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2019中共病毒(俗稱新冠病毒、武漢病毒)這場疫情中,疾控中心傳染病直報系統與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這2個在SARS之後重金打造的項目,無法置身事外,尤其武漢P4實驗室更是身陷風暴眼。

在2019年2月25日國家衛健委召開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時任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我們現在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傳染病疫情網絡直報系統。同年3月4日兩會期間,高福在接受金羊網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不會再出現當年的「SARS類似事件」。

在2015年1月31日武漢P4實驗室舉行竣工揭牌儀式的報道中,時任疾防控中心主任高福說:武漢P4實驗室的正式運行,顯示我國國家安全又一「護衛艦」的「遠航」,堪比我國「兩彈一星」於我國之戰略部署,必將推動相關產業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

而事實上,去年下半年,全國31個省區市疾控中心參加了衛健委舉辦、疾控中心協辦的「2019年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誰料12月底就出現不明原因肺炎。

隨著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加劇,媒體開始關注報道疾控中心的直報系統失靈問題,因這套系統對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監測、報告的重點。《經濟觀察網》2月3日刊登「SARS之後國家重金打造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為何並未及時啟動」一文結語──在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到達武漢以後至1月20日疫情防控緊急升級的這20天裏,究竟發生了甚麼: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給出了怎樣的疫情研判?又給出了怎樣的疫情防控指導意見?

而「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源頭」各界各種質疑不斷,在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石正麗2015年論文被浮水面後,也把武漢P4實驗室推向了輿論的中心。

武漢P4實驗室是中科院在SARS後催生的。《中國科學報》2018年1月8日專題報道「記中科院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建設和研究團隊」提到,2003年2月,時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胡志紅接到在武漢建設P4實驗室的任務。2003年3月25日,武漢病毒所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關於建立P3 和P4實驗室的請示」報告。2003年5月3日,中科院召開院長辦公會,討論P4實驗室建設可行性報告,中科院黨組高度肯定,並表示全力支持實驗室建設。

再看同期官方相關要聞,2003年5月6日「中科院影片會議應急系統」正式啟動,時任中科院副院長江綿恆在上海藥物所會場聽取了匯報,該系統是針對目前中科院有關研究單位進行SARS病毒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在北京、上海、武漢三地間開通的。即首先建立的是北京、上海、武漢三地間的應急影片會議系統。

2003年04月29日「防治非典藥物攻關科研進展」新聞,受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委託,中科院副院長江綿恆抵達上海,聽取上海科研人員有關非典型肺炎科研攻關的進展情況。

綜觀2003年SARS期間江綿恆的報道,充份反映出了朝野盛傳的路甬祥「本是紅花甘扮綠葉」,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向來讓權江綿恆頻頻指導中科院全院工作,人事安排等。海內外分析普遍指出,江綿恆在中科院系統多有「人脈」。

就近舉例,現任中科院武漢分院院長、P4實驗室主任袁志明,2003年當時負責籌建P4實驗室。目前執掌疾病系統的高福,是SARS後中科院直接從國外公開招聘的研究所所長之一,2004 年3月高福回國就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長。中科院系統諸如二人者眾,即在江綿恆中科院時期任要職,並長期共事。

還有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王延軼、舒紅兵夫妻檔,在這次疫情中遭網友諷為「夫妻肺騙」,舒紅兵被曝是江綿恆馬仔,而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則備受質疑這次中共病毒源頭是該實驗室人工合成的病毒。

目前公推深入淺出的一篇科普文章,是旅歐病毒學專家、瑞士SunRegen Healthcare AG首席科學家董宇紅接受新唐人電視台專訪,以及在大紀元網站發表《病毒探源: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科學難題》指出:中共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的病毒學特徵,自然發生機率非常罕見。

中共病毒若確實人造,而武漢P4實驗室主任袁志明曾對「確保實驗室裏的病原不會洩漏」有個形象的說法:「裏面的東西不能出來,只有外面的東西有可能進去,就像一個密封的盒子。」那麼要追問的,洩毒的是誰?為何要洩毒?果真如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內鬥,中國人命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