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竊政前，在中國大地上活躍著一大批民營企業家，他們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手。中共竊取政權後，許多民營企業家選擇了相信中共，而留在了中國大陸繼續經營。
但令他們沒想到的是，中共很快變了一副嘴臉，不僅他們的公司、財產被充公，而且他們自身也屢遭迫害，甚至被逼自殺。比如被中共譽為「紅色資本家」、曾任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家族。本文說的是上海頗為有名的中國國貨公司董事長李康年的故事。
國學功底深厚 奠定儒商本色
李家祖籍寧波，李康年的祖父有五個孩子，其父親李國磐排行老四，是清朝的廩生，可以從清政府拿到一些津貼。1911年清朝滅亡後，李國磐失去了經濟來源，主要靠給人代寫文章養家餬口。
李國磐有三個兒子，李康年是長子，1898年出生。按照家譜「兆英啟賢良，傳家唯孝友」，李康年是良字輩，原名良康，字康年。受父親影響，李康年自小廣讀詩書，國學功底深厚，對儒家經典皆有了解，而這對其後來經商不無影響。
基於家裏負擔重，李康年15歲時就進入寧波大昌紙號當學徒，滿師後任該店司帳。他的算盤打得很好，而且還在店裏採用了當時尚屬罕見的改良的中式帳冊記帳。23歲時，即1921年，他進入寧波棉業交易所任秘書，任職四年。
1925年，在一位律師的介紹下，李康年來到上海，在實業家方液仙獨資創辦的中國化學工業社任總務科長。中國化工社出品的「三星牌」家用化學品包括牙粉、雪花膏、生發油、花露水、蚊香、牙膏等，可以與進口輕工產品相抗衡，現在的上海牙膏廠的底子就是化工社的。
因為李康年辦事比較得力，深得方液仙的器重，也逐步結識方的好友黃炎培、胡厥文、蕢延芳、徐永祚等工商界名流。
期間，一位上一代做過清朝二品官的張家，看李康年年輕有為，就將女兒許配給他。兩人共養育了九子二女。
籌辦國貨公司與實業三廠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面對著日本的侵略，李康年寫下了座右銘以表達抗日決心：「忍令上國衣冠淪為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為了抵制日貨，李康年籌辦組建了「九廠國貨臨時聯合商場」，並在「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紀念日正式開幕。
這九家廠子為中國化學工業社、美亞織綢廠、五和織造廠、華生電器廠、鴻興布廠、華昌鋼精（鋁製品）廠、中華琺瑯（搪瓷）廠、亞浦耳燈泡廠和華福帽子廠。
當時充滿愛國熱情的上海民眾都紛紛購買國貨，聯合商場生意十分興隆。看到商機的李康年遂起草了一份籌設中國國貨公司的計劃書，在方液仙等人的同意和支持下，籌集資金10萬元，並租得南京東路353號、哈同名下產業大陸商場（今三五三廣場）的鋪面和二樓，取店名為「上海中國國貨公司」，於1933年2月正式開業。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是方液仙，但實際事務多交由身為副經理的李康年打理。
上海中國國貨公司的總店在南京路，後來又在太平橋和新閘路以及長沙開了三家分店，發展勢頭非常好。依託國貨公司，李康年又籌辦了三家很有影響力的工廠：萃眾毛巾廠、中國鍾廠、鴻興襪廠。
因為深受儒家影響，李康年在經商中非常注重質量、誠信，而且還秉持先進的經營理念。比如，他將工廠和辦公室分開，自己管辦公室，工廠的具體事務則由廠長管理；三家廠生產的產品可以直接在國貨公司售賣，上下游無縫對接等。
在三家工廠中，李康年任萃眾毛巾廠和鴻興廠兩家董事長。廠子萃眾毛巾廠生產的毛巾非常柔軟，這是因為當時做毛巾的經紗和緯紗不是同一支紗，他規定16支作經，20支作緯，32支紗起毛，這樣生產出的毛巾既柔軟又耐用。
當時其貨號為414的毛巾特別暢銷，又因414與上海話「試一試」同音，故成了一個活廣告。而鴻興襪廠生產的「狗頭牌」真絲襪子，在當時甚為暢銷。
至於中國鍾廠的老闆則是王寬誠，李康年任總經理。「中國鍾廠」四個字招牌就是李康年親筆題寫的。當時的鐘上發條走一個星期就鬆弛了，他就聘請了工程師阮順發設計製造軸芯細、摩擦力小、上一次發條能走15天的「三五牌」掛鐘、台鐘。
上個世紀60年代，「三五牌」的鐘需要憑票供應，與永久牌單車、蝴蝶牌縫紉機並列為年輕人結婚成家必備的三件套。
上述三家廠子的主管和銷售人員的辦公室都在南京路國貨公司的對面，李康年一面坐鎮國貨公司，一面隨時可以去三家廠子的辦公室處理問題等。
上海被日軍佔領後，方液仙拒任汪精衛政府實業部長，於1940年遇害，李康年只能一邊面對日軍的威脅，一邊獨立支撐國貨公司。雖然他不問政治，但對於公司內兩個中共地下黨員，心知肚明的李康年還是給予了掩護和資助，這大概是因為他沒有認清中共的邪惡面目所致。
1949年中共攫取政權後，李康年選擇留在大陸，而這樣的選擇決定了他的結局。
提建議被打成「右派」 鬱鬱而終
1949年後，李康年表面上還是受到了中共的信任，但是後來情況出現了微妙變化。首先是中國國貨公司經申請批准，於1952年夏停業，職工由政府安排轉業。這是因為當時大家手頭都沒錢買百貨，國貨公司一直虧損，在商言商的李康年不得不申請停業。
但因為國貨公司大名鼎鼎，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當時上海市政府這邊希望他繼續經營下去，但沒有認清形勢的李康年表示拒絕，最終上海市政府只得接手國貨公司繼續經營，但對李康年形成了「不懂政治，不顧大局，將困難和負擔轉嫁給了國家」的印象。
其次，中共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和鎮反的同時，在城市中也開始了打著「五反」名義的消滅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改造運動。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針對企業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
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了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一目標，因為上海作為商業中心，有著眾多的企業家。
在這場運動中，工商業者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其原則就是順者昌、逆者亡。
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們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問題」，或被帶到私設公堂審問，強迫「交代罪行」。在腥風血雨中，企業家、小業主、商販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有吞毒藥自殺的，也有跳樓自盡的。
彼時身兼上海市黃浦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民建委員、工商聯第四大組組長等的李康年，不會不知道這其中的殘酷，其1954年申請將萃眾、鴻興、中國鍾廠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就是明證。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對私營企業採取贖買政策。國家提出，對企業估價後，以一年5%的定息贖買收購，實際上後來算下來給了李康年大約10年定息。
沒想到，經歷了殘酷改造的李康年，對中共的認知依然很天真。1957年，他在上海第二屆人代會上提了一個議案，即建議中共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從此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此外，他還提出了操作性層面的要求，建議政府給他發一個憑證，上面寫明年限和指定、領取定息的銀行。
這個議案頓時引起轟動，並被上報中央，他還被邀請去北京開會商討，媒體也紛紛採訪他。他以為這是好事，還對《新民晚報》的記者高興地說：「我明早第一次上北京，還裝修了一下門面（即補牙）。」
等到了北京，李康年才知道自己的議案招致了中共內部很大的不滿和批評，尤其是遭到了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的批判。他於是辯解稱：「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嗎？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提出這個贖買存單年期分20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22億元的建議，是根據1955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
然而，這樣的辯解在那樣的歲月裏招致了更大的批判：既然你不是為了自己，就是為了你整個資產階級，對其批判轉為「不從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立場考慮問題」。
看到風向大變，李康年就把第一條贖買20年的建議撤銷了，但這並沒有阻擋其在隨後而至的「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工商聯十大「大右派」之一，接手「勞動改造」。
他也從公私合營萃眾毛巾廠的總經理降成總務科長，工資從四百多元跌至八十多元。受其連累，他在外交部當醫生的二兒子，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工作的四兒子，也都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兒子則被安上了「組織反革命」罪，被勞動改造。李康年精神和身體受到了雙重打擊。
1961年，李康年被摘除了「右派」帽子，但還是「摘帽右派」。他一直鬱鬱寡歡，1964年因中風在上海去世，死在了文革前。如果趕上文革，他的命運會更加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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