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泰斗 統戰功臣」劉鼎

劉鼎，1924年加入中共，周恩來安排他到特科擔任情報科副科長，長期從事情報和間諜工作。

劉鼎曾被安排策反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楊登瀛。劉鼎夫人吳先清也是特工，負責收藏、傳送情報。他們曾利用家鄉特產黃巖蜜橘，在巷口以開水果店為掩護，夫妻倆一個在樓上工作，一個在店面「做生意」。

按照中共指示，從1930年夏天開始，劉鼎利用日本人和國民黨胡漢民改組派相勾結反對蔣介石的活動，蒐集情報，通過特情關係發送給國民黨，擴大他們的矛盾，離間他們。同時也利用改組派方面提供的情報，編寫成傳單散發。周恩來曾對這個辦法加以讚揚。

劉鼎是中共軍事工業的創始者及重要奠基人。他曾擔任兵工廠政委，生產出紅軍第一門火炮及其炮彈，改進地雷設計和黑火藥配方，創製電話機點火的電發地雷引信，建立了子彈廠和機器設備製造廠。

1936年3月，經宋慶齡引薦，劉鼎接受張學良的邀請赴西安，直接參與對張學良的策反，為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作準備。作為張學良的隨從副官，劉鼎參加了周、張會談，期間，劉鼎化名「擇生」，在洛川先後給中共寫過四封密信，及時上報張學良的思想動態。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第一時間拿到了劉鼎的匯報，這對掌握「西安事變」和國民黨內部的情況有重要價值，毛澤東說：「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1950年韓戰以後，劉鼎組織研製生產無座力炮、火箭筒、火箭彈以及反坦克手榴彈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彈藥，送往北韓戰場。

但這位「兵工泰斗，統戰功臣」，被中共不成文地內定為「不得重用，不能擔任正職」。

「文革」中，劉鼎成為「大叛徒」、「大特務」，被關押進監獄達七年之久，1975年被放出。

謝和賡與王瑩

在北平讀大學時，謝和賡就秘密加入了中共，成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紅色特工，後被中共派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

謝和賡做過馮玉祥、吉鴻昌、李宗仁、白崇禧的秘書，也給蔣介石大本營國防會議當過秘書、為國民黨中央軍委當過秘書。秘密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的謝和賡，經常和「上線」秘密接頭，向中共傳遞情報。

長期在白崇禧身邊，謝和賡深受信任，他與白崇禧夫人的表妹杜榮結婚，博得白崇禧的更深信任，他由此進入了白家圈子，但由於志不同道不合，謝和賡夫婦結婚不到一年便分居。

為了「黨的事業」，謝和賡維持著婚姻關係，同時與名演員、王瑩熱戀，身陷緋聞，當時非議頗多。周恩來認為他們的戀愛關係「完全正當」，授意他不要解除舊婚約。王瑩也是中共特工，1930年入黨。

1942年，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謝和賡以國民黨政府「選派留學生」的名義，前往美國學習，實際是去美國做秘密調研統戰工作，情人王瑩隨同，謝和賡的妻子留在國內。1950年謝和賡離婚後，與王瑩在美國結婚。

謝和賡先後在美國世界事務學院和費城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任華僑報紙《紐約新報》代總編輯，暗中替中共搞統戰和情報工作。王瑩先後在耶魯大學、鄧肯舞蹈學校學習，期間與賽珍珠、勃萊希特及史沫特萊交往，還幫助史沫特萊擬定了朱德的傳記。

1954年，因「共產」嫌疑，謝和賡夫婦被美國移民局逮捕，後被驅逐出境。

回國後，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夫婦倆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你們的使命，對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謝和賡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王瑩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

「整風運動」中，謝和賡貼了一張大字報，建議保護古蹟牌樓；開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宅院，包括中南海，改成文化館、少年之家等，因此被打成「右派份子」，流放到北大荒850農場雲山畜牧場修水庫。

年輕人刨土抬筐，謝和賡只能修理破舊的土筐。期間王瑩躲進北京西郊香山狼見溝的兩間農房，直到謝和賡兩年後回京，夫妻一起居住在人煙罕見的狼見溝，想過一種與世隔絕的安靜生活。

1967年2月，十幾個戴紅袖章的紅衛兵突然闖進狼見溝，大抄家之後抓捕了他們。幾個月的刑訊逼供後，他們雙雙被投入秦城監獄。謝和賡的罪名是「右派份子」，王瑩的罪名是「黑明星」、「美國特務」。

幾年後，王瑩被折磨得下肢癱瘓，渾身抽搐，不會說話，1974年，不到61歲的王瑩離世，葬於香山亂葬崗 。

一年後，謝和庚拿到王瑩的死亡通知單，上面沒有名字，只有一個犯人代號：6742。當場謝和庚就中風栽倒，昏厥在地，醒來後目光呆滯，大腦受了刺激。1975年被釋放時，謝和庚已無法正常思維，不會說話，兩耳失聰。2005年，謝和庚孤獨離世。

坐了十八年監獄的葛佩琦

葛佩琦193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曾參與策反三個偽軍師，成為豫東日本特務機關黑名單上的頭號人物。國共內戰時期，葛佩琦打進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參與建立地下聯絡站，多次送絕密情報給中共。

葛佩琦曾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將國民黨東北駐軍一覽表等機密交給單線聯繫人，再通過秘密電台傳給中共。1942年，葛佩琦被任命為國軍「少將參議」。

1947年，葛佩琦的聯繫人和組織關係領導人先後被捕，下落不明，他從此失去了同中共組織的聯繫。之後葛佩琦一直試圖接洽，未成功。

1951年起，葛佩琦被分到中國人民大學當物理教師，從1951到1957年，他不斷申請複查自己的身份，但都無果。

1957年人大教師整風座談會上，葛佩琦發言，大意是，「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 他的發言被說成是「反共」，由此掀起「揭批」葛佩琦的高潮，成為頭號「反共」人物的葛佩琦，被劃成「極右份子」，很快被抓捕。

經歷66次審訊，1959年，葛佩琦以「歷史反革命份子」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葛佩琦再三申訴都無人搭理。當時葛佩琦身患多種疾病，血色素僅有3.5克。

妻子朱秀玲受打擊，不久病癱在床。小女兒在託兒所兩年沒人接回家；大女兒高考成績優異，卻沒有大學肯錄取。老三、老四送給了親友，老五沒有送出去。為了五個孩子，朱秀玲迫不得已提出離婚，為避免株連，葛佩琦同意了，五個子女全部改姓朱。

十八年後，1975年，葛佩琦以國民黨少將的身份，被特赦回京，住到了北京東大街96號大雜院裏，這是女兒千辛萬苦找到的一間八平方米的房子，以每月18元的生活費和28斤糧票維持生活。

1978年葛佩琦提出平反的申訴，1979年人民大學做出複查，認為葛佩琦「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葛佩琦繼續申訴，直到1986年，葛佩琦的「右派」帽子才摘掉。1992年，葛佩琦死於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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