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維穩助長肺炎病毒蔓延

雖然現在還是過年期間，但是全球華人的焦點都掛心在武漢肺炎（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上。

疫情進展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在大年初一進入湖北省，街上幾乎沒有人煙，宛若空城。

湖北多個城市鄉鎮也紛紛啟動「封城、封村、封路」模式，不讓外來人員進入本地，不讓民眾拜訪親友，避免病毒擴散。

不過，武漢的各大醫院依然人滿為患，許多身體不適的民眾想方設法尋求醫療資源，等待救治。並且有知情民眾上網披露，武漢市內的醫療體系已經癱瘓，難以應對疫情。

25日有武漢民眾說：「醫療全部都癱瘓了，或者說混亂，混亂不堪。我很多內部的、在醫院工作的朋友給我反饋的信息就是，你進了醫院，就是給你打點消炎藥，給你打點激素，說白了，那一樣也是等死，就是很赤裸裸地等死。你自個兒身體強壯能扛過去，你就扛過去了，你扛不過去，你就掛掉了。然後最他媽搞笑的就是，有些疑似病例，實際上他可能就是（確診），但是他們醫療系統可能因為缺那個病毒試劑，或者醫療資源跟不上，他就叫你回家自行隔離。我請問一下他媽的，這個地球上還能找出第二個國家是這麼扯蛋嗎？」

武漢當局迫於民間反彈和巨大壓力，找來資源投入醫療體系，但卻被醫護人員發現，新送來的防護用品居然都是劣質品。

隨著疫情持續擴大，北京市原本也傳出準備封城，但26日當局出面表示「沒有封城，也不會封城」。不過，儘管北京暫停封城，但疫情仍在持續惡化。

二月四日是首波疫情高峰武漢逾十九萬人恐感染

根據一項由五名英、美學者聯合進行的研究推算，武漢當地的肺炎疫情很可能會在2月4日達到第一次高峰，估計光是在武漢當地將有超過19萬人感染病毒，最高可達到27萬人。

雖然這項數據遠遠高於中共官方數據，但卻與目前身處武漢的醫生披露的數據相去不遠。有醫生實名表示當地的感染人數已經破萬人，另一名醫生也實名透露，當地感染人數超過10萬人。

我們看到中共官方的疫情數據與學者專家、武漢醫生的估算差距相當大，為甚麼會這樣？

官方疫情數據為何與外界估算有差距

造成這種疫情落差懸殊的另一個更主要原因，是中共慣性地啟動了「疫情維穩」模式。在這次的疫情當中，主要包括五項維穩手段：

手段一：年節維穩

武漢在1月23日正式封城，這項消息成為海外東西方媒體的頭版新聞，但是在封城前後的日子，卻始終登不上中共黨媒的頭版。

直到25日大年初一，《人民日報》頭版才出現武漢疫情消息，此前，中共在國內媒體上大肆宣傳過年、辦年貨、煮年菜等消息，藉以沖淡人民對疫情的認知與情緒。特別是在除夕的「春晚」上，不但一片歌舞昇平、歡歌笑語，還安排成龍唱歌，唱出一句「問我國家哪像染病」的歌詞，引發海內外譁然。

許多民眾一邊在電視上、報紙上看到天下太平的過年喜訊，但卻又在網絡上、手機上不斷收到關於武漢疫情擴散蔓延的悲傷警報。中共通過「年節維穩」的手段，為中國人民創造了兩個天差地別的平行宇宙，讓民眾難以掌握疫情，誤判局勢，甚至連中共高層可能也誤判了局勢。

手段二：輿論維穩

通過媒體審查、網絡審查等機制來控制輿論、撲滅「政治不正確」的聲音，是中共慣常使用的維穩手段，就是中共講的「輿論引導」。

當疫情傳出後，多個地方也陸續傳出疑似病例，有民眾紛紛通過手機、社交網站發出訊息、提醒民眾，但卻有公安出動逮捕這些所謂的「造謠者」。

中共試圖以「造謠」的罪名來大肆抓捕、懲罰那些傳出第一線疫情真相的民間人士，逼得人們不敢說真話，從而掩蓋疫情。

輿論維穩仍將是未來中共應對疫情的重要手段，但這種手段只會造成民眾對疫情的更嚴重誤判，以及對中共當局的更加不信任。

手段三：軍警維穩

動用軍警強制封城，控制人員進出，是中共圍堵病毒的高壓手段。

在武漢封城第二天，中共軍警已經受命出動，不但身穿防護服，還手持步槍，進駐武漢車站、機場等交通據點，除了加強封鎖，不讓武漢人民出城外，同時也疑似是當局顧慮疫情擴大，可能導致武漢城內出現暴動抗爭，隨時準備壓制。

中共不惜犧牲軍警人員的性命，也要穩住武漢人口不再外流。但強制封城的同時，卻因為缺乏對人民生活、醫療物資等等的全面配套考慮，導致物資短缺、病床不足，醫護無法獲得充份保護、病人無法獲得充份醫療照護等，從而擴大疫情感染。

漢口車站外23 日上午有民眾欲進入搭車，但遭公安及便衣人員攔阻。（中央社）

手段四：外宣維穩

中共的大外宣系統也同樣啟動，對國際社會進行輿論維穩，宣傳中國的局勢穩定與中共的決策英明。

不論是在《新華社》、《中國日報》（China Daily）、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等大外宣上，過去幾天來的新聞主旋律幾乎都圍繞在過年的愉快祥和，同時也傳遞部份的疫情消息，但是這些疫情報道當中，絕大多數都是宣揚中共如何快速地應對疫情，以及軍警、醫護人員如何積極地與疫情對抗，完全看不見武漢民眾的悲苦與焦急，也再一次展現了黨媒「歌功頌德」、「把壞事說成好事」的宣傳作用。

手段五：職場與官場維穩

有護士披露，醫院上級領導通知醫生拒收住院，拒絕做病毒檢測、拒絕確診，並且要醫務人員簽訂保密協議。

還有醫院下令禁止員工通過任何溝通方式，向家人、朋友或對外談論疫情進展以及醫院的救治現場，否則將追究責任。

這種通過官僚體系層層施壓，以官位或飯碗來要脅第一線醫護人員不得透露任何訊息，不但是要切斷真實疫情的流出，掩蓋真相；同時也可以藉此將其它非醫療專業民眾發出的疫情消息與討論，輕易地扣上「謠言」的帽子，從而更有助於當局的輿情維穩。

所幸，還有多位醫生秉持著良知，看不下去當局掩蓋疫情的做法，從而對外實名發出第一手的疫情資訊，讓外界得以窺見真實疫情的嚴重性。

落後官僚思維與極權體制難應對

中共啟動了各種維穩機器，但不但沒有控制住疫情，卻反而加速病毒全面擴散，招來廣大民怨與批評。

這讓我想起已故的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提出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理論。用最簡單的話說，貝克認為，現代社會隨著工商業的高度發達，以及產業和知識的高度分工化、細緻化，導致各種社會問題越來越交錯複雜，風險也越來越難以評估掌握，已經無法再用過去的官僚體制、技術或決策過程來應對。

中共對這次肺炎疫情的維穩失敗，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和2003年的SARS相比，今天有當初沒有的網絡平台、社交媒體、智能手機等工具，中共已經難以全面壓制疫情信息的流出，也難以有效地封城維穩；今天中國的工商社會不但比以前高度分工化、轉型化，並且與全球社會高度聯繫，中共很難有任何專家可以全面掌握疫情風險，並做出有效的預測與應對。

所以中共只有拋棄這種極權體制的高壓維穩舊思維，放棄這種不透明的欺上瞞下做法，將一切疫情資訊公開，並開放民間各界提供疫情資訊與種種反饋，才能更有效地掌握疫情、應對疫情。

另外，貝克還提出一個概念叫做「回飛棒效應（回力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他認為當代社會的一切行為與決策，因為風險難以評估，都會在將來回過來對人類社會帶來副作用。簡單地說，就是一切都會有「因果報應」。

雖然中共宣稱這次肺炎的病毒感染源頭還沒找到，但是有以色列情報專家指出，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有可能是從中科院的武漢病毒研究所裏外流。

當然，事實的真相我們還無法確認。但是，如果真的是中共為了研發致命病毒的生化武器，結果導致病毒外流，對全中國人民帶來致命威脅，那麼中共這項用心不良的決策，就真的帶來了回飛棒效應，讓十多億無辜的中國百姓蒙受其害。

簡單一句話，中共種下惡因，招來惡果，受害的卻是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