打交道時要保持「謹慎的心態」，稱北京正在利用美國的開放性，企圖破壞美國。他強調，美中競爭議題不是聯邦政府的事，而是全美各州、全社會都會遇到的挑戰，中共的做法是有計謀的，與中共合作時不能忽視它的行動和戰略意圖。

中共長臂有時會出現在非公眾場合。蓬佩奧宣讀了紐約中領館一名外交官今年1月寫給紐約州一位立法議員的一封信的部份內容，該信要求一名紐約州立法議員避諱台灣問題，不要實踐表達自由。蓬佩奧說，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再如去年8月，密西西比州前州長布萊恩特（Phil Bryant）收到侯斯頓中領館一位外交官的信，威脅他必須取消台灣行，否則將取消一項來自中國的投資。菲爾不予理會，還是去了台灣。

《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指出，中共對姊妹市關係締結的工作隸屬於「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CPAFFC），是中共統戰機構的一部份。該協會規定所有姐妹市協定都必須包含「一個中國」敘述，這意味著萬一地方官員試圖與台灣代表或其他被中共視為敵對勢力的人（例如達賴喇嘛）維持關係時，中共可能會抗議。

其次，為何中共會想與地方機關建立關係，尤其是在與聯邦政府關係緊張的期間，尤顯重要。因為對中共來說，所有交流都有其政治色彩，並可望帶來政治上的收穫，地方關係可以幫助中共獲得回到華盛頓的新拉力。


第三，美國地方官員需明白，將中國代表團帶到美國、促進中美之間專業互動的美國當地推動「交流」的公司，全仰賴中共的正式許可，並且得先獲得批准才能接待中國代表團，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他們也會受制於中共制定的規則、共產黨的統戰官僚體系以及統戰戰略措施。

第四，隨著美中關係日漸緊張，且北京也越加強勢地呼籲移民各國的中國人效忠「祖國」。美籍華人需要對這個複雜的互動體系有所了解。

美中每有衝突 地方親中派發揮作用

哈佛報告指出，美國聯邦體系給予地方政府相當大的權限，大體上能夠不顧華盛頓聯邦政府的整體安全策略考慮，而追求地方利益。由於免除了地緣戰略上的憂慮，曾經與中國形成商務與人民之間關係的州、郡、市級領導人，從1970年代初期起就已經是中美關係好轉的支柱，也形成了四十年來雙方關係的基礎。

記者查閱2018年12月刊出的一份「中美友好城市關係：地方網絡與準外交」的英文報告，其中也談到，儘管中國城市在開展國際商業合作方面獲得很大空間，但其政治背景、意識形態卻與美國不同。就是說，儘管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允許地方政府享有重大的政治自主權，但中國的城市外交被理解為民族國家利益和權力的延伸。

例如，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鎮壓為美中友好城市關係提供的案例顯示，當商業利益與規範框架發生衝突時會發生甚麼呢？大多數美國的美中友好城市的交流活動照常進行，沒有任何干擾。這和上述捷克布拉格市遭遇的中共報復案例形成了對比。

《胡佛報告》承認一整代學者對中國的誤判是出於認識問題。報告指出，在美中關係變得越加緊張之刻，中共也尋求透過（報告所揭示的）幾大管道，更強力操弄在美國社會中建立的影響力。因此，地方領導人也將被要求，與中共治下的中國形成交易關係時，必須更加重視美國的國家利益，對北京將美國當地的「中國利益」轉化為中國的影響力，必須有所警覺。

報告並提醒，隨著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惡化，中共可能會試圖利用行之有效的「分治」戰略，與更多州級及地方層級的官員培養新的關係。

中共商務統戰

在《胡佛報告》的企業章節，從三個角度檢視企業部門受到的影響。其中分析了一組分佈廣泛，聲稱是「地區商會」的統戰組織。

2005 年的「中國總商會」（CGCC）總部設於紐約，而在芝加哥、侯斯頓、洛杉磯與華盛頓特區都有辦事處，主席是中國銀行的在美總裁兼行政總裁許晨。

CGCC參與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聽證與接待中國商務部官員，也積極與美方政治與商業領袖打交道。除了《胡佛報告》所例舉的事項，更貼近紐約社區的例子是2017年9月19日，CGCC與時任紐約州參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傑西·咸美頓（Jesse Hamilton）舉行圓桌討論會，紐約中領館副總領事趙玉民出席會議並講話。

報告指出，與其它國家的做法不太一樣的是，中共也監管著這麼一個分佈廣泛的商會網絡，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該研究指出了31個在美運作，主要關注商業的組織，這些組織或者明顯涉入統戰工作，或者其簡介與活動顯示其高度涉入統戰工作。大部份的團體都集中在洛杉磯與紐約。

在這份分析中，至少有11個組織是在2016年或之後成立的，與中共在社會其它部門投射強化軟實力與海外影響活動的時間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自習近平在2012年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統戰部增加了4萬人，並增加了新的部門，他任內中國的外交支出也翻倍達到了每年95億美元。

「紐約應與中共脫鉤」

紐約州是美國遭遇中共病毒疫情危機最嚴重的州，紐約人是否能從這次災難中認識到這與中共密切接觸有關。

「站起來美國」（Stand Up America USA）瓦萊利（Paul Vallely）4月26日在英文《大紀元》上發表題為「紐約應與中國共產黨脫鉤」文章指出，過去40年來，紐約是受到中共滲透最嚴重的城市，為了抵抗中共，優先事項是開始清除中共對紐約的滲透。這不僅對紐約從疫情中恢復有極大的幫助，而且還將為美國其它地區樹立良好榜樣，帶領整個國家和西方國家走向復甦。

他們提出五點建議：華爾街必須停止資助中共；結束中共在時代廣場和媒體上的宣傳；高校必須停止與中共合作；終結中共對美國社區的滲透；結束紐約與中國共產黨首都北京的姊妹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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