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期發生一連串政治風波,從4.18警方大肆拘捕15位泛民人士;中聯辦在《基本法》22條上爭奪話語權,港府應對失措,一個晚上三易新聞稿最終「臣服」;到21日,中共港澳辦發文強勢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緊接著22日港府五高官依中共國務院任命大換血。一周之內香港局勢風雲突變,一國兩制恐遭中共侵蝕殆盡,長期關注香港局勢的中國問題專家、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人稱「夫子」)接受《珍言真語》節目主持人梁珍專訪,解析這些現象背後的深層因素,並鼓勵港人用內心的光明去戰勝黑暗。

以下是訪談內容。

香港高官大換班 受制於中共政策變化

記者:香港高官大撤換,你覺得和中國的政治形勢有何關係?

劉銳紹:近期很多的事件,拘捕15位泛民人士,基本法22條爭奪話語權,然後大換班,可能還會有很多事情出現,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如何去分析這些現象,我請大家調回頭來看一樣事情,就是去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共19大的四中全會,那時講了甚麼。那個會裏面很多篇幅是花在香港這裏的,精神就有一個,就是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四中全會裏講香港的問題,很多是猜謎遊戲。它講要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人事任命,取你命,我簡稱是人命制度;然後是匯報、述職制度,要國家安全。那時候港澳辦主任還沒有被燉冬菇(降職)的張曉明,他解讀四中全會時講到法律,他沒有點23條的名,但是他說,該立法的應立法,該廢除的要廢除,該補充的要補充,講的很直白,明顯的就是指23條。

張曉明這些講法,大家不妨拿來對照現任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他之前講到22條,講到基本法頒佈30周年,看回裏面的東西,和張曉明一模一樣。我為甚麼要提四中全會呢,裏面講的人事任命制度,如何健全,內涵是甚麼,大家不知道。但現在看回香港的情況,實際上是甚麼,就是當時四中全會的精神體現,香港突然間大換班。

北京太快搬龍門 林鄭力保愛將聶德權

劉銳紹:尤其是聶德權,他雖然是(香港)公務員出身,但是他現在的位置決定了他一定聽官方的話,他坐在這裏一定是屁股決定腦袋,不斷為中央服務,服從於港府現在的政策。

但是為甚麼他出事了,不是他不聽話,而是北京搬龍門搬得太快,所以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了。所以港府三易其稿,其實就是不斷地在揣摩它(中共)的精神。現在官場裏面,包括一些溫和泛民的,都同情聶德權。

為甚麼港府不全都炒了他,又讓他轉去公務員事務局。大家要注意這裏了,就是林鄭其實和聶德權是同一個軌跡出身的,聶德權是林鄭的愛將,林鄭對他現在的遭遇都同情的,兔死狐悲,不知道甚麼時候自己緊跟中央,突然間也中槍身亡。所以她在這個環節裏面,力保聶德權留在港府。因為如果炒了聶德權,整個系統一定士氣大降,替中共賣命,到最後中共自己搬龍門。這就應驗了中共的另外一句話,就是「上要立威,下要跪下;上要卸責,下要承責」,完全是這樣,皇帝說了甚麼,高官說甚麼,下面要跟著做了,聶德權完全是這種情況。

錯誤政令之下為官不做兩件事:不加碼、不出主意

記者:所以,現在是官場現形記。

劉銳紹:現了很久了,現了很久。我經常和很多官場裏面的朋友講,只要你不做兩樣事情,我就將你當做好人了。哪兩樣呢,第一你不要做加碼派。加碼派就是說,上面下了命令明知道是錯的,你加碼,80分的命令你用200分的力量去做,對不起這是你錯的,不能夠完全怪「精神」,是你患精神病。

第二樣事情你不要做的就是,上面有一個目標,但是它(中共)想不到如何落實,你就不要幫它(中共)出主意。23條裏面那個草稿如何想,如果是這樣,就是說你做了一個太監宦官。我說你不做這兩樣事情,我真的當你是朋友,最多我不當你是壞人。

其實這次高官大調動,是說明了國內的那個政治文化已經全面的,你說他河水也好,說他井水也好,其實已經是進一步在香港氾濫了,大家看到這個實質,就不需要對港府官員在維護兩制上面有些甚麼幻想了。

「六四」前跟隨中英會談  見證基本法前世今生

記者:是不是變相宣佈一國兩制已經玩完了。

劉銳紹:談到一國兩制,我算幸運的,我真的看著一國兩制的前世是如何誕生的。80年代最早期講一國兩制那時候,我是其中有關單位裏的一個採訪組的成員,80年代初中英會談的時候,調我到英國,我跟了整個中英會談,和中國官員和英國官員,包括當時訪問戴卓爾夫人,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Geoffrey Howe),以及其他的英國國會議員,包括今日今時的建制,我在英國主要就是跟這些。

然後起草基本法叫我去北京,我是看著一國兩制、以至基本法的前世。我86年到89年在北京,即是經歷了基本法的大部份的起草過程,85年開始,到「六四」之後90年就推出的,但是大部份的工作是在「六四」之前做的,經歷了「六四」,我就回到香港了。整個過程我看到,就是現在北京是按現實的政治需要來解讀那時候鄧小平為一國兩制、為基本法創造的前世,現在變成了半死不生的那個今生。

現在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我粗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就是1997到2003,真的是無為而治讓香港享受很寬鬆的兩制,因為那時候要給台灣作示範作用。另外當時國內的形式,還不是這麼強,尤其是經濟,它(中共)要向海外顯示改革開放,那時候鄧小平等等的人是真心的想和世界融合,然後抓著世界的車邊儘快使中共國強大。

當時所謂霸王的心態不是那麼強,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香港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之後,03年的年底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曾慶紅為組長。接著04年,喬曉陽來香港已經講了七個改變了,只不過當時的香港人不理他,「一國先於兩制」。後來張德江講「一國高於兩制」,是來自04年的解讀,愛國者治港,即港人治港,叫做愛國者的港人才可以治港。這個「高度自治」,當時喬曉陽說不是「絕對自治」,後來張德江說不是「完全自治」,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改變的。

從2003年到2014年這段時間,慢慢地改變。到2014年是質變的了,2014年第一次提出對香港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是這個釋法,即是「831」規定,人大斷了香港未來的選舉,由那時候開始,接著就是「雨傘運動」了,那之後基本上就全面收緊了。

香港正在經歷偉大的年代  港人棒接棒走到終點

劉銳紹:看回這個軌跡,看看今天,今天的港府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的意志、沒有能力去平衡一國和兩制的了,全部停頓下來了。未來的路我覺得還會越來越困難的,但是大家不要放棄,不要灰心。

我不知以後會怎樣,但是我很平和地覺得我們現在在香港,其實是經歷一個很偉大的年代,就是數千年的封建皇朝的管治模式和意識,還有包括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在內的現代文明在香港碰撞。我用文學的語言來表達,這個就是一個殭屍發生核裂變,吸收了資本主義的氧氣,有能量了,接著殭屍復活了,還有太監宦官也復活了,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劫了。這個劫香港人正在經歷著。但人類會給殭屍弄死嗎?

我完全不會低估我們正在經歷的困難,只不過我們面對這個困難的時候,我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求其他人,我要求自己參加一場多棒接力賽。這個多棒接力賽,我不知道有多少棒才能走到最後到終點,衝線了,有民主了,我不知道甚麼時候,但我的重點是在於我走好我這一棒,就能交給下一棒,大家有這樣一個理念,就可以變成輕裝前進了。

積極樂觀冷靜沉著 以光明戰勝黑暗

劉銳紹:所以看到香港這樣的環境,大家不需要太擔心,因為一塊肥豬肉裏面有些細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那我們就儘量去先消滅那些細菌啊,儘量去保護肉的新鮮,所以大家要有一個積極樂觀的心態。

記者:現在新換的那些官員相比之前的那些被換下的官員,是不是會更加符和中共的意旨去辦事呢?

劉銳紹:我覺得這是個現實。但我覺得很簡單,如果他是黑箱作業的,我用我最透明的那點去戰勝他的黑暗,就這麼簡單。所以我覺得大家心裏不要有太大的恐懼感。

記者:香港現在所面臨的情況,您覺得現在到了甚麼階段,我們應該樂觀或用甚麼樣的態度去對待?

劉銳紹:我會說在短期內我不會盲目樂觀,但長期來說我一定不會盲目悲觀,在戰略上來說我一定是積極樂觀,在戰術上來說那就一定要冷靜沉著。到這種情況,我覺得大家不妨可從三點去做,這是我的新三民主義,首先拓展民智,就會分辨現在官方所做的事情對還是不對;第二壯大民氣,就是大家平起平坐,不需要跪下來的;第三就是提高民技,提高老百姓回應官方政策的技巧。拓展民智,壯大民氣,提高民技。

只要知道這樣,我們完全就是合情、合理、合法,還一個就是合策,合符策略。我以前把合情合理合法通俗起來就是三合會精神,有的人講共產黨像黑社會一樣,我總說,你有黑社會精神,我有三合會精神。

記者:到底中聯辦是不是按照基本法22條來設立的機構?

劉銳紹:如果你在那個法律條文上跟它(中共)去糾纏,那一定是中它的招,因為它有解釋權,到最後它動用人大。那現在中聯辦是強奪了全國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的,它(中共)說強奪又怎麼樣,它(中共)那個質是沒變的。一般來說我們很多人都會從法律條文去跟他們講的,講吧,越拗越明嘛,但越講越改變不了現實,但老百姓明白呀,這就符合我剛才所講的拓展民智。到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找關鍵點,找要害點,那要害點就是它連全國人大的話語權都搶奪去了,那它還說甚麼依法治國?把焦點放在這的時候,中聯辦說甚麼都沒說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