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過去了，「四·二五」中南海和平上訪，沒有因為時間的增長而被稀釋，當天，幾萬名法輪功學員的浩然正氣，在宇宙中歷久彌新。
真相的力量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一個晴朗的清晨，我如往常一樣早上五點五十五分到清華小樹林法輪功煉功點，當我聽到：何祚庥在天津一家雜誌上給法輪功造謠，學員請該雜誌更正錯誤，結果幾十位天津法輪功學員被警察非法毆打和關押。我決定上訪，請朱鎔基總理出面阻止壞人的惡行。我與另外幾位清華學生騎上單車直奔中南海信訪辦。路上，兩個小時的行程，我腦中出現一九九六年光明日報誹謗法輪功事件、一九九七年北京青年報誹謗法輪功、一九九八年北京電視台給法輪功造謠、一九九八年清華大學對法輪功開始諸多限制（甚至要求不讓放音樂和掛橫幅）。因為我們是修煉真善忍的，我們必須要讓人知道真相，讓人不要跟隨壞人做壞事，每次，我們都帶著各種證明資料（有的帶醫院的病曆本、有的帶CT掃瞄圖像、有的帶科學證明資料、法輪功傳單和書籍）去向相關部門講真相糾正錯誤。我那時想為甚麼總有壞人不斷不斷肇事挑起事端，這次一定要讓朱鎔基總理（也是我的清華校友）知道，讓他出面阻止壞人的惡行。
早上八點，我們到達中南海，我們看到許多條路的人行道上已經有很多人靜靜地站著，一看他們都非常樸實、個個慈眉善目、面色紅潤，就知道他們是法輪功學員。我們鎖好單車後，逕直走向中南海府右街的西華門。幾個警察過來，叫我們站在路邊的人行道上，不要集中在一起。由於來自不同地方，周圍許多學員都不認識，我們也不聊天，每個人都默默的學法背法。
後來，西華門有人走出來，大家鼓掌，由於我站得遠、看不清，那是朱鎔基總理出來見學員，並帶三位學員代表進入中南海，其中有我認識的北大法輪功學員孔維京女士。接近中午，我遇到從中南海出來的孔女士，得知她向朱鎔基總理反映了我們的情況和向信訪局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儘快釋放法輪功學員；二是允許出版法輪功書籍；三是希望有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
由於學員們沒有得到明確答覆，我們繼續安靜的等待著。下午三點多，我見周圍不遠處有一位老太太坐在牆邊，還沒有吃飯喝水，我就問她：「您需要麵包和水嗎？」她緩慢而客氣地說：「謝謝，我不要，我怕用後麻煩大家領我上廁所。」我眼淚唰的一下，就掉下來了。我說：「沒關係，我會讓人帶您去廁所的。」她非常客氣地說：「謝謝，不用了，不用了。」沒多久，清華的王久春教授過來，認出這位老太太是清華一位老教師的母親，已經八十多歲了。後來天色漸晚，王久春教授就讓人打的士將老太太送回家以免她的家人擔心。多麼好的老太太呀！她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證明自己是法輪大法的受益者，同時，也從大法中修出了能為別人著想。
後來法輪功研究會的人員李昌等五人，在下午也進了中南海進行對話。晚上，九點多，我們得知朱鎔基總理將會妥善處理天津警察非法抓捕學員的事件，我們收拾好周圍的垃圾（包括警察扔在路上的煙頭），然後各回各家。法輪功學員們在二十分鐘內全部散去。
法輪功學員的正行，使經歷過中共反右迫害的朱鎔基總理，感受到法輪功學員的誠意和合理請求。法輪功學員的正行和朱鎔基總理的處理，使得「四‧二五」和平落幕，贏得海外媒體一片讚譽之聲。
緬懷在中共殘酷迫害中離世的清華同修
雖然「四‧二五」和平落幕，但時任中共黨魁的江澤民卻跳了出來，不顧其他政治局六個常委的反對，一意孤行決定鎮壓法輪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團開始鎮壓法輪功。中共嗜血專制機器，碾軋無數善良無辜的法輪功學員，成為當今最大的人權災難，尤其以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最令人髮指。
我的導師高春滿教授，他是帶我修煉法輪功的領路人。我們每天都看法輪功師父的講法錄像或聽錄音，我們一起洪法，建煉功點。高教授承擔了俄文翻譯的工作，他將《中國法輪功》翻譯成俄文版，在《轉法輪》翻譯中也發揮了作用。高教授在俄羅斯法輪功學員中的影響較大，他是清華大學著名教授，同時因為參與二零零二年三月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首屆世界未來科學與文化大會籌委會，並發表文章《未來的教育工程》，讓中共江氏集團視為眼中釘。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三日，是法輪大法日，江澤民和曾慶紅則脅迫俄國政府特意在這一天強行綁架和遣返具有聯合國難民身份的高教授的惡性事件。在國內，中共給高教授製造了很多麻煩，他不能與親人住在一起，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在一次中風後難以恢復，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日離世。
在清華同修中最早被迫害離世的是袁江，在一九九四年，我們每天清晨煉功，傍晚都在清華工字廳（校長辦公室所在地）看師父的講法錄像，聽師父的講法錄音。一九九五年七月他從清華大學電子系畢業，到蘭州市電信局工作。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在清華大學法輪功輔導站站長王久春教授家，見到從蘭州趕來北京上訪的袁江，沒想到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他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被非法拘捕，遭到甘肅省公安廳公安長達一個多月的酷刑折磨，據知情人透露，當時光刑具就拉了兩車。袁江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離世，年僅二十九歲。
清華大學化工系的校友柳志梅，一九九七年十七歲時，曾以成績被保送清華大學。最早見到她是在一九九七年新生入學時，我們很多法輪功學員，通過發傳單介紹法輪功，那時，她和另一位女生非常有興趣加入。可是，這個曾經風華正茂、遠近聞名的清華學子，因修煉法輪功，飽經中共各級人員的迫害，被非法判刑十二年，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摧殘。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臨出獄前，她遭到獄方注射毒針，回家的第三天時，藥力開始發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早上，柳志梅的屍體在家鄉鄰村西中荊村的井裏被發現，面部呈紫色，頭部有傷，只穿了一件單薄的內衣和毛衫。柳志梅離開了人世。
我本人受迫害經歷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我曾兩次去上訪為法輪功說公道話，兩次被警方抓走，兩次都被清華大學接回。當時，因為我被列入「六一零」辦公室李嵐清親自要抓的清華法輪功典型，了解並愛護我的校領導和老師，不忍心我遭難，勸我趕緊出國。那時，我已於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獲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獎學金，當時正在辦理出國留學手續，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九日拿到英國的簽證後，立即飛往英國開始留學生涯。這一走，至今已離開中國二十一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的護照到期，五月十一日，我到倫敦中共駐英國大使館辦理延期或換新護照手續。結果是中共大使館一直不給我辦理護照延期或更換。沒有護照，給我的生活、工作帶來極大不便。每次搬家，去警察局更換地址，我都要多花很多時間。每次在英國延長簽證，也要等待很長時間，我不得不附加許多英國議員對我沒有護照的關注、支持材料。每次英國政府都會發給我一張蓋有簽證章的紙，但這樣的簽證不能作為出國憑證，因此，我沒法出國旅行，無法參加相關課題研究的國際會議，在找工作和辦理銀行業務時，也非常麻煩。從二零零四年五月起，我成為無國籍人士，長達七年之久，直到二零一一年，我加入英國國籍。
我出國前，母親和弟弟都修煉法輪功，中共迫害開始後，弟弟多次被抓被關，警察二十四小時監控，母親失去了正常修煉的環境，舊病添新疾，加上天天思念我，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九日離世。因擔心我趕回國被抓，家裏人都不敢告訴我，直到母親下葬後，弟弟才把這個消息告訴我。中共的迫害使我不能在母親痛苦的最後日子裏盡孝。
中共國安還找到我的姐姐，讓她勸我別參與法輪功，姐姐的回答是：「這個我可做不到，那麼遠又這麼久沒見面，他怎能聽我的呢？」
回首「四·二五」
回首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這一天，中國的法輪大法弟子們的浩然正氣在人類歷史上立下了永恆的道德豐碑。在之後的二十一年裏，大法弟子們秉持真善忍原則，面對中共江氏集團的殘酷迫害，屹立不倒，以大善大忍的胸懷，向世人講清法輪大法的真相，喚醒世人良知。二十一年裏，很多大法弟子在中共江氏集團的殘酷迫害中失去生命、被活摘器官、妻離子散、失去工作、流離失所。但，我相信：還世間公道不會久遠，一切邪惡將無處遁形。#
（註：謝衛國教授曾獲清華大學特等獎學金，清華萬字號學生，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清華校報《新清華》首頁清華人物。二零零三年獲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現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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