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絡流傳一份329人的死亡名單。這份據稱是在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因公殉職」人員的名單。不過他們的死亡原因，引發外界的議論。
截至3月17日，這份名單有329人，從職業上看包括公務員、村幹部、警察、醫生、護士。其中中共黨員身份死亡的有（217人）。
在疫情之下，這些人的死亡原因大多標註「過勞病逝」。《大紀元》記者統計了一下，有249人因「過勞病逝」，因「肺炎」死亡有25人，車禍死亡有37人，其它意外死亡（墜馬、被殺害、酒店坍塌、意外大風等）有18人。
對於這份死亡名單，網民議論紛紛。大多網民質疑，這麼多人真的「過勞死嗎？」
網民「Jason V Lee 」:「都是因為過勞死亡，沒有一個是因為冠狀病毒而死的！」
@Lee007Jason：「用死因控制住了疫情，實在是高！」
Descartes：「所有人都閉門不出，還有死於車禍的。」
Mocha：「黨員是高危職業了。」
Huang：「只能過勞死。」
yamamoto：「過勞死可以評先進呀，新冠病毒又不算工傷。」
@Mn03d：「他們其實很蠢，過勞死那麼多人，證明感染人太多，而且都不好治療。」
WJZ959：「不太可能是過勞累死的，村書記和村幹部公務員都是拿錢不幹活的，基本不可能勞累致死。」
Lucia：「找規律：只要是黨員，右邊就必須寫過勞病逝，除非是真的死於意外事故。」
橘子愛吃果凍：「想問一下，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車禍呢？」
外界注意到，這份名單中因「肺炎」死亡的民眾，據報道，全部是死於中共肺炎。
在這份名單中的42號的武漢醫生李文亮，死亡原因是「肺炎」，但他的真正死因是中共肺炎。
今年1月初李文亮等8名武漢的醫生因在網絡披露疫情遭到中共當局誣指「造謠」。2月6日晚上，李文亮去世。他的死亡觸發大陸民眾巨大憤怒情緒，要求言論自由的呼聲此起彼落。
23號的何輝，據大陸媒體報道，54歲的何輝是武漢本地人，他曾是一家醫護人員志願者車隊成員，義務接送醫護人員下班。但他不幸染中共肺炎，於2月3日下午去世。
110號的湖北武昌醫院護士柳帆，她於2月14日因中共肺炎去世。16日，大陸媒體報道湖北電影製片廠導演常凱一家四口染中共肺炎相繼去世的消息。財新網證實，常凱與武昌醫院護士柳帆為姐弟關係，姐弟倆同一天去世。
常凱生前曾寫下遺書，指父親染中共肺炎，自己「位卑言輕」無法找到床位，轉回家中照顧。但三天後父親離世，母親隨後也染中共肺炎去世。
314號的湖北天門市中醫醫院羅軒於1月30日染中共肺炎去世。3月9日，一則題為《誤診、沒有床位、一家五口被感染|湖北女醫生羅軒的生前身後》的自媒體文章透露：羅軒去世前後，她的父母、公婆先後發病，一家五口確診。羅軒是全國最早一批因公殉職的醫務人員之一。
但「羅軒離開這個世界38天了，她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對外的病故醫務人員統計名單中。關於羅軒的微博只有2條，其中一條沒提到她名字，且誤以為她是護士。」
此外，100號的湖北省鄂州市中醫醫院前院長許德甫、124號的武昌醫院院長劉智明、152號的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外科醫生肖俊、167號的協和江北醫院（蔡甸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醫生夏思思、172號的海南瓊中醫生杜顯聖、173號的湖北孝感市中心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黃文軍、221號的武漢中心醫院江學慶、239號的武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副主任邱飆、240號的湖北武漢市洪山區廣八路王兵診所主治醫生王兵、254號的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主任醫師梅仲明、274號的武漢市急救中心科員鄧林、275號的湖北省長江航運總醫院技師阮惠芳、276號的武漢市礄口區寶豐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師張抗美、277號的荊門市京山仁和醫院主治醫師陳清山、278號的武漢科技大學附屬天祐醫院技術工周宗德、279號的武漢亞心總醫院主任醫師梁武東、291號的武漢一家私人診所醫生廖慶緒、296號的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朱和平均因中共肺炎去世。
193號武漢市公安局江漢分局常青街派出所二級警長潘志清（2月8日去世）、199號的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檢察院副調研員、一級警督熊成偉（2月25日去世）也是死於中共肺炎。
陸媒此前報道，疫情發生以來，截至2月25日17時，湖北公安機關已有293名警察、111名輔警確診感染，4名在職警察染疫去世。
日前，有知情人向新唐人提供了一份「死亡名單」，在這份官方制定的名單中，僅在一頁紙上就統計有65人死亡，大多是在疫情一線的中共黨員和警察。死亡原因也多寫著「過勞突發疾病」。
知情人表示，該名單是截至2月10日參與防疫人員的部份死亡名單。但實際上他們極有可能都是感染了中共肺炎死亡，卻不被計入中共肺炎死亡名單，這是中共官方一貫造假的手法。
由於中共隱瞞疫情，去年12月初爆發中共肺炎後，疫情向世界擴散。如今中共病毒已席捲一百多個國家，造成了全球性的災難。
據報道，在中共肺炎從最初發現病例、蔓延、大爆發的前後過程中，湖北省、武漢市主政官員、中共衛健委、疾控中心、中央，都存在太多疏漏和失職，以至於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多位武漢醫生透露，疫情爆發初期，中共官方有兩套診斷標準來確診，導致很多感染者未納入統計數字。有醫生上報病例太多還遭到批評。
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趙士林曾上書中共高層。他痛批湖北、武漢兩級黨政負責人在已經清楚了解疫情凶險的情況下，仍在欺瞞公眾，誤導輿論，打壓專業人士對真相的披露，一味等待和依靠上級指示，絲毫不講變通，未能主動緊急採取必要防控措施，從而導致疫情兇猛擴散，釀成國難。
他還說，「我們人為地錯過了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從而導致疫情兇猛擴散。不能不冒昧地指出，發生這樣一種全局性的體制性的危機，湖北省、武漢市領導都有責任，但主要責任在中央。人為決策失誤和體制根本弊端導致本來可以遏制於萌芽中的疫情兇猛擴散，釀成國難，禍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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