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近剛開完四中全會。會前海外媒體對此會有諸多猜測,但此會結束後中共公開的消息更撲朔迷離,像「社會主義的政治現代化」和「國家治理」之類空洞的口號,究竟所言為何?只是新的意識形態宣傳,還是為了擺脫現實困境?中共官媒倒是透露了一個新說法,叫「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謀求改善官場行為,似乎就是這次全會為化解官場怠政而提出「社會主義政治現代化」的真實意圖。

一、中共的正式會議起什麼作用?

中共是集權政黨,其中央全會和黨代會不是研討政策的場所,更不是討論人事變更的地方。政策制定和人事變更都是最高層事先確定後,拿到會上來舉手通過,走一個過場。這些會議的真正功能是讓下級表態去落實高層確定了的政策。通常,上層內部確定了政策和人事後才召開正式會議,會議的具體形式是聽取報告,分組討論,領會精神,表態支持。涉及內容分兩類,即不對外界公開的議題(如這次會議可能涉及中美經貿談判、香港問題),以及對社會公開的議題(如這次的官場治理)。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吳國光教授參加過中共十三大,我參加過全國人大1986年的年會。黨代會和全國人代會的代表有相當一部分是重疊的,兩種會的操控模式也差不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細節是,大會很少安排發言,而分組討論是必須發言的,因為發言與否是與會者是否順從的檢驗,而發言內容則體現了他們政治態度的具體特點。

與會人員發言的內容由會議簡報組記錄整理,然後編印成讓代表們閱讀的會議簡報,目的是使代表們了解,上面的精神應該如何領會。此外,還有一種不對一般代表公開的簡報,僅供中共高層閱讀,內容是代表們在會場內外的各種正式、私下議論,以便高層隨時掌握會議內外的種種動態。

四中全會比中共的黨代會和全國人代會規模小得多,但會議控制模式是相同的,在這樣的會議上與會者不敢隨意講話,對高層意圖只能猜測、順從,沒有插嘴的餘地。在嚴密控制下,基本上不會發生會議失控或代表造反之類的情形。每個代表參加會議,只不過是黨內地位的體現,而他們參加會議的具體任務就是用集體的「聽招呼」行為完成開會這個儀式。

借用每次全國人代會的會前動員會上經常講的套話,那就是「開好會議」,即老老實實按照指示聽會、討論,別出「麼蛾子」。歷史上只有一次中央全會的簡報運作曾經被公開,即九屆二中全會的簡報,對社會公開的原因是為了批判「林陳反黨集團」。對中共高層政治感興趣的人可以通過當年批判林彪、陳伯達的材料看出這類會議的運作和控制模式。

為什麼權力鬥爭似乎不是此次全會的基調呢?因為權力鬥爭通常不是中央委員與總書記之間的鬥爭,而是高層之間的政治鬥爭。在中共內部,下級只敢暗地裡發牢騷,至於公開在會場內外串連、然後在會場上向總書記或黨主席發難,那不是省部級官員敢做、能夠做到的事。高層的權力鬥爭多半發生在會前,取得某種平衡後才會召開正式會議。

歷史上在中央全會期間高層直接就重大事項爭論、頂牛,只有一次,那就是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其前提是黨主席華國鋒鎮不住那些想翻「文革」之案、試圖奪權的老幹部,這些人對華國鋒不買帳。十一屆三中全會本來不在高層的計劃之中,當時召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按照華國鋒和鄧小平的部署,原本準備討論農業、經濟與計劃。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並沒開大會,而是分為8個小組開會討論。

會議期間中共元老陳雲在小組會上發言提出與文革有關的歷史問題,其發言通過會議《簡報》印發給與會人員,引起了多數人的共鳴。胡耀邦也在小組會上提出,「文革」期間毛澤東打擊老幹部的種種冤案需要糾正,引發許多老幹部紛紛發言支持。這些老幹部的發言衝破了華國鋒和鄧小平為會議設置的框框,會議就失控了,變成了批判「文革」、「凡是派」和極左思想。隨後臨時決定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改與陳雲合作,於是鄧、陳得勝,華國鋒和汪東興失勢。這樣的會場上的權力鬥爭以後好像再未發生過。

二、為什麼中共官場出現「囚徒困境」?

此次四中全會的一個重要背景實際上是中共的政治困境,官方稱之為「囚徒困境」。中共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前些天公開承認官場上「囚徒困境」的存在,並且強調,這次四中全會要開始破除官場的「囚徒困境」。所謂官場的「囚徒困境」,按照官媒的說法是,表面上每個官員都承認,靠土地財政和銀行貸款營造房地產泡沫,難以為繼,但每個人又不願意跳出這個大坑,相反還希望繼續從中撈到好處,同時對高層想擺脫這個大坑的意圖非常不滿。中共官媒把這種局面稱為「金融—地產」式「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的代表性例子。其困境的實質是,個人的最佳選擇並非群體的最佳選擇;或者說,在一個群體中,個人做出理性選擇(為了減刑而招供),卻往往導致同夥們的罪行暴露無異,方便了司法當局辦案;相反,若囚徒們彼此合作,堅不吐實,司法當局便無法獲得足夠證據來定案,結果此案的嫌犯們均可能輕判;但囚犯們在拘押期間無法溝通,每個人都懷疑同夥會為了減刑而出賣他人,誰不招誰吃虧,結果每個人招供的結果是同夥們都難以掩蓋罪行,最後誰也無法逃避與罪行相應的刑責。

目前為什麼官場出現「囚徒困境」?從官媒釋放的信息看,官員的集體消極抵抗不僅是暗中對反腐不滿,現在也表現在經濟行政上拆台。由於房地產泡沫已經膨脹到可能誘發金融危機乃至撼動中共政權的地步,中共高層不得不「剎車」,不讓各級地方政府再繼續玩「土地財政」。於是官員們過去近20年來玩的靠「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開發來拉動GDP、從而達到貪腐和升官的這套官場運作機制遭到了來自高層的狙擊。但各級官員們認為,誰退出房地產開發泡沫,誰就可能吃虧,因為別人會繼續「玩下去」。

集權體制下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囚徒困境」,只是中共過去沒用「囚徒困境」這個博弈論概念來描述它。毛澤東時代各地響應毛的號召搞「大躍進」,最後導致經濟崩潰、餓死數千萬人口,即為一例。1996年也發生過一次,那時中國的大部分企業還是國企,儘管這些企業虧損嚴重,但各級地方政府依然命令本地銀行為虧損企業不斷貸款,理由是維護「安定團結」。這樣的「安定團結貸款」最後導致整個金融系統瀕臨破產,最後朱鎔基發動了國企全盤私有化(其官稱是「改制」),讓國企幹部私吞了大部分國企資產,造就了共產黨資本主義。

2019年的這次「囚徒困境」與1996年的不同之處在於,現在各級官員發現,上一次國企幹部走出「囚徒困境」時,高層給了他們自肥的機會,而這次的「囚徒困境」卻沒有「好出路」;相反,他們今後再也沒有撈好處的機會了。因此,他們雖不敢公開與高層唱反調,卻營造出普遍的怠工惰政現象,同時開始普遍懷念江胡時代。

三、習近平為何關注「國家治理」?

在江胡時代,中共官場的正式運轉機制包括幾個部分。其一是GDP考核機制,即以GDP增長率衡量官員政績;其二是個人的條線關係網以及腐敗化官員的賄賂晉升機制,從下往上各級官員紛紛尋找「靠山」,行賄換取升官,也行賄保住腐敗後的安全;其三是「土地財政」的財富激勵機制,這既涉及地方財政斂財的動力,也包括官員個人撈錢的動力。各級官員在這樣的運轉機制中混得如魚得水,這就是他們懷念江胡時代的原因。

習近平上台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官員「腐敗」、金融業的「金融投機」和各行各業的「房地產炒作」等江胡時代官場通行的運轉渠道被逐步關閉。習的動機是改變腐化已到了極致的中共,以延續其時限。但各級官員大多數從來就不認同習的路線,我今年5月1日發表在《大紀元》上的文章《中共官場新「氣象」》曾分析過這一點。以反腐為手段的政治高壓雖然令官員們恐懼,但多年來利慾薰心、權慾薰心的官員們從來就不死心,只是高壓之下不得不收斂低頭而已。

江胡時代的GDP考核機制、個人條線關係網與腐敗化官員的晉升機制,以及「土地財政」的財富激勵機制已被削弱,今後可能會進一步「打斷」,這自然會讓官員們暗中的不滿日益積累。官媒最近對「金融—地產」式「囚徒困境」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如果將中國經濟比作一個公司,中共高層就等同於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由於對高利潤的業務調整,同時得罪了「股東」(各家銀行)和「部門經理」(地方官員),於是「股東」們不願意增加投資,「部門經理」在那裡明哲保身、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結果連累得公司業績連年下降。

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規則,那就該由「股東」們集體投票更換「董事長」和「CEO」,但中共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是不能更換的,不僅如此,反腐之後高層的威權已凌駕於地方官僚和利益集團之上,所以,「股東」和「部門經理」們便只能乖乖聽話。

但習近平的困難在於,反腐產生的政治高壓並不能解決官場的怠政之習,於是就有了這次四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問題。所謂「國家治理」,其實核心是「治理官場」。從來世界各國的官場靠兩種治理,一是民主國家的選舉、法治和公務員倫理,一是集權國家的政治高壓加腐敗激勵。前一條路,這次中共的四中全會已經完全堵死;後一條路則被習近平堵了一半,即遏制腐敗導致官員們失去了激勵。

中共的四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重點放在「新的調動各級官員積極性的激勵機制」上,要「重新建立地方政府和基層官僚的考核、激勵和晉升機制」,並且為此戴上了「社會主義政治現代化」的帽子。

其實,官場出現「囚徒困境」,本身就標誌著專制失靈,因為專制雖然可以製造政治壓力來迫使官員和民眾順從,但除了毛時代的個人崇拜,沒有其它方法可以讓官員們產生足夠的自我激勵,去為集權政權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別無它求。在集權體制裡,驅動官員們的無非是「棍子」和「胡蘿蔔」,政治高壓是「棍子」,腐敗激勵則是「胡蘿蔔」。

當下的「治理官場」想取消「胡蘿蔔」,也承諾「棍子」不會整天不停地揮舞,又要「驢子們」不停地努力「拉磨」,人類社會中還從來沒出現過如此的「政治現代化」。看來,中共的難題遠不是民怨累積那麼簡單了,「官場治理」難題的出現,標誌著這個集權體系的內在運轉機制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而這樣的困境將或早或晚表現在經濟進一步下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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