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期發生一連串政治風波，從4.18警方大肆拘捕15位泛民人士；中聯辦在《基本法》22條上爭奪話語權，港府應對失措，一個晚上三易新聞稿最終「臣服」；到21日，中共港澳辦發文強勢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緊接著22日港府五高官依中共國務院任命大換血。一周之內香港局勢風雲突變，一國兩制恐遭中共侵蝕殆盡，長期關注香港局勢的中國問題專家、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人稱「夫子」）接受《珍言真語》節目主持人梁珍專訪，解析這些現象背後的深層因素，並鼓勵港人用內心的光明去戰勝黑暗。
以下是訪談內容。
香港高官大換班 受制於中共政策變化
記者：香港高官大撤換，你覺得和中國的政治形勢有何關係？
劉銳紹：近期很多的事件，拘捕15位泛民人士，基本法22條爭奪話語權，然後大換班，可能還會有很多事情出現，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如何去分析這些現象，我請大家調回頭來看一樣事情，就是去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共19大的四中全會，那時講了甚麼。那個會裏面很多篇幅是花在香港這裏的，精神就有一個，就是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四中全會裏講香港的問題，很多是猜謎遊戲。它講要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人事任命，取你命，我簡稱是人命制度；然後是匯報、述職制度，要國家安全。那時候港澳辦主任還沒有被燉冬菇（降職）的張曉明，他解讀四中全會時講到法律，他沒有點23條的名，但是他說，該立法的應立法，該廢除的要廢除，該補充的要補充，講的很直白，明顯的就是指23條。
張曉明這些講法，大家不妨拿來對照現任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他之前講到22條，講到基本法頒佈30周年，看回裏面的東西，和張曉明一模一樣。我為甚麼要提四中全會呢，裏面講的人事任命制度，如何健全，內涵是甚麼，大家不知道。但現在看回香港的情況，實際上是甚麼，就是當時四中全會的精神體現，香港突然間大換班。
北京太快搬龍門 林鄭力保愛將聶德權
劉銳紹：尤其是聶德權，他雖然是（香港）公務員出身，但是他現在的位置決定了他一定聽官方的話，他坐在這裏一定是屁股決定腦袋，不斷為中央服務，服從於港府現在的政策。
但是為甚麼他出事了，不是他不聽話，而是北京搬龍門搬得太快，所以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了。所以港府三易其稿，其實就是不斷地在揣摩它（中共）的精神。現在官場裏面，包括一些溫和泛民的，都同情聶德權。
為甚麼港府不全都炒了他，又讓他轉去公務員事務局。大家要注意這裏了，就是林鄭其實和聶德權是同一個軌跡出身的，聶德權是林鄭的愛將，林鄭對他現在的遭遇都同情的，兔死狐悲，不知道甚麼時候自己緊跟中央，突然間也中槍身亡。所以她在這個環節裏面，力保聶德權留在港府。因為如果炒了聶德權，整個系統一定士氣大降，替中共賣命，到最後中共自己搬龍門。這就應驗了中共的另外一句話，就是「上要立威，下要跪下；上要卸責，下要承責」，完全是這樣，皇帝說了甚麼，高官說甚麼，下面要跟著做了，聶德權完全是這種情況。
錯誤政令之下為官不做兩件事：不加碼、不出主意
記者：所以，現在是官場現形記。
劉銳紹：現了很久了，現了很久。我經常和很多官場裏面的朋友講，只要你不做兩樣事情，我就將你當做好人了。哪兩樣呢，第一你不要做加碼派。加碼派就是說，上面下了命令明知道是錯的，你加碼，80分的命令你用200分的力量去做，對不起這是你錯的，不能夠完全怪「精神」，是你患精神病。
第二樣事情你不要做的就是，上面有一個目標，但是它（中共）想不到如何落實，你就不要幫它（中共）出主意。23條裏面那個草稿如何想，如果是這樣，就是說你做了一個太監宦官。我說你不做這兩樣事情，我真的當你是朋友，最多我不當你是壞人。
其實這次高官大調動，是說明了國內的那個政治文化已經全面的，你說他河水也好，說他井水也好，其實已經是進一步在香港氾濫了，大家看到這個實質，就不需要對港府官員在維護兩制上面有些甚麼幻想了。
「六四」前跟隨中英會談 見證基本法前世今生
記者：是不是變相宣佈一國兩制已經玩完了。
劉銳紹：談到一國兩制，我算幸運的，我真的看著一國兩制的前世是如何誕生的。80年代最早期講一國兩制那時候，我是其中有關單位裏的一個採訪組的成員，80年代初中英會談的時候，調我到英國，我跟了整個中英會談，和中國官員和英國官員，包括當時訪問戴卓爾夫人，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Geoffrey Howe），以及其他的英國國會議員，包括今日今時的建制，我在英國主要就是跟這些。
然後起草基本法叫我去北京，我是看著一國兩制、以至基本法的前世。我86年到89年在北京，即是經歷了基本法的大部份的起草過程，85年開始，到「六四」之後90年就推出的，但是大部份的工作是在「六四」之前做的，經歷了「六四」，我就回到香港了。整個過程我看到，就是現在北京是按現實的政治需要來解讀那時候鄧小平為一國兩制、為基本法創造的前世，現在變成了半死不生的那個今生。
現在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我粗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就是1997到2003，真的是無為而治讓香港享受很寬鬆的兩制，因為那時候要給台灣作示範作用。另外當時國內的形式，還不是這麼強，尤其是經濟，它（中共）要向海外顯示改革開放，那時候鄧小平等等的人是真心的想和世界融合，然後抓著世界的車邊儘快使中共國強大。
當時所謂霸王的心態不是那麼強，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香港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之後，03年的年底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曾慶紅為組長。接著04年，喬曉陽來香港已經講了七個改變了，只不過當時的香港人不理他，「一國先於兩制」。後來張德江講「一國高於兩制」，是來自04年的解讀，愛國者治港，即港人治港，叫做愛國者的港人才可以治港。這個「高度自治」，當時喬曉陽說不是「絕對自治」，後來張德江說不是「完全自治」，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改變的。
從2003年到2014年這段時間，慢慢地改變。到2014年是質變的了，2014年第一次提出對香港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是這個釋法，即是「831」規定，人大斷了香港未來的選舉，由那時候開始，接著就是「雨傘運動」了，那之後基本上就全面收緊了。
香港正在經歷偉大的年代 港人棒接棒走到終點
劉銳紹：看回這個軌跡，看看今天，今天的港府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的意志、沒有能力去平衡一國和兩制的了，全部停頓下來了。未來的路我覺得還會越來越困難的，但是大家不要放棄，不要灰心。
我不知以後會怎樣，但是我很平和地覺得我們現在在香港，其實是經歷一個很偉大的年代，就是數千年的封建皇朝的管治模式和意識，還有包括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在內的現代文明在香港碰撞。我用文學的語言來表達，這個就是一個殭屍發生核裂變，吸收了資本主義的氧氣，有能量了，接著殭屍復活了，還有太監宦官也復活了，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劫了。這個劫香港人正在經歷著。但人類會給殭屍弄死嗎？
我完全不會低估我們正在經歷的困難，只不過我們面對這個困難的時候，我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求其他人，我要求自己參加一場多棒接力賽。這個多棒接力賽，我不知道有多少棒才能走到最後到終點，衝線了，有民主了，我不知道甚麼時候，但我的重點是在於我走好我這一棒，就能交給下一棒，大家有這樣一個理念，就可以變成輕裝前進了。
積極樂觀冷靜沉著 以光明戰勝黑暗
劉銳紹：所以看到香港這樣的環境，大家不需要太擔心，因為一塊肥豬肉裏面有些細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那我們就儘量去先消滅那些細菌啊，儘量去保護肉的新鮮，所以大家要有一個積極樂觀的心態。
記者：現在新換的那些官員相比之前的那些被換下的官員，是不是會更加符和中共的意旨去辦事呢？
劉銳紹：我覺得這是個現實。但我覺得很簡單，如果他是黑箱作業的，我用我最透明的那點去戰勝他的黑暗，就這麼簡單。所以我覺得大家心裏不要有太大的恐懼感。
記者：香港現在所面臨的情況，您覺得現在到了甚麼階段，我們應該樂觀或用甚麼樣的態度去對待？
劉銳紹：我會說在短期內我不會盲目樂觀，但長期來說我一定不會盲目悲觀，在戰略上來說我一定是積極樂觀，在戰術上來說那就一定要冷靜沉著。到這種情況，我覺得大家不妨可從三點去做，這是我的新三民主義，首先拓展民智，就會分辨現在官方所做的事情對還是不對；第二壯大民氣，就是大家平起平坐，不需要跪下來的；第三就是提高民技，提高老百姓回應官方政策的技巧。拓展民智，壯大民氣，提高民技。
只要知道這樣，我們完全就是合情、合理、合法，還一個就是合策，合符策略。我以前把合情合理合法通俗起來就是三合會精神，有的人講共產黨像黑社會一樣，我總說，你有黑社會精神，我有三合會精神。
記者：到底中聯辦是不是按照基本法22條來設立的機構？
劉銳紹：如果你在那個法律條文上跟它（中共）去糾纏，那一定是中它的招，因為它有解釋權，到最後它動用人大。那現在中聯辦是強奪了全國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的，它（中共）說強奪又怎麼樣，它（中共）那個質是沒變的。一般來說我們很多人都會從法律條文去跟他們講的，講吧，越拗越明嘛，但越講越改變不了現實，但老百姓明白呀，這就符合我剛才所講的拓展民智。到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找關鍵點，找要害點，那要害點就是它連全國人大的話語權都搶奪去了，那它還說甚麼依法治國？把焦點放在這的時候，中聯辦說甚麼都沒說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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