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泰斗 統戰功臣」劉鼎

劉鼎,1924年加入中共,周恩來安排他到特科擔任情報科副科長,長期從事情報和間諜工作。

劉鼎曾被安排策反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楊登瀛。劉鼎夫人吳先清也是特工,負責收藏、傳送情報。他們曾利用家鄉特產黃巖蜜橘,在巷口以開水果店為掩護,夫妻倆一個在樓上工作,一個在店面「做生意」。

按照中共指示,從1930年夏天開始,劉鼎利用日本人和國民黨胡漢民改組派相勾結反對蔣介石的活動,蒐集情報,通過特情關係發送給國民黨,擴大他們的矛盾,離間他們。同時也利用改組派方面提供的情報,編寫成傳單散發。周恩來曾對這個辦法加以讚揚。

劉鼎是中共軍事工業的創始者及重要奠基人。他曾擔任兵工廠政委,生產出紅軍第一門火炮及其炮彈,改進地雷設計和黑火藥配方,創製電話機點火的電發地雷引信,建立了子彈廠和機器設備製造廠。

1936年3月,經宋慶齡引薦,劉鼎接受張學良的邀請赴西安,直接參與對張學良的策反,為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作準備。作為張學良的隨從副官,劉鼎參加了周、張會談,期間,劉鼎化名「擇生」,在洛川先後給中共寫過四封密信,及時上報張學良的思想動態。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第一時間拿到了劉鼎的匯報,這對掌握「西安事變」和國民黨內部的情況有重要價值,毛澤東說:「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1950年韓戰以後,劉鼎組織研製生產無座力炮、火箭筒、火箭彈以及反坦克手榴彈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彈藥,送往北韓戰場。

但這位「兵工泰斗,統戰功臣」,被中共不成文地內定為「不得重用,不能擔任正職」。

「文革」中,劉鼎成為「大叛徒」、「大特務」,被關押進監獄達七年之久,1975年被放出。

謝和賡與王瑩

在北平讀大學時,謝和賡就秘密加入了中共,成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紅色特工,後被中共派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

謝和賡做過馮玉祥、吉鴻昌、李宗仁、白崇禧的秘書,也給蔣介石大本營國防會議當過秘書、為國民黨中央軍委當過秘書。秘密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的謝和賡,經常和「上線」秘密接頭,向中共傳遞情報。

長期在白崇禧身邊,謝和賡深受信任,他與白崇禧夫人的表妹杜榮結婚,博得白崇禧的更深信任,他由此進入了白家圈子,但由於志不同道不合,謝和賡夫婦結婚不到一年便分居。

為了「黨的事業」,謝和賡維持著婚姻關係,同時與名演員、王瑩熱戀,身陷緋聞,當時非議頗多。周恩來認為他們的戀愛關係「完全正當」,授意他不要解除舊婚約。王瑩也是中共特工,1930年入黨。

1942年,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謝和賡以國民黨政府「選派留學生」的名義,前往美國學習,實際是去美國做秘密調研統戰工作,情人王瑩隨同,謝和賡的妻子留在國內。1950年謝和賡離婚後,與王瑩在美國結婚。

謝和賡先後在美國世界事務學院和費城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任華僑報紙《紐約新報》代總編輯,暗中替中共搞統戰和情報工作。王瑩先後在耶魯大學、鄧肯舞蹈學校學習,期間與賽珍珠、勃萊希特及史沫特萊交往,還幫助史沫特萊擬定了朱德的傳記。

1954年,因「共產」嫌疑,謝和賡夫婦被美國移民局逮捕,後被驅逐出境。

回國後,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夫婦倆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你們的使命,對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謝和賡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王瑩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

「整風運動」中,謝和賡貼了一張大字報,建議保護古蹟牌樓;開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宅院,包括中南海,改成文化館、少年之家等,因此被打成「右派份子」,流放到北大荒850農場雲山畜牧場修水庫。

年輕人刨土抬筐,謝和賡只能修理破舊的土筐。期間王瑩躲進北京西郊香山狼見溝的兩間農房,直到謝和賡兩年後回京,夫妻一起居住在人煙罕見的狼見溝,想過一種與世隔絕的安靜生活。

1967年2月,十幾個戴紅袖章的紅衛兵突然闖進狼見溝,大抄家之後抓捕了他們。幾個月的刑訊逼供後,他們雙雙被投入秦城監獄。謝和賡的罪名是「右派份子」,王瑩的罪名是「黑明星」、「美國特務」。

幾年後,王瑩被折磨得下肢癱瘓,渾身抽搐,不會說話,1974年,不到61歲的王瑩離世,葬於香山亂葬崗 。

一年後,謝和庚拿到王瑩的死亡通知單,上面沒有名字,只有一個犯人代號:6742。當場謝和庚就中風栽倒,昏厥在地,醒來後目光呆滯,大腦受了刺激。1975年被釋放時,謝和庚已無法正常思維,不會說話,兩耳失聰。2005年,謝和庚孤獨離世。

坐了十八年監獄的葛佩琦

葛佩琦193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曾參與策反三個偽軍師,成為豫東日本特務機關黑名單上的頭號人物。國共內戰時期,葛佩琦打進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參與建立地下聯絡站,多次送絕密情報給中共。

葛佩琦曾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將國民黨東北駐軍一覽表等機密交給單線聯繫人,再通過秘密電台傳給中共。1942年,葛佩琦被任命為國軍「少將參議」。

1947年,葛佩琦的聯繫人和組織關係領導人先後被捕,下落不明,他從此失去了同中共組織的聯繫。之後葛佩琦一直試圖接洽,未成功。

1951年起,葛佩琦被分到中國人民大學當物理教師,從1951到1957年,他不斷申請複查自己的身份,但都無果。

1957年人大教師整風座談會上,葛佩琦發言,大意是,「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 他的發言被說成是「反共」,由此掀起「揭批」葛佩琦的高潮,成為頭號「反共」人物的葛佩琦,被劃成「極右份子」,很快被抓捕。

經歷66次審訊,1959年,葛佩琦以「歷史反革命份子」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葛佩琦再三申訴都無人搭理。當時葛佩琦身患多種疾病,血色素僅有3.5克。

妻子朱秀玲受打擊,不久病癱在床。小女兒在託兒所兩年沒人接回家;大女兒高考成績優異,卻沒有大學肯錄取。老三、老四送給了親友,老五沒有送出去。為了五個孩子,朱秀玲迫不得已提出離婚,為避免株連,葛佩琦同意了,五個子女全部改姓朱。

十八年後,1975年,葛佩琦以國民黨少將的身份,被特赦回京,住到了北京東大街96號大雜院裏,這是女兒千辛萬苦找到的一間八平方米的房子,以每月18元的生活費和28斤糧票維持生活。

1978年葛佩琦提出平反的申訴,1979年人民大學做出複查,認為葛佩琦「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葛佩琦繼續申訴,直到1986年,葛佩琦的「右派」帽子才摘掉。1992年,葛佩琦死於心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