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經濟利維坦是如何出現的？2001～2019：中美之間的乾坤挪移（上）

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24日在華府威爾遜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不像去年哈德遜演講那樣博得滿堂彩，諸多中國海外異見人士（包括國內自由派知識份子）強烈不滿源自這幾段：「人們有時會問特朗普政府是否尋求與中國『脫鉤』。對此的響亮回答是『不』，美國尋求與中國接觸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特朗普總統表明，美國不想與中國對峙」。

美國人希望政府少管國際社會閒事

閱讀彭斯副總統威爾遜講話全文，就知道這種源自斷章取義的憤怒有點無厘頭。在我來看，如何評價這一講話，其實就看是出自甚麼立場。中國政治反對者一直將推翻中共政權的重任賦予美國總統，並以此作為評價某位總統是否合格的政治標準。他們全然忘記了一點：美國總統是美國選民選出來的，其首要責任是對美國的當下負責，其次是對美國的未來負責。中美脫鉤，回到尼克遜破冰之旅以前的對峙狀態，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應由美國人民自行評斷。

上述狀況的產生出自兩個原因：首先，從二戰直到冷戰結束，美國一直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其次，在冷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期內，美國自身也以這一角色自任，繼續在世界範圍內以推廣民主化為自身責任。美國克林頓總統在冷戰結束之後，雄心勃勃地推動了全球化，力主WTO吸收中國作為新成員，也宣稱這是引導中國民主化、將之納入國際社會的高招。

但美國政府不是上帝，在全世界推廣民主化遇到重重困難。伊拉克戰爭不僅讓美國勞而無功，反而讓極端伊斯蘭主義乘虛而起。阿拉伯之春以後，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政權紛紛倒塌，ISIS更是成為世界的噩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不僅沒有民主化，反而日漸回歸專制獨裁。美國國內則因全球化的影響，工作機會流失，中產階級萎縮、貧困人口增多；對外戰爭與盡國際責任導致債台高築；美國國內則因人口結構的劇烈改變而導致矛盾叢生，在華府政治中演化成民主共和兩黨勢成水火之態。《世界是平的》作者在書中談到他的發現：美國人所到之處，發現各國人民對美國夾雜著羨慕的仇恨，多半來自於美國插手它國事務（美國的推廣民主化）。

面對上述形勢，美國人的焦慮感日益嚴重。自2009年以來，美國人要求本國政府少管它國閒事、專注於本國內部事務的比例越來越高。皮尤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受到的質疑近年來明顯增加，奧巴馬總統履新的2009年高達41%；2013年，5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上少管閒事，讓其它國家自己處理好內部事務」；在2016年5月的皮尤調查中，這一比例上升為57%。同年7月，《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深度報道，探討美國從2000年克林頓政府直至2016年的經濟政策，以及2016大選中特朗普和桑德斯現象之間的關係，提及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

錯誤的道路由誰開啟？

中美關係演化成今天這樣，主要是美國對中國完全撤掉了籬笆。從克林頓當政以來，歷屆美國總統在中美關係上，都是撤籬笆政策。奧巴馬在2016年4月，通過《大西洋月刊》記者的採訪闡述了「奧巴馬主義」的中國觀，核心內容是「應擔憂衰弱的中國而非崛起的中國」，不願意採取任何措施削弱中國。原因也很明顯：對他青睞有加的「擁抱熊貓派」是中國政府的朋友，他鍾愛的矽谷高科技公司都是中國的投資主力。在他之前有3位美國總統幫助中國進入西方世界。

2019年7月18日，美國前情報官員、冷戰期間的前海軍飛行員Chet Nagle在第七次「當前危險委員會」簡報會上做如下表述：「40年前，中國共產黨政權向我們宣戰，我們卻全然不知。事實上，我們反而幫了它們。」「第一位拯救了中國共產黨的美國總統是尼克遜。1972年他承認了中共政權，結束了其外交孤立」；第二個是老布殊，天安門事件後，他派了一個秘密的高級別代表團訪問北京，安撫中共說，美國不會迴避它們，去年他去世時，北京把他稱作『中國的老朋友』；第三個是幫助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克林頓。」因此，「當前危險委員會」希望特朗普總統對中國強硬到底。

美國「擁抱熊貓派」為自己心向北京設置了兩個堪稱經典的預想前提：1. 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 對中國開放西方的互聯網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

這一理論成為美國的中國研究圈的經典，緣於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在這次演講中，克林頓向國會闡明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好處和必要性：「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關乎我們的經濟利益，更符合我們更大的國家利益。這是自上世紀70年代尼克遜總統第一次訪問中國，以及隨後十年卡特總統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我們必須在中國創造積極變化的最重要機遇。」

克林頓通篇講話，意在解開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擔憂。他從「誰失去了中國」這一話題切入，談到美國政界學界認識到的所有中國問題，例如一黨專政的國家、不能容忍反對派、剝奪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表達的基本權利、控制經濟從而讓國民對政府形成很強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以及人們對中國可能崩潰的擔憂等等。怎麼辦？年輕的克林頓總統充滿信心地回答：「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認同中國的做法，問題是，改進這些實踐最明智的做法是甚麼？」他進而提到：「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她。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可以努力把中國拉向正確的方向，也可以轉身而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轉身而去』會把中國推向錯誤的方向」，克林頓總統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WTO將使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將繼續推進美國過去30年來（即尼克遜破冰之旅以來）在中國努力實現的目標。」

這就是我曾經分析過的美國對華政策八字方針（「接觸、合作、影響、改變」當中的「影響」，尼克遜開始了「接觸」（中美建交），克林頓要開展「合作」，進而「影響、改變」。針對當時急於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商界與擔憂工作機會流失的美國製造業（工會是民主黨的鐵票倉），克林頓想當然地畫出了他們想要的蛋糕：「好處當然是美國公司獲得巨大的中國市場」，「……通過中國政府銷售或轉讓有價值的技術——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可以在不流逝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出口產品。」「通過降低對國有企業保護的壁壘，中國正在加快將政府從廣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進程。」——下篇中，我將談到，後來的情況與克林頓的許諾完全相反。

當然，克林頓還給自己留了充份餘地：「加入世貿組織不會一夜之間在中國創造一個自由社會，也不會保證中國將遵守全球規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它會讓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更上一層樓，而且肯定會比（該提案）遭到拒絕更有成效。」

誰造就了中國這個經濟利維坦？

克林頓總統全方位開啟了與中國合作的大門。其後的幾任美國總統，基本都沿著中美友好合作的道路向深層掘進。到2016年，中國早已不是15年前懇求美國要求幫助加入WTO的發展中窮國，成為僅次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史已長達十年。以下主要截取2001～2016年數據：

中國GDP總量，從2001年的1.339萬億美元增長為2016年的11.19萬億美元。到2018年，全球GDP總量達84萬億，美國雖繼續穩居第一，為20.5萬億，佔世界GDP比重24%，但與2017年的24.4%相比繼續呈下降趨勢；同期，中國為13.45萬億美元，佔世界GDP總量比為16%；比2017年的15.4%有所上升。

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美國貨物進口總額為 21,891.8億美元，自中國的進口額達4,628.1億美元，佔美國進口總額的 21.1%。美國對華貿易逆差3,470.4 億美元——2001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僅281億美元。

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對外投資國。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僅347億美元，佔世界總量的0.5%；2018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高達1.9萬億美元，佔世界總量的6.3%。與之相比較，2001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佔世界之比為31.8%，到2018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6.5萬億美元，佔全球總量的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