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約翰・哈姆雷(John J Hamre)表示,美國外交正處於歷史關鍵時刻,面對變化中的世界格局,美國外交政策會做出哪些調整或改變,將對美國和世界產生深遠影響。

哈姆雷現任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主席。他說,面對中共全球性擴張,以及阿富汗、伊朗及朝鮮半島的局勢變化,美國外交和政策將進入新紀元。隨著過去30年中國取得的發展,中共不僅在經濟上成為美國的對手,更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成為主要對手。對於新興的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面對中美之間的格局變化,他們將何去何從——是選擇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與法治的資本主義,還是以中共為代表的極權政府和國家資本主義,對美國未來的外交政策將帶來考驗。

二戰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投資13億美元(相當於現在1000億美元)挽救和重建歐洲經濟,並以22億美元(相當於目前1520億美元)重建日本經濟。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成功遏制了蘇聯和共產主義在歐洲和全球的擴張,直至1989年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大規模解體,東西方之間的冷戰結束。可以說二戰後,美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超越了任何一個國家,也付出了更大的代價。

美國在未來是否應該繼續付諸努力甚至代價,來領導世界,維持國際秩序,還是應該回歸美國歷史上最初的外交主張,採取不參與的獨善其身之策?

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關鍵時刻

哈姆雷近日接受CSIS記者專訪時,對上述問題表達了看法。

美國外交政策史經歷了5個階段,他說,上一個階段是二戰後的冷戰時期,主要體現在世界兩大陣營——西方的民主政府與極權的共產主義政府之間的競爭。

「我們很幸運,選擇了正確的道路,美國的經驗、價值觀和對世界的貢獻在全球獲得普遍讚賞和仿傚。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的30年中,美國的地位有所減損,我們的獨特性不再十分突出。

「美國正面臨一個嶄新的歷史時刻和一個關鍵問題——是繼續領導世界,還是已經為此疲倦了?」哈姆雷說。

「從美國歷史看,不少美國人感到,為了給世界和每一個人帶來福祉,美國(在二戰後)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國際環境,我們的付出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大,因此有些人希望美國回歸到最初的外交模式上,即1820到1898時代的樣子——不參與國際事務,我們對外面的世界不感興趣,過好自己的日子就好。我們真的希望回到這種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嗎?它對我們意味著甚麼,它所帶來的國際社會對我們意味著甚麼?——這些是我最關切的問題。

其實,目前我們面臨的每一個問題都是橫向的(全球性的),而所有的政府都是縱向的(只屬於本國)。」

美國以往外交政策的特點是「應對性行動多於主動性行動」。當美國受到來自外部的威脅時,如二戰和冷戰對美國帶來的威脅,美國會迅速調整外交政策,制約這些威脅,直到蘇聯和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然後美國的重點將再次轉向國內的發展,直到下一個來自外部的威脅出現,再採取應對性政策和行動。

從蘇聯解體後,世界開始變化,中共的勢力膨脹,乃至今天美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與中國的關係。

哈姆雷說,現在60%的全球國民生產總值(GDP)來自亞洲。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金融組織已經無法適應目前的國際形式。

雙方是否處於戰略競爭時期?

對這個問題,哈姆雷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說,這種競爭除了經濟層面,更多的是在政治層面的競爭。

「我們的政府職能是平衡個人與社會在利益上的關係,防止個人特權超越社會和國民的利益。然而在極權政府之下的中國,一個小群體,估計目前有8000萬人,他們是中共黨員,決定了個人和整個社會的命運。這是我們面對的、和中共在政治形態上的競爭。

「我們了解這種競爭對我們意味著甚麼嗎?它會如何影響美國社會、人民和自由?」,以及整個世界?

中國和亞洲擁有特殊的地緣政治

二戰後,中美切斷接觸長達22年。直到1972年尼克遜訪華後,中美外交關係逐漸恢復,經濟、貿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也走向正常化。為制衡蘇聯,美國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給予更多支持和援助,包括幫助中國成為世貿組織(WTO)成員。

尼克遜訪華前,在美國的影響下,中國加入了聯合國並成為常任理事國。40多年後,中國的經濟崛起,形成了目前與美國競爭的關係。這對美國意味著甚麼?

哈姆雷說,「二戰後在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不在亞洲(是美國),這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美國最初試圖在亞洲成立一個類似北約的組織,但沒有成功,因為亞洲各國在歷史上的關係和淵源太複雜,很難彼此達成聯盟,特別是日本曾經是南韓、中國等國家的敵戰國。因此,美國改變策略,儘可能讓一些國家達成合作夥伴關係、促進彼此簽署了一些協約或達成非正式的夥伴關係,讓亞洲各國都能平等地獲得發展的機會。

「我們對中國從未採取過遏制政策,而是幫助中國進入國際舞台和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份。我們希望藉此讓中共意識到,選擇共產主義是很大的錯誤,他們如果改變,就會發展的像我們一樣繁榮。然而,現在我們意識到,這種期望並沒有實現。

我們還看到,中共正在急著說,美國才是問題。」

中共高科技的「警察治國」

哈姆雷表示,另一個嚴重問題是中共在掌握了先進技術、臉部識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後,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用來控制每個人和每一件事,這種大規模監視的做法和美國的政治存在本質區別。

在美國,我們認為政府的責任是保護每一個人的生活和發展的空間,並幫助他們獲得繁榮,而不是監控和抑制個人的自由和發展。

他說,雖然中共擁有了先進技術,但這些技術大部份來自美國,中共在此基礎上給予了進一步發展,就稱其為自己掌握的技術。因此,中共到目前在技術上,並沒有領先美國。

哈姆雷說,「我們可以做的是原原本本地說出中共的這些問題,讓人們了解。我認為,中國有大量的非常有才華的年輕人,他們不希望生活在三級治安官的監控和支配下,不希望這些人來決定他們能否去上大學。所以,我們要指出和曝光中共的這些本質的問題,讓人們知道。」

雙方博弈 聚焦在「思想和價值觀」

哈姆雷說,當中共搭建「一帶一路」、加強與非洲國家的合作、在國外進行戰略性投資時,美國在國內造了許多體育館,「我們快要成為一個娛樂型社會了。我們還願意為更重要的事情做出犧牲嗎?這是美國面對的真正的問題。」

他說,「美國真正與中共競爭的是一種思想、理念和價值觀——我們的政治是讓每個人都獲得發展的機會,保護和發揮每一個人的潛能、保持社會的開放、消除阻礙個人發展的障礙。這就是美國的歷史,也是為甚麼在二戰後,美國在全球成為繁榮的象徵和風向標……

在過去10多年中,隨著中共加強在海外的戰略投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正面臨這樣的抉擇——是跟隨美國式的、自由經濟和法治民主模式走,還是選擇極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這才是美國與中共展開的真正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