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韻：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遺漏了甚麼

9月30日，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在大陸公映。作為向中共建政70周年「獻禮」的作品，該片表現了7組「普通人」在7大事件背景下的經歷：1949年中共建政，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女排三連冠，香港主權移交，北京主辦奧運會，2015年大閱兵，神舟11號返回艙成功著陸。相關人物包括工程院士、運動員、升旗手、汶川災區兒童、北京的士司機、軍人飛行員、太空人等。

影片強調中共的「成就」，渲染「光明」。官方宣傳片裏，包括汶川教師和學生在內的眾人，個個笑容滿面，歡欣激動。「以小人物見證大時代」——此片能夠代表多少中國人的心聲？那些故事與現實有著怎樣的落差？

10月2日，一位大陸網友為《我和我的祖國》這首歌剪輯了「低配版」MV，即以「低端人口」為焦點，認為這樣更接地氣，更有親切感。影片裏，貧窮的中國老人、少年和兒童穿著破舊的衣服，扒著髒飯碗裏的飯粒、牽著牲口、背著廢品，在山路上行走，在垃圾箱裏找食物。他們的眼淚和苦痛，是「新中國」的另類「讚歌」。

在過去70年裏，在今天，多少中國人，被黨的「春風」擠到了「盛世」邊緣，被打入監獄和地獄，他們為何與文藝大製作無緣，為何被故意地遺忘了？

愛國者的悲劇

1949年前後，中共宣揚「人民當家作主」，吸引了眾多社會名流、科技和文化藝術精英，他們決定留守大陸，也有人毅然從海外歸國。然而，事與願違，在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中，這些積極投身國家建設的各界人士，相繼被打成「右派」、「叛徒」、「特務」、「反革命」。許多人被逼自殺或被迫害致死。僥倖活下來的「賤民」，幾乎都經歷了被下放、判刑、被開除公職、關牛棚、挨批鬥等遭遇，被剝奪了自由權利以及寶貴的年華，含悲嘆浮生。

1949年，物理學家、留美博士饒毓泰先生，拒絕了南京政府的邀請，沒有登上前去台灣的專機，而是選擇留在北大執教。1968年10月16日，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饒毓泰不堪折磨，在校內自殺。

董鐵寶是中國電腦研製的先驅之一。1956年，這位留美博士、力學家、計算數學家攜妻兒繞道歐洲、歷時3個月回到中國，受聘於北京大學。當時北大校刊96期對他的事跡做了報道。1968年10月18日，被打成「美國特務」的董鐵寶上吊身亡。

容國團、傅其芳、姜永寧是著名的「乒壇三傑」，他們在1950年代從香港回到大陸，為乒乓事業立下汗馬功勞。文革期間，這三人都受到無情的衝擊，先後於1968年4月、5月、6月上吊自殺。

國家功臣受迫害

近幾十年來，中共以經濟增長的數據和城市建設的亮麗表象掩蓋人權侵犯的罪行。1999年7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波及上億人群。大批知識份子、傑出的科技專家和學者因為堅持信仰而受到殘酷迫害。

于長新是大陸空軍第一代試飛員、國家二等功臣、空軍指揮學院高級教官、副軍級教授。在法輪功被鎮壓之前，中共空軍的飛行手冊、規則技術手冊都是由他撰寫的。然而，這位空軍元老級人物，卻因為修煉法輪功被中共重判17年。

高春滿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資深教授，早年留學蘇聯。回國後，他在200號（當時被編號的秘密單位）從事核燃料萃取技術研究，為中共原子彈和氫彈爆炸提供原料。1994年，高春滿開始修煉法輪功，後來因為中共的迫害而到俄羅斯避難，於2003年獲得了聯合國難民身份。2007年，中共江澤民集團以一份40億美元的合同利誘俄羅斯，導致高春滿被遣送到北京。由於長期遭受精神折磨，高春滿於2011年3月14日去世，終年76歲。

奧運背後　

中共自取得奧運會主辦權後，即開始了以承辦體育盛事為藉口的強拆等人權迫害，將眾多公民的私有財產（包括土地）據為己有，助權貴集團掌控京城、特別是黃金地帶。

2007年9月10日，維權律師騰彪和人權活動家胡佳發表了《奧運前的中國真相》，文中寫道：「你們將看到摩天大樓、寬敞的街道、現代化的體育場館和熱情的市民。你們看到的是事實，但不是全部的真相；就像你們看到海面上的冰山一樣。你們或許不知道，能夠看到的這些鮮花、微笑、和諧與繁榮，正是建立在冤屈、淚水、囚禁、酷刑和鮮血的基礎之上的。」

作者綜合描述了當時大陸的人權狀況：因言獲罪、宗教迫害、任意羈押、濫用酷刑、秘密警察、城管暴力、強迫拆遷、強制墮胎、司法黑幕、身份歧視、強迫遣返等等。

11年過去了，以上現象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更多百姓成為人權侵犯的受害者。